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境遇:农民日常化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65-03
生活境遇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境况和遭遇的综合，前者代表的是当下情形的权衡，后者代表的是历史遭遇的经验，生活境遇既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既是个人生命演化的轨迹，也是社会历史大背景在个人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因此，它能成为连接个人与国家、心灵与社会的中间环节，通过它既能看到个人生活的模样，也能瞥见政治权力擦过个体生命时所撞击出来的亮光。因此，本文试图借助生活境遇来展现农民日常化的政治认同逻辑。
一、政治化的生活与生活化的政治
近代以来，对启动现代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中国来说，其既经历了激情革命的岁月，这是一种具有启蒙主义理想的改造社会的革命，无疑具有政治冲破社会的栅栏闯入经济、社会以及私人领域的特征，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所经历的不断推进革命的政治化的生活；也经历了冷静变革的开放时期，而“文革”的结束与改革的开启，走向了带有“告别革命”意味的政治退潮，常规政治与现实政治逐渐凸显的时代，即生活化的政治。受其影响，农民也在政治化生活与生活化的政治之间变换着自身的角色与关系。
（一）政治化的生活
郭于华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村落社区的历史和家庭、个体的生命历程如何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发生联系，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相关联？我们何以能够透过个人生活史和微观层面的民间历史资料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执著于‘活着’或‘过日子’的普通人何以可能被发动起来，并以一种全民的‘积极亢奋状态’卷入政治生活？”[1]105的确，千百年来农民的生活都是一种自然状态，其典型特征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纳完粮，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在自为状态。但是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特性却打破了这种状态，其主要表现为：传统中国是一个贫困而分散的社会，要实现后发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政治?釉钡姆绞嚼唇?分散的农民社会带入现代化，而这样的任务则需要由一个权威性政党和领袖自上而下地将农民大众吸纳到党和国家体系中来，由此形成动员型政治形态。[2]因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农民大众之间的链接是通过政党及其组织运作方式来实现的。而这种政治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政治教育的过程，恰恰就是将普通农民卷入政治生活，改变农民日常生活状态和行为轨迹的历史性进程。
1.经济生活的政治化。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一方面继续推进着革命年代的做法，例如，将翻身与生产相联系，解放与土改相伴随，赋予生产以及生产关系调整以政治涵义；另一方面，则以不可阻挡之势，将农业生产置于国家政治任务之下，实现着国家所要实现的新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如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合作化，进而一步一步地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人民公社。这正如金观涛、刘青峰二位教授强调的：“国家控制强大到一定程度会造成整个经济结构的突变，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自耕农结构和双结构工业结构均是不稳定的，它只能转化到与强大意识形态指导下国家控制相适应的新形态中去。”[3]首先，国家指令调节着农业的生产。这种情形下，农业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不再是农民个人的自主行为，而是伴随国家政治需要起伏的运动型经济和指令性农业。例如，有的农村历史上均是上半年种小麦、下半年中包谷的基本格局，被改变为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油菜、花生、芝麻等，这都是国家政治任务的结果。其次，国家的粮食供应制度――口粮，也需按国家的要求获得。而农村计划口粮的获取，必须以完成国家经济任务为前提，而集体时期开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布置生产任务，然后分解任务到各班、各组中去。第三，记工分成为农村的日常监督制度。与之相关的，则是记工分的办法在各生产队的普遍施行。因此，工分就成为了衡量个人在集体劳动中的数量和质量的依据。
2.日常生活的公共化。由于将日常生活变为政治权力实践和政治仪式进行的场所，所以，农民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被大大挤压掉了，自己私密的空间也受到侵入。所以，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农民早上和下午是需要到生产队出工记工分的，中午有些许休息和吃饭时间，下午收工后，又时常被通知去开会，而这种会议，往往都带有政治性的成分，如要先学习一下文件，或者唱唱革命歌曲。因而，农民的日常生活被各种运动和政治学习所占据，日常生活已经被公共化了。这种公共化的生活也有三种表现，一是开会学习常态化。这种会议一般以政治精神传达与政治文件学习为主，这使得上层的声音和指示能传达到这个国家底层的村庄。二是阶级斗争时不时地上演。阶级斗争时，一般会让坏成分的分子在台上陪站，或者直接拉出来批斗，这样的目的，既是提醒村民敌人的存在，以便在敌人的反面，确认自我是人民一员的认同感，同时也是对阶级敌人的羞辱与展示，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权力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显示政治力量。三是政治运动的持续化。上年纪的农民脑海中能数出来的政治运动都是一串一串的，可见，各种政治运动在他们个人曾经的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权力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也是让其生活卷入政治的方式之一。
