由生态工业革命到生态社会革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5-0094-07
全球生态系统在人类复杂而不可预测行为的冲击下变得越发难以捉摸，农业生产工业化导致的土壤养料循环的断裂、有毒废弃物向自然的排放、化学肥料与农药的过度使用导致水体普遍污染等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可能随时发生。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批判入手，分析了生态工业革命与生态社会革命二者在本质上的不同，由此提出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设想。尽管福斯特的理论并不完善，且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批判角度进行的理论推演，但其理论分析与结果对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经济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
福斯特指出，在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下要想真正解决危机必须要“以一场兼具社会革命的生态革命”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因为生态危机是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历史性现象，只要这种无法持续的生产体系存在，生态危机终将演变为“最后的危机”，把人类文明推向崩溃的边缘。
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在马克思的相关论著中早有定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以及完全集中于商品的生产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使资本成为“无休无止、不受羁绊的欲望，不断力图超越自己的限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M-C-M'）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倾向于把“所有的自然物与自然规律以及一切人所独有的东西都转化成仅是它本身自我扩张的手段”，结果就造成了一个被框定在利润的快速增长与积累之中的体系，这一体系无视人的真正需求，无视自然本身的价值与规律，一切以不竭地积累为目标。而在通过对剩余价值掠夺来扩大积累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但又不激起工人的阶级意识，资本主义生产需要不断提高生产率，以便在不影响工人必要收入的基础上降低工人的付酬比率。这就推动了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强化了生产-积累的逻辑，并最终把社会财富与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而这不但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人类创造潜力被遮蔽，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使人类自身再生产所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不断被剥夺。
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即使是重农学派也没有把自然资源纳入到商品的交换价值中。不过，却一般都认为自然资源构成了公共财富，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不但包括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也包括天然丰裕的东西，如空气、水等。这种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导致了所谓的“劳德代尔悖论”。即私人的财富可借由破坏公共财富而扩大。这就是说，土地的所有者烧掉农作物使其稀缺可以提高交换价值，扩大个人的财富。马克思强烈赞同“劳德代尔悖论”，他认为，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体系下自然界与工人在某种情况下都会成为资本的免费礼物，不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1]，而且自然似乎也只有屈服于资本的力量并贡献出自己的“剩余价值”。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持续性的分析，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即它的“先决条件”着手的。这些“先决条件”“可以从‘原始积累’或者对公地（所有人的习惯所有权）的剥夺的历史中找到，从而也可以在工人本身的谋生手段被剥夺的过程中找到。正是这种剥夺为工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把土地变为私人财产，变成一种纯粹的积累手段，同时就为破坏人类与地球的新陈代谢打下了基础。”[2]同时福斯特指出，通过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看到资本积累的过程具有更大规模和更严重破坏的属性。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贩卖奴隶与掠夺资源为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与各种原料，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由资本主义推动的农业工业化与自然资本化向全球范围的扩张，使得边缘国家的土地与劳动力结构不断发生改变，大量的农民在日益严重的土地私有化浪潮下失去土地成为工业人口，土地、山林、湖泊变成了资本的禁脔，为资本的积累而贡献。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立足点是对人与自然界的剥削与掠夺，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与生态的双重破坏，这是其内含的制度性缺陷，不会因为资本家的仁慈而转变。
二、被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生态工业革命
通过上述分析，福斯特指出，生态危机的现实以及无法持续的资本主义制度把我们引向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生态革命。他认为，“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切变革，生态革命起因于由生产的社会方式与生态之间、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之间发展出来的改变、紧张与矛盾”[3]12，因此这一革命必定是关涉生产方式与生态领域的大规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但是，何种生态革命才是真正需要的呢？福斯特首先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动的生态工业革命（eco-industrial revolution）。生态工业革命是一种新型的工业革命，它致力于依靠技术手段――比如，更有效率的能源利用系统――来创设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基础。这种绿色的工业革命经常被支持者们构想为“生态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进程中，富裕国家主导着生态创新的前进之路，并以此开辟新的市场机遇。但是，福斯特指出，在这一“革命”进程中，“除了技术，实际上没有任何社会结构被改变。