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跨越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0)03 ― 0005 ― 02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
(一)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础上的,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经济的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飞跃,突出体现在对俄国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构想上。俄国作为庞大而落后的东方帝国,是世界上唯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及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使各种社会冲突空前地激化起来。沙皇政府随时都可能被即将到来的革命所倾覆。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那么人民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将走向何处。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突破了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模式,论及了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明确表达
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明确地把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实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思想,认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不必接受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即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最终形成
1882年1月,在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世人明确地表达了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是其关于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基本思想的公开阐述,第一次将他们关于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公诸于众。该“序言”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时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进一步指出,这一设想跨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普遍性,“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这一论述给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思想赋予了普遍适用的意义,即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思想不仅仅是适用于俄国这一特定的国家,而是适用于所有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从而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思想变成了适用于所有处在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一切国家的基本理论,形成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二、“跨越”理论所具有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逻辑地包含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深刻内涵。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以前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体现人类历史发展虽然具有普遍的发展规律,但并不排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个别性和差异性,各民族、国家应当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逻辑内涵。
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是相对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谈的。社会发展形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自发地进行”:二是“这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而跨越发展形式的特点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而不是靠自发地进行,而且是迅速的。
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中,完整意义上的跨越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的内容。这是由东方落后的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跨越的两个层面是缺一不可的。但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往往在相对较短时间内通过激烈的革命运动取得成功,而生产力提高却是一个长期量的积累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同步实现,从而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后来列宁则明确地提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分开来的思想。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本质意义上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跳跃性即指社会更替过程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跨越了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不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更高社会阶段的特性。我们认为,所谓跨越理论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不同国家、民族历史发展和社会演进可以借鉴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的东西进行跨越发展。
三、马克思跨越式发展理论的中国化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质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多样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过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并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飞跃。
(一)马克思跨越理论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成功地指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党的八大为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也从革命逐步转向建设,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但1957年以后的20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曲折,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断,未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在这段时期的跨越式发展中我们总结了以下经验教训:
首先,要处理好生产关系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关系。尽管该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很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却忽略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错误的强调生产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是第一性的,从而建国初期出现了‘左’倾错误。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这种跨越是不稳固的。
其次,跨越资本主义并不是跨越商品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商品经济,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市场,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还为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就大大地削弱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马克思跨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教训,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使中国融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优秀成果,就要坚持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时俱进,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发展并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党和如何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新的治党治国方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向前推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动应对挑战,在发展观上做出的重大调整。以全面协调发展为基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归根到底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新问题的积极回应,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发展什么以及怎样发展这一新世纪、新阶段所提出的崭新的历史课题。
四、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对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中国化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过程,这对于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具有深刻意义,对于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