3.观念世界的象征化。观念世界的象征化主要就是指人们对国家各种象征仪式的接受和权力符号的内化过程，也就是，生活仪式化与象征实用化。仪式象征是政治权力表现的形式，也是权威得以塑造和再生产的过程，因而，观念世界的象征化对农民的内心世界的改造意义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打击赌博，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农民的赌博行为如被查获，是要被扭送到专门的学习班改造学习的，这种学习班就具有改造思想的作用。二是积极分子、正面人物屡被宣扬，也就是说，评比先进、树立榜样是塑造农民观念世界中孰好孰坏、孰优孰劣的常见手段。三是办学习班扫盲、教唱歌曲和跳舞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 （二）生活化的政治
中国社会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政治化生活之后，高度政治化的生活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则是生活化的政治，这种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生活成为了政治的目的，政治只是充当着工具和手段的作用，生活的，又重归生活，政治的，归于政治，二者之间不再是同构关系，而是各自回归各自的支配逻辑。也就是说，生活化的政治是让私人生活成为生活的主角和常态，而政治只是其中的点缀，但是却不可或缺且意义非凡，这正如孙立平先生在谈 “过程―事件分析”的妙处时，所类比的空气之于画作的意义，即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让画作产生了强烈震撼和革命性的艺术形式。[4]这就具有任剑涛教授所描述的后革命时代的典型特征了：“而后革命时代人们刚刚告别个人崇拜，对于他人的盲从与迷信就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拉开距离。……从个人崇拜向个人主义的滑动，显示了人们力图探求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积极变化。面对市场经济促成的平庸生活局面、面对缺乏激情的后革命驱动的情绪化状况、面对不清晰的未来造成的前途迷惘，人们努力在日常的生活经历中寻找生活的价值和意义。”[5]
1.从村公所到灶台。经历了广场政治的狂欢与剧场政治的激情之后，村庄农民还得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还得回归到与生存和生命需求有关的吃喝拉撒睡等基本需求中来，这才是每个农民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因而从村公所到灶台才是理性的选择。生活逻辑所支配出来的人性需求，使得普通农民必须回到生产与生活有关的一系列活动中来，在这个私人领域中，其才能感到安全感、平静感和满足感，这是因为公共与私人领域比较起来，私人领域才是满足个体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公共领域只是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6]对于农民来说，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最主要的活动即是围绕灶台展开，灶台代表了生的欲望，而村公所则代表的是公共活动场所，是个性表现的空间，相较而言，以生活为主旋律和围绕生活开展的活动，必然会表现为从村公所到灶台的回归。例如，现今，有的村干部感受到两个时期（集体化时期与后集体化时期）相比其号召力在减弱，同时，农民普遍认为，与其和干部争国家补贴，不如自己多卖点菜挣钱，都反映出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生活政治场域中，个人利益优先与公共生活退居第二，才是最真实的表现。
2.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如果说革命时代代表的是道德理想主义，蕴含的是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后革命时代代表的则是现实主义，蕴含的则是工具理性。前者是以集体化时期的社会激情高扬的集体主义为表现，后者则是以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利益算计为表现的个人主义。在以价值理性为基调的政治化生活中强调村民必须有集体主义道德，要有社会公德之心，要大公无私，要“一大二公”，要“舍小家顾大家”，可是在以工具理性判断为基调的生活政治时期，前面的这些要求显然是“不明智的”。因而，在生活化政治中，农民开始变得比较注重物质利益，变得思想比较复杂（在某些人看来），变得没有公德之心，变得不顾他人只顾自家，变得“我该得的就要得”的权利要求觉醒，变得一切向钱看，干部不再如集体时期那样“吃苦在前、分物在后”。从村庄政治看，在农村权力中心所展示的权力争夺中，以及农民的政治价值判断中，价值理性滑向了工具理性。