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无限追求，以及对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的渴求仍然大行其道”。而且，从现实来看，生态工业革命所推崇的绿色生产正在被看作是为了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国家实力而采取的更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与消费的措施，因此这一“革命”“仍然没有脱离当前社会秩序中主流的个人主义的利己（possessive-individualist）前提” [3]12，其最大的失败之处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福斯特指出，这一思想混乱源自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思。为此，他以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论述为例进行了说明。克里斯蒂安认识到了当今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通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将其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但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日益增长的生产与销售体系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矛盾，资本主义至少会设法与可持续发展的某些早期阶段共存[3]14。福斯特指出，克里斯蒂安在认识上的这种矛盾，首先逃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何以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逻辑与实践上共存；其次，资本主义对利润增加的追求是否有赖于生产的增长？如果生产不增长但又要保持必要的利润率，是否意味着收入从社会底层向顶层的逆向分配不断加剧？再次，作为结论，“在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并没有绝对矛盾”的表述?c事实严重不符――作为一种普遍追求利润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内化了无限扩张与积累的逻辑，而这与地球生态有限性的矛盾才是绝对的、无法逃避的。 事实上，生态工业革命是西方环境经济学理论在现实层面的推进。西方环境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主要借助技术的革新以及经济的手段推动社会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并寻求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样的理论基础也确立了生态工业革命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所有的改变都被严格限定在资本主义平稳发展的范围之内，而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需求及其所固有的破坏性却很少会被提及。这样，生态工业革命就被限定在对燃料是否清洁、发动机效率，以及废气排放标准等方面的讨论上。但是，依据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制定的“革命”方案远不能把正在遭受破坏的社会与生态从悬崖边拉回来，而只是“领着它们与处于冒险中的经济增长一道在悬崖边缘永久的徘徊” [3]16。这是因为，尽管能源与资源的使用效率确实会随着技术的改进日益提高，但是结果却并不会减少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效率的提升会推动经济扩张与积累的进一步增速，而这反过来会压倒效率改善的成果（“杰文斯悖论”可以加个脚注）。甚至，一些看似由生态工业革命带来的区域性环境改善也并不如表面上那样美好，也许只是通过简单地把环境问题从富裕地区与国家转嫁到贫穷地区与国家来实现的。
福斯特指出，生态工业革命所依赖的主要手段是“技术绿化”，但选择的却往往是那些允许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能够不受限制增殖的技术。而这“与其说是要解决生态问题，毋宁说是要使当前‘脚踏磨坊式的生产’永存下去” [3]20。他指出，在那些被忽视的并不新也不尖端的技术中，许多都能够满足社会及生态恢复的需要，但因为这些技术不能为资本主义带来更多的利润而被限制使用或弃之不用。对此，他以温室气体排放的治理为例进行了说明。在美国，火力发电厂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比整个美国交通运输系统排放的总和还多。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关闭火力发电厂，用太阳能、风能或者别的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能源。但是，这一方案却得不到落实。受欢迎的做法是通过研发与使用“碳捕捉”技术，通过重建安装了碳回收设备的火力发电厂来使煤的使用更清洁。且不论目前“碳捕捉”技术效率还很低下，即使这一技术足够成熟并高效，煤碳的开采与使用仍然会给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而且这一技术的使用还增加了回收碳泄露的危险。福斯特指出，这一具有一定冒险性的技术之所以被奥巴马政府大力支持，是因为这一技术既能维持当前火力发电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开拓新的获利空间提供了可能，因为“碳捕捉技术的使用需要完全新的工厂与配套设备”。由此，福斯特指出，以“绿色技术”推动的生态工业革命遵循的依然是资本的逻辑，技术的选择与使用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资本的积累面前，所有其他行为，包括减少排放、改善环境都只能是附带的。这正如梅萨罗斯在《超越资本》一书中所说的，相信“‘科学和技术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是一种比相信巫术还要糟糕的想法，因为这忽视了当今科学与技术所具有的破坏性的社会内涵。就这方面来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通过使用科学与技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很显然，这是必然的，问题所在之处是：我们是否能成功的根本改变技术使用的导向，如今，这一导向主要是被具有自我永恒追求的利润最大化所决定与限定的。”[4]
