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哲学的历史演进与强国梦的探索
[中图分类号]B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31-05
社会主义运动及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特点决定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指导理念，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完成革命、建设及发展的历史使命，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继往开来。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斗争哲学、建设哲学及和谐哲学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我们党创新发展革命及执政指导理念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基本轨迹。
一、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斗争哲学
一般说来，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大规模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革命战争的基本逻辑。武装斗争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党必须秉持斗争哲学，与国内外的反动腐朽势力斗争到底，革命到底。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完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由于国外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以及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的挣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独立自主、敢于斗争的精神。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种斗争的理念，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斗争的胜利，从而换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外部的安全环境。同样，如果没有这种斗争的理念，我们就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开展“四反”运动和清剿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斗争，从而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迅速好转。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对斗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才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不良图谋，巩固并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内部安定和外部安全的良好局面。概言之，建国初期的斗争哲学对于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对此，党的八大曾明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思想在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中得到了深入阐述。
不同的矛盾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法，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哲学适用于解决阶级矛盾，但不适用于解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矛盾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固守原有的斗争哲学，必然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害。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对我国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使我国丧失了抓住战后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实现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
应当看到，斗争哲学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导理念，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面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严峻挑战。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垒，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处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客观上为延续斗争思维提供了社会基础。二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惯性。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惯性，建国后不少人仍然习惯于用斗争的思维思考问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成为一些人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三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斗争思想的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实现人类解放，强调过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但如果因此而将斗争哲学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主导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
实践证明，正确把握斗争哲学，要求避免两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其一，人民内部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并不表示斗争理念也随之完全失去了，合理性。人民内部矛盾指的是社会总体矛盾的性质，而就某些局部而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由此决定了斗争哲学也将相应存在，只不过是以非主导理念的形式而存在的。其二，斗争哲学并非只讲对抗，不讲合作。离开了妥协与合作的斗争是不存在的。建国初期，无论是对封建官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还击，我们都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即斗争中有合作。斗争与合作的相辅相成是斗争哲学科学运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团结大多数、争取中间层、孤立极少数，就是科学运用斗争艺术的具体表现。只讲矛盾的斗争性，不讲矛盾的同一性，用两极对立的机械化思维而不是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来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必然会在实践中遇到挫折。同样，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大量非对抗性矛盾的处理，则应当以建设性的理念为主，但这并不表示不需要适当的斗争。斗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斗争，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要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斗争哲学的式微与建设哲学的兴起
时代的发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转变，要求我们党的执政理念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他还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客观依据。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斗争哲学起主导作用，具有必然性，而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建设哲学起主导作用，同样具有必然性。面对我国与周边经济腾飞国家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建设哲学迅速为全社会所认同，并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而随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全社会被压抑的创造活力和劳动潜能得到极大释放，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动景象。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在于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道路，那么，和平年代的建设则要求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斗争本身只是手段，是为了给建设创造条件。换言之，斗争是为了建设，打碎旧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了革命（斗争）与建设的相辅相成关系，“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毛泽东的这―重要思想在付诸实践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成功地实现从斗争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
革命是为了打碎一个旧的世界，建设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革命是“破”，需要流血牺牲，付出艰辛努力，建设是“立”，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但由于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因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大。因此，革命需要集聚起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建设同样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奋斗。发展是建设年代的主旋律，打碎旧的生产关系的枷锁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果说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剥夺剥夺者”，那么，建设的主要任务则是“造福人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的人民是有着不同需求的从事各种职业、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总和。因此，建设不仅要增加社会财富，还要兼顾到不同社会阶层人员的不同需求；要分清轻重缓急，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统筹考虑，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革命，要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去推翻压迫阶级，即剥夺剥削阶级的不合理利益、争取被压迫阶级的合理利益；建设，则需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依法维护、发展和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正当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建设，首先要解决以何种思想指导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随着国家根本任务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探索就要敢于不断解放思想，冲破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如果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物质富足、精神愉悦的生活，如果不能获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就不能被称之为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建设，还要解决以何种方法实现社会发展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国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在短时间内集中有限的资源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凸现。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计划的主观性和滞后性，导致生产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经济效益的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劳动与报酬的分离，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启动了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征程。