3.从先验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革命和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进行了一系列国家所倡导或发起的政治运动，而这些政治运动既有涉及生产劳动的，如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等；也有涉及生活的，如人民公社大食堂；还有涉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如换工队、互助组、低级社、高?社等；涉及文化的，如学习班、唱歌跳舞班等。而在话语上则为“人定胜天”“敢教日月换新天”“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等，这些活动可看作是社会试验的具体形式，但其背后却是先验主义启蒙思想的涌动，与政治化生活密切相联系，这种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思绪，以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冲动，均是与政治走向和国家意志相伴随的。而经验主义则是与先验主义相对应的，体现生活常识、平民主义、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潮，对于人的行为及其能力抱有怀疑主义的态度，相信经验世界中的知识积累和不断试错，通过人的经验感知来把握世界。因而，生活化政治的背后主要的判断尺度和依据就是理性计算与生活常理，干部从事政治活动看重的也是政治为其生活带来的现实利益和物质回报，村庄精英进行政治博弈，没有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那么崇高，相反，却充满了利益盘算和物质享受的鄙俗气息。
二、生活境遇：农民政治认同观念的心理沉淀
生活境遇一词来自于生活之中，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因生活境遇是每一个农民所具有的，是现实生活在其中的过滤和沉淀，因而，生活境遇就成为理解农民行为和心理的一种角度。
（一）生活境遇的二重性
清华大学郭于华教授通过对受苦人的“苦”进行专门性研究，有力地捕捉到了苦难与阶级、与国家、与社会等的联系，进而找到了进入心态史研究领域，并获得对历史过程和逻辑的理解之独特路径。[7]应该说，这一研究极具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类似地，生活境遇也因其对每个农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因其是农民与外部世界如社会进行互动的产物，是具有社会印记的，因此，生活境遇就具有二重性属性，即既是个人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既是微观社区的，也是宏大制度结构的；既是身体感知的，也是外部力量塑造的。这样，生活境遇就是一个个人与社会的交汇点，通过它，既能看到个人生命历程的轨迹，也能看到社会历史的脚步。虽然，农民的日常生活是弥散的、默默无闻的、周而复始的、“无事件境”色彩浓厚的、琐碎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触摸、不可感知、不可讲述、不可展现的。而生活境遇所具有的二重性，则可谓日常生活的聚焦，并进而可以对境况相同和遭遇类似的人进行归类和聚集，这样就为捕捉带有个人色彩的、弥散性的日常经验的情形找到了可分析的路径。在此，身体政治与象征政治在形成生活境遇上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二）生活境遇之身体政治 满永认为：“国家与革命，对长期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乡村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非是不言自明的。乡村人又是在怎样的层面上去理解革命、认知国家的？也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8]因此，寻找到中介环节或中介媒介就成为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福柯独辟蹊径地对身体政治或生命政治的研究对此有启发意义。福柯认为，话语、暴力、意识形态、物质因素、技术、谋略等都能实现对肉体的驾驭，这表现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这种对肉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与对肉体的经济使用密切相联；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9]同时，应星教授指出：“身体既是人最私密的存在，又是人最公共的符号。”[10]24正是这样一种身体与政治的关系，使得透过身体政治，能够感受到权力的存在，同时身体政治也是农民向外发出回应的表现。因此，身体既是被当作政治的工具，也是被当作政治的目的，即受驯服的身体，可是，身体也并非是那么听命行事的，农民自身的感受和对身体束缚的抗拒，均构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无论是集体化时期的生产队管理模式，还是集体大食堂时期的饥饿记忆，以及斗争地主和其他阶级敌人所施展的暴力与软暴力，这些记忆均让农民感受到了国家权力作用于身体的力量和印记。在这样的身体政治的权力实践中，在每个农民的心理和情感以及身体上均能感知到的规训与惩罚所带来的影响，国家治理技术正试图将农民的身体、生活乃至思想均实现集体化以及国家化，至于农民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的震慑、洗礼、接纳、抗拒、服从、应付、附和等交织出来的复杂心态与情感就决定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状况。
（三）生活境遇之象征政治
