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议之前契丹、女真对宋政策对比研究
契丹建立的辽国、女真建立的金国是先后与宋王朝并立的两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涉及宋与辽、金关系的传统史料、小说乃至戏剧中，契丹人与女真人的形象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辽国君主、金兀术在话本小说都被称为“狼主”，两国都是野蛮落后且垂涎于宋的土地、财富和人民，辽军、金军更都是烧杀、掳掠的代名词。其实这些看法往往是两宋至元末明初尖锐的民族矛盾所造成的扭曲观点。在与两宋王朝和议之前，契丹与女真对宋王朝和中原的政策与态度，从历史事实来看是有很大不同的。
一、契丹贵族对中原王朝的政策与态度
纵观契丹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历史，依个人浅见，一方面，从汉族政权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契丹与五代梁、唐、晋、汉、周对立时期，澶渊之盟前契丹与宋王朝对立时期；另一方面，从契丹对中原的政策态度看，辽太祖、太宗、世宗时是第一个时期，自辽穆宗即位到景宗后期、宋太宗第一次伐辽为止是第二个时期，辽景宗后期到澶渊议和是第三个时期。这两种划分方法前期时间基本重叠，揭示出辽对中原王朝的政策、态度的变化不是一成不变，是依中原王朝态度、实力强弱进行调整的。
（一）辽太祖、太宗、世宗时期
辽太祖时，契丹扩张主要是东西向的，向东攻灭“海东盛国”渤海，向西则征服室韦诸部，那么辽太祖有没有南收中原的野心？当时契丹与南方汉地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幽云方面，即与幽州军阀刘氏冲突不断，双方互相攻伐、掳掠。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其他方面，辽太祖“遣袍笏梅老之梁通好”、与“晋王李存勖...约为兄弟”[1]2与后梁朱温、河东李存勖等军阀先后建立了友好关系。当然，由于中原军阀的强弱易势这种友好关系也是不稳固的，如朱温称帝后，辽太祖就背晋通梁，因而导致了沙陀军事集团与契丹的长期敌对，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契丹扶植的后晋取代沙陀李氏的后唐，中原王朝从此丧失了阻挡契丹铁骑的屏障――控制燕山及长城一线的幽云重镇。
然就整个太祖时代看，契丹对中原军阀基本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南方的扩张主要是幽州地区。即使是这一有限的野心，也招致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辽史》述律后传记载“吴主李献猛火油，以火沃之愈炽。太祖选三万骑以攻幽州。后曰：‘岂有试油而攻人国者？’指帐前树曰：‘树无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耳，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何必为此？万一不?伲?为中国笑，吾部落不亦解体乎！’”[2]1200述律氏看似只是反对直接出兵，主张对幽州以掠夺为主，实则不然。所谓“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只是规劝太祖的说词，后来她两度反对儿子德光南伐，说明其根本是反对向南扩张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利用河东军阀与后唐中央的矛盾，积极南下，扶植石敬瑭建立后晋，此次出兵，述律氏坚决反对，事母至孝的德光只得编造谎言求得述律氏同意。后晋出帝驱逐契丹商人、称孙不称臣的举动触怒德光，契丹军队再次南下，双方经过数次较量，军阀杜重威的倒戈导致了后晋灭亡。这次出兵前述律氏教训德光，契丹人得汉地亦不能居，临汉民亦不能王，后晋如能主动修好，“我亦何惜与和”。契丹军队给养是“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2]397，故遭到汉族军民反抗，占据汴梁的德光四面楚歌，不得不北归，途中病死杀胡林，正应了述律氏“万一蹉跌，悔何所及”一语。