客观地说，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技术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还在于改变社会生产结构，因为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通过福斯特对生态工业革命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深刻地看到，生态问题的解决绝对不是关于技术或非技术、工业主义或非工业主义的简单争论，毋宁说，这是一场有关资本主义是否能提供必需的生态文明，或者相反，作为一个体制，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达到了它的界限的辨析。单调而乏味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目标，除了增长，其余不值得关心，但是这种增长只意味着主要是少数人财富的增长。因此，“经济学成为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而在这种经济学逻辑中设想出的所有解决生态问题的尝试都必然要与促进平等主义以及生态主义的目的相冲突，所以说，“主流经济学本身是与资本主义自我巩固的意识形态同构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们会声称，即使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也只会对经济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处理生态危机问题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不采取行动或者最多是缓慢行动。当今的生态危机也许并不如福斯特强调的那样将影响到所有人的生存。但对于那些不幸受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生态双重剥削而悲惨生活着的人们来说，生态危机却绝对是事关生存的巨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革命必然也应是社会革命，只有把受剥削的人与受掠夺的自然同时从资本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才可能在最现实的意义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威胁。因此福斯特相信，“真正和迅速的生态变化只能通过改变经济和社会秩序，并以所有人的整体需要重塑整个社会才能获得”，这就需要进行一场生态社会革命。
三、真正的生态革命必须是社会革命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社会革命（eco-social revolution）是一种远比生态工业革命激进的革命，它会使基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之上的“整个文明都发生激变”，“因为这一革命要求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变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的社会结构”[3]13。也就是说，生态社会革命要果断地转变资本主义现有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分配以及消费领域打破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秩序，以此消除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裂缝。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精英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技术转变企图。这一“革命”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对现行体制的维护，它的目标是把与环境挑战相关的社会改变限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但是，这种革命与真正的生态革命相去甚远，因为它既没有打破现有的社会结构从而有助于形成更加公平的社会交往合作，也没有真正改善自然与社会关系进而推动具有可持续性的外在生态环境。在福斯特看来，真正的生态革命应该强化生产方式与生态之间的联系，使之与更广泛的社会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相联合。因此，真正的生态革命应如所有的社会革命一样，是源自于广大民众的，它将对社会所有方面的问题进行根本性解决，并且这种生态革命还应重建社会经济基础，以使其服务于阶级反抗与公众干预，而不是少数人的资本积累[3]29。与任何一种真正的革命一样，为生态社会革命勾画蓝图是困难的，因为在革命的道路上总会面对许多突如其来的磨难与考验。但是，福斯特指出，依据一些已有的理论与实践，对生态社会革命进行一些相??宽泛的设想还是可以实现的。为此，他考察了刘易斯?芒福德的“基本共产主义”理论，并依据这一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社会革命观。 芒福德在《人类的处境》（The Condition of Man）一书中提出了“基本共产主义”概念，认为仅满足于把机器大工业看作是创造利润的美国社会及其资本主义同盟需要进行一场“革命”，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把个体需求（表现为对利润与红利的追求）向公共需求（表现为商品与服务等社会福利由社区提供给所有的市民）转变，在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收入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而不是能力或生产贡献进行分配。当然，这种在人类生产目标上的改变必然会提高教育、娱乐、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艺术等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这意味着，公共需求不可能从现有的商业供求关系中自动生成，而是要在充分使用自然、技术和科学资源的基础上把土地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芒福德看来，资本主义正经历着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失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三种类型扩张――土地扩张、人口扩张和工业扩张――之上的。所有这三种扩张作为创造财富的策略都会导致经济与生态的冲突。但是，随着全球边疆的逐渐消失与世界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资本主义领土殖民的长波已经终结，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可能只有通过“浪费经济”或者生命成本的消耗才能得以实现。芒福德创设“基本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希望以一种稳定、平衡、生活中心的社会结构取代可能会出现的“浪费经济”对人的生命以及环境的压迫，以对社会福利的追求去超越“现已陈旧的经济梦想”，“因为这种陈旧的经济――建立在每年增加的国民生产总量之上――虽然可能会通过日益增长的消费、不断膨胀的经济剩余得以缓和，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从来没有学会公正的分配，或者说，从来没能学会清算自身的缺乏与不足。”[5]
福斯特指出，芒福德的“基本共产主义”理论代表了一种通过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危机”的方式解决贫穷、生态等“外部危机”的尝试。在他看来，这种尝试指向的是建立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这就意味着要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内着重培育人的社会性与集体性，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与他所在的环境处于动态平衡的联系中[3]31。为了解释这种联系，福斯特借用了“社区点”（community points）的概念。这一概念是赫尔曼?达利与约翰?科布（Herman Daly，John Cobb）“共同体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的重要理论构成。在达利与科布的理论中，社区点是指某种具有确定公共特性的社会秩序，创建社区点的目的是使居于其中的人们不再以孤立个体的状态存在，而是通过更紧密的邻里与亲朋关系，以相互帮助成为“共同体中的人”。在社区点内任何决议的形成都要有广泛的集体参与，所以这一概念最完美的形态就是要达到一种“实质性平等的制度”，因此，共同体的健康决定了生活的质量。福斯特指出，人类共同体是更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如果把达利与科布社区点的概念加以延伸，把这种追求社会生活可持续性的概念的外延由人类社会扩大到人与周围生态环境的关系，无疑会形成一种社会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的稳态生态社区。当然，在今天利己主义甚嚣尘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社区点还是稳态生态社区的出现都将是革命性的。