三、新的历史阶段和谐哲学的彰显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也是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社会成员因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普遍获益。从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改革向纵深发展，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各种利益冲突急剧增加、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现的时期。改革的不断深化，既会因新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与旧的体制机制又已失效而导致社会生活领域的失序，又有可能因新的政策不断出台与相关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进而造成利益分配失衡。这就会使一部分社会群体因拥有先天资源优势而尽享改革之利，另一部分社会群体则因先天资源劣势而被迫承担改革的成本，他们的社会财富不但增加缓慢，还可能面临生活窘境。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改革的公平性就会受到质疑，这就会引发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任务，而不同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确立不同的指导理念，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要求将斗争哲学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理念。而建国后随着我们党的历史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又要求将建设哲学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理念。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我们党面临着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任务，和谐哲学的确立由此提上议事日程。因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带来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和谐哲学得以彰显的社会背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增多，也使和谐哲学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斗争哲学、建设哲学、和谐哲学，也都是一定时期时代精神的反映和体现，分别适用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斗争哲学，主要是指重视运用矛盾的斗争性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倾向。和谐哲学则主要是指重视运用矛盾的同一性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倾向。建设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与和谐哲学的意涵相同，都不是主要着眼于破坏旧的矛盾统一体，而是主要着眼于新的矛盾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没有斗争，旧的矛盾统一体就不可能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就不可能产生。没有和谐，矛盾双方就缺乏稳定存在及力量积蓄增长的条件，新的矛盾统一体就难以巩固并发展壮大。斗争侧重于通过量变的堆积实现质变，适合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和谐侧重于在质保持总体恒定的条件下实现系统的优化，适合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哲学层面讲，当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和巩固之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就不再是促进旧的统一体的破裂和瓦解，而是促进新的统一体的完善和巩固。这个时候，我们的哲学指导思想就应当由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转向强调矛盾的同一性，也就是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冯友兰就说过，“任何革命都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那个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底’。革命到这个程度就‘到底’了。”“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新的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这是一个大转弯。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都有这么一个大转弯。”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稳定压倒一切”，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摒弃了以斗争哲学为主指导社会实践发展的错误思想。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所有制的人士中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使我们的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安定团结，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以和谐哲学为指导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新世纪新阶段，从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到胡锦涛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发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和谐哲学正一步步成为我们党的主导性理念。由此，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实现了由“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改革开放后的“建设哲学”，直到如今的“和谐哲学”的历史性转变，发展与和谐并重，“和谐也是硬道理”顺理成章。相对于重视矛盾斗争性的斗争哲学来说，和谐哲学强调矛盾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探索和创造和平建设时期与和平发展时代解决矛盾的新办法。
四、践行和谐哲学，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朴素而又真实，立刻在全社会引起了热议，并成为老百姓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强大动力。而要实现“中国梦”，就要搞清楚“中国梦”命题的现实意义，搞清楚“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本质区别。“美国梦”、“中国梦”，都是国际政治领域的热门词汇。而对“美国梦”、“中国梦”的激烈讨论，则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美国梦”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普适意义的梦想，但随着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大楼“双子星”的轰然坍塌，对“美国梦”的反思和质疑之声开始上升。而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让人们认识到所谓的“美国梦”实质是美国人的梦，是美国少数人的梦。
尽管“美国梦”崇尚自由、民主，但这一自由和民主只是资本的自由和金钱的民主。这些民主和自由对普通民众不适用，如果硬要说他们有什么自由，那就是他们具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具有选择不同资产阶级代言人上台的民主，但他们却不具有不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不具有不选择资产阶级代言人上台的民主。这是就美国国内而言。就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美国梦”永远只能是美国的梦，而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梦。因为“美国梦”的实质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梦”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因此，“美国梦”的深层本质就是一个靠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梦，这种梦想所具有的对抗性逻辑，注定了其不可能成为世界各国的梦想，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梦想。而“中国梦”在国内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强调建设和谐世界，其着眼点在于在国内以“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为基本原则，在国际上则以“包容互鉴、共赢互惠”为基本原则。“中国梦”所具有的和谐逻辑，决定了它能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梦想，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的战略考量之_。以和谐哲学为支撑，是“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梦”超越于“美国梦”的精神特质。换言之，“中国梦”是和谐的梦，是致力于国内和谐与世界和谐的梦，离开了和谐哲学的支撑，“中国梦”就失去了最本真的东西，就不可能成为不但为国内民众所全力实践而且为世界各国所赞许和向往的“梦之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作出这个战略判断，就是因为我们党已经找到了和谐哲学这样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反映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认识的指导性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历史任务，并作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一基本认识。和谐哲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可分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要指导理念，因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指导理念。可以预见，随着和谐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贯彻运用的日益全面而深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中一步步变为现实，并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强大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