德光死，其兄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仓促继位，原因之一就是急于北撤的契丹贵族要借耶律阮来对抗汉族军阀燕王赵延寿，延寿要中止北撤、进据中原，是契丹贵族不愿意的。后来辽世宗接受北汉的请求，强迫契丹各部贵族南征，遇弑火神淀，史载“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弑帝。[1]40”
综上，太祖、太宗、世宗三帝都对中原抱有野心，尤其太宗改国号为“辽”，俨然有混一天下的气势，但述律氏先后劝谏太祖、太宗南下，世宗又被弑于南伐路上，可见契丹内部对南下的阻挠从未间断，整个契丹贵族对中原显然没有太多兴趣。
（二）辽穆宗、景宗时期
世宗后的穆宗比较昏聩，这位“睡王”在位时，辽国不但无意大举南牧，且连太宗取得的幽云之地都无意维持。接到周世宗收取关南，幽州告急的奏报，穆宗的态度是“三关本汉地，今以还汉，何失之有？”[1]45宋朝陆续削平割据政权，立国气象与五代不同，宋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宋朝发动攻取江南大国南唐的战役，促使辽统治者不得不进一步调整中原政策。十一月，辽景宗授意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知雄州孙全兴，借此两国高层取得联系，结束敌对，迎来短暂的和平。[3]323-328穆宗、景宗时与中原王朝的分歧主要在河东，辽以确保作为对宋缓冲与牵制之北汉的生存为底线，即使因保全北汉而与宋发生冲突，也尽量将战争控制在河东一隅。曾瑞龙先生认为“宋辽围绕着北汉来展开角逐……合乎所谓有限度战争的定义。”[4]72这种态势在开宝议和后尤其明显：一方面，宋攻北汉，辽对北汉仍援以马匹、粮食，甚至出兵；另一方面，辽总体上与宋和平，两国开放榷场，逢正旦、君主诞丧等互派使节，这种状况维持到宋太宗伐辽时止。
这一时期中原的后周、宋先后建立，君主都积极开拓，大有作为，辽统治者也顺应形势调整策略，辽景宗主动修好，可谓审时度势。但是这种策略并非景宗的创造，察契丹贵族内部反对南下、主张和好的一贯主张才是这种政策出台的根源。
（三）辽景宗后期到澶渊议和
这一时期，宋辽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以高粱河之战、雍熙北伐、君子馆之战为著，前两次战端均是宋朝挑起。宋太宗灭北汉，继而撕毁开宝和议，长途奔袭幽州，于高粱河遭遇耶律休哥增援，惨败逃归。宋朝败盟之举出乎辽景宗意料，史载“帝方猎，急归牙帐，议弃幽、蓟，以兵守松亭（北岸）[虎北]口而已。”[1]48辽朝君臣对宋朝卑劣行径的态度和回应可想而知。辽圣宗哀册中对宋败盟一事称，“惟彼中土，曩岁渝盟。自汴宋而亲驱蛇豕，取并汾而来犯京城。绝信弃义，黩武穷兵。”又“盖先朝之积忿，须再驾以徂征。”[5]185可见辽朝认为宋“绝信弃义”，所以景宗、圣宗对宋进行报复。从辽景宗保宁十一年（公元979年）到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以连年南下骚扰、掳掠报复宋朝。应该说这种冲突对抗，是辽统治者不愿看到的，澶渊之盟前宋辽和与战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宋朝统治者。 二、女真贵族对宋的政策与态度
十二世纪初，为了反抗辽王朝的压迫，女真族在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领导下起兵，于1115年建金国，其后短短十年，曾经称雄北方两个世纪的辽王朝就在金国打击之下土崩瓦解。女真人的金国取代契丹人的辽国与南方赵宋政权并立，金与宋的矛盾冲突随之成了时代的主题。金国从小到大、势力由弱变强的历史现实，成为其处理与宋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其大概，由两个时期构成，即以“海上之盟”为基础的联宋攻辽时期；“张觉事件”后的南下灭宋时期。
（一）“海上之盟”与联宋攻辽