通过以上的理论梳理，福斯特坚信生态社会革命是有其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而且他相信这一革命与自上而下的生态工业革命不同，必定来自于社会底层，延续一条阶级革命自下而上的路径。因此，要想进行生态社会革命必须回到马克思。正是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真正推动者，因为“在无产阶级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无产阶级只有“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才能解放自己，而只有“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6]今天，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其阶级意识受到了一定的遮蔽。但是，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发展导致的“非人道的生存条件的焦点”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的转移，使得欠发达国家中的大多数群体的生存境遇不断遭遇马克思所说的严酷而违反人性的状况。因此，福斯特指出，当今工人阶级的现实决定了生态社会革命首先会在第三世界发动，因为“那里正经历着类似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生活条件，因此在采取激进措施避免灾难问题上没有什么可失去” [3]32。同时，福斯特也指出，这种来自被压迫地区的生态社会革命必须偕同进行，使之成为反抗帝国主义、遏制贪婪的资本积累、阻止地球被毁灭的起义。因为生态危机是一种全面的危机，它将超越阶级的界线、跨越疆域的限制，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革命将会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福斯特看来，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态革命不但密不可分，而且相互提供了必要的内容，他相信通过生态社会革命实现的社会是真正体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的”[7]926-927。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福斯特用“生态基本三角”对“社会主义基本三角”进行了补充。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想成功，则必须同时满足三个以下基本条件，即“（1）社会所有制；（2）由工人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3）满足共同的需要。”[3]33在福斯特看来，查韦斯的“社会主义基本三角”失于偏颇，它只强调了社会层面的公平实现，而忽视了生态维度，因此需要用 “生态基本三角”对之进行补充与深化。所谓“生态基本三角”，是指“（1）自然的社会使用，而非对自然的私人所有；（2）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3）不仅满足当前世代也要满足未来世代的共同需要，以及生活本身的需要。”[3]33福斯特指出，尽管苏联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在社会与生态两个层面上都快速地偏离了社会主义确定的目标，把生产作为整个社会最主要的目的，这一社会目标的转变使苏联日益强调快速而强力地消耗劳动与自然资源，这加速了劳动与生态的崩溃，因而最终为其解体铺平了道路。但是，福斯特也指出，苏联的失败并不代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苏联的失败在于它背离了马克思可持续性发展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且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认识有助于使社会主义回归到它古典的道路上去，以更加平等，更加生态的视野看待社会主义本身。 由此，通过福斯特的分析可以看到，真正的生态革命必须是社会革命，因为二者都内在包含着激进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如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是荒谬的一样，人对自然的私有同样荒谬，“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与自然的所有者”[7]875，因此，从逻辑上来看，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相互补充是必要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单纯超越人的异化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它与超越自然异化的目标并存，反之亦然。”[3]35所以，为了人类平等而斗争和为了保护地球而斗争需要合而为一。
四、结语：评价与启示
如何为生态危机寻求政治解放路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福斯特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经济、政治、生态等多重维度指出了一条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并把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革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可能。这样他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为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种理论设想。在福斯特看来以利润与积累为导向的生产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种最不道德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但使社会内部出现了阶段对立，也导致了社会与自然以及自然内部出现了“物质变换”的断裂。而更为可悲的是，在这一制度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踏轮”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从中脱离。既然全球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唯一的解决路径只能是终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单纯从个人消费的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不同，福斯特一开始就强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作用。