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012-0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支柱性的角色。但是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却从未停止，民营资本介入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走出去参股民营企业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虽然提出较早，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下来。我国国企混改工作的推进需要理论方面的深入研究。为了更进一步理清该领域研究脉络，本研究对近20年来国内混改方面文献进行了细致梳理，形成如下综述。
一、关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研究
（一）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
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董辅（1995）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两类企业，后者涵盖自然垄断企业以及社会福利企业这两种分支，认为应从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功能入手，发挥其在实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中的主导作用。张淑敏（2000）根据国有企业供给产品和企业规模的不同，将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国有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三类，针对不同规模、不同产品、不同性质国有企业，改革策略选择和分类也应有所区别。蓝定香（2006）从国有企业产权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两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公共领域类型的应该建立一个“特殊”产权制度，非公共领域国有企业则应建立制衡的产权结构多元化。
（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1.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混合所有制并不是我国首创，早在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就认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让国家的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相互合作”。而将混合所有制作为一个真正确切的概念作出阐述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凯恩斯“公私合作”理论丰富为“混合经济”理论，并提出了混合经济论。直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才逐渐意识到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必要性。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学者对混合所有制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朱光华（2004）主张我国混合所有制结构应当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厉以宁（2004）认为应当提倡“新公有制”，也就是少数国有企业依然是国家控股，大量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涵盖了法人治理结构完整的公共持股股份制企业和各类型基金参股所有制；马俊青（1995）认为，应当让国家没能力或没必要实行垄断性国有独资产业或独自企业，而是应该向混合所有制部分进行转移。
2.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到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的高度。国有企业特别是处于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上愈加坚定。我国学者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
吴广津（2002）的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进而推动国企经营机制的改革，所以必须要把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加快政企分开，弱化政府干预，引导企业自身进行转变。黄速建（2014）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问题包括：功能分类及分类监管问题，国有独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国企去行政化的（下转24页）（上接12页）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国企公司治理问题，如何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持股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公司文化的管理问题。陈俊龙（2015）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正式沉淀成本，实施有效控制；打破国企垄断，完善市场体系；有序推动混改，弱化从众心理；提升综合素质，减少认知失调。吴爱存（2014）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改制上市，吸引社会资本，实现规范化治理；资本并购，融入市场优质资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足产业链，打通产业链，实现上下游对接；全员持股，企业管理激励，增强员工积极性；创新融资渠道，拓宽融资渠道，丰富多元化工具。汤吉军（2014）的研究从不完全契约视角对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了制度分析，并提出：应当降低资产专用型，完善竞争性市场结构；降低交易成本，加强企业治理结构；减少敲竹杠行为，提高信息对称程度；创造良好的缔约环境，提高政府干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