政治象征既可能是标志性物品，如纪念品、艺术品、仪式、旗帜等，也可能是符号，如标语、口号、纲领、路线等。而运用政治象征唤起政治情感以及实现政治目的的政治形态即为象征政治。换言之，象征政治通过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能够实现塑造人们的政治心理、内化权力实践的目的。正如有学者认为的，象征符号和仪式行为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东西是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的，它们与权力相互依存、互为因果。[1]83因而，作为权力技术与权力实践的仪式与象征，就成为政治权力作用于农民日常生活并使之唤起认同和想象的中介媒介物，权力实践正是通过生产生活的仪式化以及仪式的实践化来深入农民内心世界，改变和塑造其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的。对此，郭于华教授指出：“生产、生活过程的政治化、仪式化，以仪式表演呈现的政治活动，改变乃至重塑了人们的观念领域和精神世界。”[1]117学者应星在探讨当代中国的新德治的时候，也曾专门分析真理话语、国家治理技术、个人的策略行动三者是如何构成了塑造“新人”，实现政治治理和权力合法性再生产机制的。[10]160过去国家通过开会仪式、领袖崇拜、政治广播、文件报纸等方式在不断地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传送着政治象征的符号与意涵，现今则是通过电视新闻、惠农政策不断地传递着来自上层政治的权力信息，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农民是如何看待村庄政治、如何看待国家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权力结构和意义系统的。
三、生活境遇所展示的农民政治认同逻辑
总的来看，生活境遇是综合性农民政治认同状况的反映，其构成了农民由内而外的观察政治和接纳政治权力的日常化的实践结果，而身体政治与象征政治是外在力量产生和改变农民政治认同的关键性中介?h节。因而，生活境遇既是历史性心态、情感的累积，也是现实利益关系、情理是非的横向判断，在这二者交汇的十字交叉点上，我们得以发现农民是如何看待政治权力的，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面貌。
（一）从生活境遇看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生存理性决定的农民政治认同，将农民作为一个抽象的理性人或经济人看待，只看到了农民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个生理性需求维度，但实际上，农民还有更为复杂的表现，如从政治的角度看去，就还有政治人属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去，就有社会人属性；从伦理学角度看去，就还有道德人的属性；从法律的角度看去，就还有法律人属性；从心理学角度看去，就有情感人属性。而且，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人的基本需求中生理或生存需求是最低层面的需求，而安全需求至少包含有政治人和社会人属性，再上一级的交往需求，则包含有社会人和法律人、经济人、情感人等属性，如再往更高一级看，自我实现的需求，就包含有不同属性的人的不同面相和属性。因此，四重逻辑之中的生活境遇决定的农民政治认同，起码涉及到了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情感人、道德人等维度，能看出不同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背后的人性基础和相应行为原理。因此，以经验世界中的农民为分析对象的生活境遇，就能解释农民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二）从生活境遇看农民政治认同的变化性
由于生活境遇决定的政治认同综合考虑了历史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的双重影响，因而，农民的政治认同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不断累积或衰减或扭曲或矫正等情况，也是当下利益与现实需求之网中的境况判准，这样的情形就会多增加一些对农民政治认同变化性的认识，而不是线性的一个因素（如生存理性）影响，一个维度可能出现的情况就只有要么是增长，要么是减小，或者是没变化的。但是，如果将历史性和共时性维度同时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如下情形，第一种情况是，历史上可能有较强政治认同的农民，因当下利益受损而减小或不认同政治系统。第二种情况，虽然当下现实利益问题或政策不当问题导致了不满，但因曾经的遭遇让其感恩党或政府，则也不至于政治认同急剧下降。第三种情况，还可以发现政治认同的变化性来自于对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所能满足农民的不同需求，如前文所分析的，农民对国家权力基层政府及其代理人与中央政府的评价与情感呈现两极分化，国家象征政治与现实政治对于农民的生活境遇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背后的原因放置于生活境遇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此外，还可能有第四种甚至更多种情况可以进行分析和讨论。 如果将生活境遇中基于现实利益、人情网络、社会地位、话语支配等因素和逻辑所决定的农民政治认同归为功利性政治认同，而将生活境遇中基于历史塑造、情感累积、价值评价、心理态度等因素和逻辑所决定的农民政治认同划分为价值性政治认同，那么，前者的特点就是短暂性、现实性和同意性的，后者的特点就是持久性、心理性和归属性的。其不同组合情况，也可以看出生活境遇中的不同政治认同类型所产生的政治认同变化性。
（三）从生活境遇看农民政治认同机制
生活境遇是农民个体性的体验，虽能看到国家试图通过身体政治和象征政治来作用于生活境遇这一综合性心理情感积淀，但是，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其中的分量仍然是巨大的，这就决定了农民认识和看待国家权力是由内而外的指向性。并且，国家权力从外部嵌入或操控农民日常生活轨迹是否成功，完全系于能否成功地通过生活境遇这个机制来实现转换。只有当农民个体的生活境遇，习惯于这些权力机制和技术运作，并能持续感知其存在，农民逐渐降低个体和自我意识，将个体意识变为集体无意识的行为，这时候，国家的权力治理技术才会获得成功，但这显然会改变到农民原有的结构和意义体系，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和顽强性可能也会再次反弹，至于这二者的互动关系和交织状况则继续会使日常生活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面临多元张力，而生活境遇或许能提供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另一种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