但是对如何变革这一制度，福斯特一直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90年代初期，福斯特认为应该通过“环境正义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联合的途径把“自然社会化”，只有把自然置于公共领域，置于人们共同的保护之下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但是，随着各类新社会运动的式微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新霸权政治体的兴起，福斯特意识到当前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生态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表现出了“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追求，这就决定了任何领域内孤军奋战的反资本主义革命都不可能推翻现行制度，只有多维度的、立体的社会革命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生态的，生态主义是社会的，否则二者皆不能存在”[3]34。因此，福斯特所设想的生态社会革命，不但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劳动与自然的异化，更重要的?在于要构建一个自然资源为所有人所共享，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同时并存的社会。
总体来说，作为一位左翼学者，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主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视角，兼顾对传统社会主义主义理论的反思。尽管在实践上，对于如何进行生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并没能给出具体的方案，但有时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因为只要问题本身是“现实的问题”，就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答案。由此，我们认为，尽管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还不甚完美，但对于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经济社会与自然协同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科学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生态问题也日益凸出。严峻的生态现实警示着我们，当我国正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推动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时候，脆弱的生态系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制约性因素。因此，正确对待发展，以一种生态思维引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并最终实现社会-人-生态三者的稳态结构，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从福斯特的分析可以看到，受积累所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金积累的性质与目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但市场与资本都有逐利的非理性冲动，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监管，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之上。在制度的设计与经济行为方式的引导上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努力形成以对自然和人的尊重取代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以对社会公平的促进消解对个人财富的欲望、以民主制度的完善保障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社会发展机制。以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以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立足点，“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8]，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辩证看待经济增长，保持生态理性。在福斯特看来，增长是资本主义的主导话语，对增长与利润的追求是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性最根本的原因。虽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持续的内在要求，但经济的增长决不能牺牲生态，必须要摒弃置生态于不顾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生态理性。由福斯特的论述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国家为了发展而只看重利润，追求资本增殖，则很容易坠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从而“赢了经济，输了环境”。当前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在这一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固然要借鉴资本的力量，但必须要与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态度有所区别，把获取利润与积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寻求利用与限制资本平衡点的基础上，确保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稳定发展。因此，在兼顾经济与环境双效益的同时，要着力发展绿色经济，以“五位一体”总布局为依据，在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贯彻生态文明，强调与重视生态成本，以终结社会化大生产中长期以来以牺牲自然资源换取利益的盈利模式，结束“公地的悲剧”。
3.防范技术的非理性使用。通过福斯特的分析可以看到，生态工业革命对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尝试的是“技术解救”之路。但是，由于其选择技术的标准主要是能否为资本带来增殖，因此就决定了这一“革命”不能真正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这一观点对我们当前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所采用的技术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技术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具有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技术是中性的，它只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其作用的体现会受到人的主观意愿的调整。这就决定了我们在选取不同的技术从事生产与生活时需要树立一种绿色技术观，在考虑技术的使用效益时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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