1118年金国与自登、莱泛渤海而至的宋朝使者马政接触，至1120年，双方商定两国共同出兵伐辽，金取辽上京、中京，宋攻辽西京、南京；宋朝输辽岁币转送与金国云云。就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宋朝主动寻求订立这个盟约是相当不明智的，但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宋徽宗联合新兴的女真族势力灭辽，一可以洗刷百年以来的屈辱，二可顺势收回燕云地区，这种考虑也不无可取之处。因为这一时期金国的建立者完颜阿骨打很大程度上是倾向于采取与宋和平相处的策略，当宋军未能如约攻下辽朝南京时，金军取得南京，宋与之商谈“赎燕”，金国朝野是反对将燕地让给外强中干的宋朝的，史载“金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听。”燕京交割之时，“金用事者及契丹旧臣犹持不可，金主独许之。”[6]8、“沾罕犹欲止割涿、易，国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则为之。’”[7]30可见阿骨打是很注重与宋朝的誓约的，但也只能是凭借个人的威信压制女真贵族的反对力量，力排众议，所以金朝这种和好政策的脆弱性可想而知了。
（二）“张觉事件”后的南下灭宋
金太祖死后，金国内部的形势是“是时大功臣如粘罕、斡离不、兀术、蒲路虎、兀室、挞懒之徒，国人谓之‘郎君’，皆有大功。既灭辽，气焰，虎视中原。”[7]38即位之前的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和这些人可谓同殿称臣，自然无法压服这些骄兵悍将，加上金太宗本人“性特果决残忍”[7]37，与宋朝的关系也就“自张觉平州之叛，南北之衅启矣。”[7]38张觉本是辽朝降金的将领，后又降宋，宋朝接纳后迫于金人压力又杀之“函首以献”，金人以此为借口兴兵，声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来吊伐。”先遣使通问宋朝“其实窥觇道路，使之不疑。”[7]47金人之狡诈可见一斑。在宋金战争中，掳走在汴所有宋帝宗室。中兴以后，女真仍不放弃灭宋政策。兀术为了“搜山检海”[8]608捉赵构，不惜孤军深入河汊纵横、不利骑兵的江浙一带，充分暴露了女真贵族欲彻底灭亡宋朝的野心和贪婪。
三、浅析契丹、女真对宋政策迥异之原因
综合上述史实来看，契丹贵族是不愿同中原王朝尤其是宋王朝爆发大规模冲突的，他们对幽云以南的广大汉地的认识基本上是“炎热”、“水土难居”[2]60，对宋朝的政策、态度制定也以此为基调。契丹王朝建立初期的三位君主，尤以耶律德光对中原的政策最为激进，但他失败的尝试反而使得契丹贵族内部的保守势力愈加成为主流，此后的契丹最高统治者也因内部、外部种种原因采取了相对保守的策略，主动与宋修好，和平共处。宋太平兴国四年以后的战事，实是因宋朝败盟而导致的报复性战争。景德之役，辽国“以战促和”[9]95，兴兵伊始就派人议和，边打边谈，两国最终复归和平。此后逾百年，虽小有争执，但辽国始终坚守澶渊之盟，未尝加兵于宋。
女真贵族则不一样，自“海上之盟”始就不断有人建言献计鼓动金太祖阿骨打败盟，联合灭辽的过程中富庶的宋朝所暴露出的腐败、软弱的一面，又极大刺激了女真贵族的掠夺欲望，宋金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可以说是系于金太祖一身而已。故而当金太祖死后，新即位的金太宗立刻借口“张觉事件”撕毁盟约，对宋开战。在战争中，对待汉族政权和人民，女真军事贵族也远较契丹贵族凶残暴戾，更加富有侵略性，始终想灭亡宋朝，前后两次绍兴和议都被金人撕毁，最终只是迫于实力不足而不得已与宋划界而治。造成契丹、女真两者对宋之政策、态度迥异的原因，试析之有以下二点。
（一）二者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及生活习性的迥异
