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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制度情境的引入与研究展望*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9-03-16

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制度情境的引入与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3-0025-12

  

  一、引言

  

  随着中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大陆企业正在更快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竞争之中,“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市场,凭借自身所有权优势与中国区位优势的结合,迅速地弥补了成本劣势并加快了对国内市场的占有,从而对中国大陆企业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2]。事实上,相关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入世”后,国外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投资战略:通过增加资本扩大对在华企业的控制,通过横向挤压或购并扩大对国内市场的占有,通过纵向购并扩大对产业链的控制[3]。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靠生产要素、相关支持产业、国内市场规模以及需求增长优势的发挥,中国已经在多个行业或产品生产方面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然而,我们并未能相应在上述行业成功地培育出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不仅如此,面对跨国企业咄咄逼人的新战略,原来专门从事内销的中国企业在产品上正在逐步丧失原来比较明显的成本优势,在竞争互动上也缺乏制衡能力,生存前景令人担忧。原来专门从事出口加工的中国企业其成本优势也在下降,创新能力无法提升,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中国出口加工企业所面临的订单下降和大面积倒闭就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3]。

  为了突破跨国公司的巨大威胁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推动企业成长从“做大做强”到“做强做大”转变,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而培育发展世界级企业,应该主要依靠竞争而不是制度安排,应该主要依靠非国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4]。进一步,学者们针对中国少数世界级企业――如中集集团的案例研究表明,实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实施横向整合战略提升主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在成本和创新两个方面构建国际竞争力,即实施“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世界第一”的成长战略[2,5]。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大多数中国企业,尤其是作为学术界、政府以及整个社会一直寄予厚望,认为最有可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的优势民营企业,其中绝大多数却没有按照学者们设想的最佳途径采纳“先做中国第一、再做世界第一”的专业化成长战略――即沿着“做强做大”的战略成长路径,通过实施横向整合战略提升主业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在成本和创新两个方面构建国际竞争力。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优势民营企业依然执着地沿着“做大做强”的战略成长路径,过早与过多地涉足了不相关多元化,在尚未发展到足够“强”(专业化)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地“大”(不相关多元化)了。因而,这些企业难以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

  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会选择“做大做强”而不是“做强做大”呢?学者们最初的研究表明,制约中国企业实施“做强做大”战略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企业内部,尤其是所有制和相关的公司治理问题[6-7]。但随着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以及民营企业的上市,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所有制及公司治理问题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经济效益的制约作用迅速减弱[8-10],诱导中国企业实施不相关多元化的“做大做强”而非“做强做大”战略的主要动因更多地来自于企业战略实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中国地方市场分割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3,5,11-13]。

  然而,制度环境究竟是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呢?比如政府的行政效率、司法效率以及当地的社会网络关系是怎样影响民营企业核心能力构建的呢?这些要素又是如何结合企业核心能力对民营企业的成长战略选择产生影响的?其作用机制与路径如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文献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答。这些研究:往往将制度环境视为一种背景而非关键影响要素;将中国制度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甚少注意到中国不同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与地方市场分割这种独特的转型期中国情境对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影响;资源基础观的效率机制与制度基础观的合法性机制未能实现良好的对接;对于制度环境约束下民营企业核心能力的构建主要关注了政治关联而忽视了其他核心能力;对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的研究主要关注了产品多元化而忽略了以专业化或相关多元化为基础的区域多元化;也很少注意到产业环境特征对于民营企业核心能力构建与成长战略选择的影响;等等。

  本文试图对制度环境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战略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通过系统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希望能够有效推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理论的发展,同时在战略管理实践中促进中国转型经济独特情境下的民营企业选择“做强做大”的成长战略。

  

  二、企业成长战略的理论解释

  

  西方经典的企业成长战略理论主要包括产业基础观(IO)与资源基础观(RBV)。其中,产业基础观主张企业成长的外生性,认为外部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导致了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异;资源基础观则从企业内部来探索其成长动因,认为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异质资源与能力是其竞争优势与成长的源泉。20世纪90年代后期,Peng的研究发现制度也是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由此相应提出了制度基础观(IBV)。Peng认为制度不是一个企业战略分析的背景条件,而是决定企业战略与绩效的关键因素。