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辽史?营卫志》载北朝时，契丹“部落渐众，徙逐水草”。[2]378即使到了辽代，契丹贵族也保留了浓厚的游牧民族习俗。在太祖阿保机时代，契丹设立“四楼”，分别在上京、木叶山、龙化州和唐州，阿保机和契丹贵族根据季节变化而“岁时游猎，常在四楼间。”辽代五京的设置也是为适应契丹贵族的这种习俗，“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牧猎，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太宗退出汴京时曾说，“非汴京炎热，水土难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2]60水土不服虽是辽太宗退兵的借口，但于南方暑热之地定都执政也确实不符合契丹贵族的习惯。再看辽国每年南牧的时间，“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2]398其用意明显，一则秋草黄胡马壮，二则可避暑热之苦。在制度上，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对汉文化只是有限的接受。可以说，水草丰美的松漠草原和神圣的木叶神山才是契丹贵族心中的“福地”，无论从气候、自然状况上，还是文化制度上来看，南方汉地对大多数契丹贵族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正是述律太后所谓“虽得汉地，不能居也。”
女真人则不同，华山先生认为“《金史》所记生女真部落的名称之上，往往冠以水名或地名，说明他们也已长久地定居一地，而不再是逐水草而居的狩猎或游牧的部落了。”[10]328其生产和生活以渔猎、农耕、畜牧混杂，这种生活习性使得女真贵族对汉地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不但不会排斥，反而因其所处白山黑水之间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所以对于掠夺土地来改善生存条件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在攻取辽、宋大片土地后，金国统治者“采取迁徙的办法促使生活条件的改善”，“把猛安谋克组织迁往土地肥沃，适于农耕渔猎之地驻守、生活”。[11]68
（二）二者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 辽朝立国要早于宋半个世纪，辽国的制度文化到辽太宗时代已经是“彻底奠定了契丹为中国北方‘泱泱大国’现实的人文基础，塑造了自10世纪以来中国南北方文化既有独立又有兼容、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的发展趋势。”[12]292而到南方的宋朝初??之时，北方的辽已经立国近百年。辽景宗、辽世宗在位时代已经是封建化程度比较深的时期了，辽朝政权经过长期内乱业已进入稳定期，这种情况下辽朝统治者对于繁荣发达的宋朝文化是会存在一定的仰慕，但对于付诸于武力的开拓疆土、野蛮掠夺自然不会十分热衷。
而宋金战争之时，勃兴的金朝刚刚进入落后的奴隶制阶段，“金的奴隶主专政的贵族政权对外极富于劫掠野心，扩张成性。”[11]95其对于高度发达的辽、宋封建文明十分渴望，要快速完成过度，就只有军事掠夺一途了。
辽破灭渤海、灭后晋，对这两个高度发达的封建政权的掳掠早已满足了其对封建文明的渴求，刚刚建国、势头正盛的宋朝对其自然没有过多吸引力。而百年后的宋朝虽然繁荣到了极致，但政治腐朽、黑暗，其遭遇的女真又是刚刚崛起的野蛮、落后的奴隶制部落，“女真族发动侵宋战争时，把当时士大夫在内的俘虏都变成奴隶”，“女真奴隶占有制受到保家卫国的以汉族人民为首的各族人民的抵制”[13]，金对宋的政策、金对宋战争的性质亦可想而知。
四、小结
辽对宋政策一直以和为主，这种政策符合契丹、汉族人民的利益，只是因为宋太宗罔顾人民利益及宋太祖、辽景宗创立的开宝和议，发动侵辽战争才导致了宋辽间几十年的厮杀。而刚刚进入奴隶社会的女真贵族所发动的对宋战争，其性质完全是妄图奴役汉、契丹以及女真各民族的侵略掠夺战争，宋辽、宋金战争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当然，现在谈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撇清孰是孰非，毕竟无论是契丹还是女真都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更应正确去评价宋、辽、金和西夏对峙的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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