  

  (一)产业基础观

  企业成长的标准经济学表述是,企业是否能够获得长期利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外生性的,完全取决于外在的技术和市场条件。然而现实中,企业之间的利润差距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了解释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修正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前提,把企业利润归结为市场结构的不完全性。在总结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梅森和贝恩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14],由此形成了企业成长的产业基础观。迈克?波特进一步把SCP范式引入企业的竞争战略分析,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并特别强调企业成长或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吸引力[15]。

  产业基础观主张企业成长的外生性,认为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与产业有关,强调产业结构特征(如进入障碍、市场中竞争者的数量与规模等)是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以往的研究也显示,产业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企业跨区域市场单位和海外子公司的绩效差异。

  

  (二)资源基础观

  1982年,Rumelt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异比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利润差异大很多[16],这很难用产业基础观来解释。于是,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Penrose提出的“组织不均衡增长理论”,并从企业内部来探索其成长的动因[17]。1984年,Wernerfelt正式提出了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组织资源、能力、知识等内部条件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从而将企业成长的产业基础观逐步转移到内在能力的资源基础观[18]。1991年,Grant进一步将资源基础观提升到了资源基础理论(RBT)。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所拥有的异质资源与能力是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异质资源与能力不同视角以及侧重的分析导致了核心能力以及动态能力理论的产生[19]。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所拥有的具有异质性、价值性、延伸性、难以模仿性、路径依赖性与动态性特点的核心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与长期超过行业平均水平利润的来源[20]。

  资源基础观主张,成长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异质资源与能力。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内部具有异质特征的组织资源、能力、知识以及学习等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与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绩效的关键来源。随后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具有独特资源的企业能从多元化业务(包括地域多元化与产品多元化)获得高额回报的原因在于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三)制度基础观

  制度基础观的正式出现相对更晚。虽然早在1962年,Chandler在《战略与结构》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企业制定战略的基础是适应环境,因此必须在分析评价环境的基础上制定战略[21]。但是,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环境中的制度因素一直被忽略。直到1977年,Meyer与Rowan率先提出了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研究组织行为应该考虑组织的制度环境[22]。之后,Meyer与Scott较为清晰地区分了组织环境中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并指出制度环境是组织为了从环境中取得合法性与支持,必须遵守的规则与必要条件[23]。1987年,Scott进一步提出,制度化的信仰体系、规则和角色是个体和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4]。North则将制度视为人类设计的塑造人类交互作用的众多正式与非正式的约束[25]。类似地,Scott将制度界定为“规则的、规范的、可认知的架构和活动”,其中,正式约束包括国家的规章制度、公正的决议及经济合约,非正式约束包括社会所认可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行为规则[26]。

  将制度要素引入企业战略管理领域,并系统地建立制度基础观的战略理论始于Peng的系列研究[27]。1996年,Peng和Heath建立了转型经济体制内企业增长战略的理论分析框架[28]。随后,Peng进一步提出,企业选择某种增长战略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导向,而且更要依赖外部制度环境提供的相应关键资源。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体制中,企业原有的制度系统和因素,包括原有的资源分配机制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转化为一种网络资源,这就促使企业更多的选择“以网络为中心”的合作型发展战略,而不是内部投资或者收购兼并等增长战略[29]。2002年,Peng正式提出了制度基础观,并认为其可与企业成长理论的产业基础观及资源基础观三足鼎立,从而为制度与企业战略理论的整合做出了基础性与开创性的贡献[30]。

  制度基础观认为,在转型经济体中,制度不是一个企业战略分析的背景条件,企业所面临的管制维度(Regulative Dimension)、规范维度(Normative Dimension)和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等三种类型的制度环境是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决定因素[30-33]。

  近年来,随着转型经济体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引发了国内外学者们更多地采用制度基础观来探索企业的成长战略与行为[27,30]。例如,2003年,Peng探讨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制下制度转型和战略选择的关系,并提出了新兴经济体制下企业战略选择的一般理论模型:制度转型的第一阶段表现出很强的关系型契约特征,强调关系基础与人情交易,此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以网络和关系为基础的战略。制度转型的第二阶段则表现出明显的公平交易特征,强调规则基础和非人情交易,此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以竞争性资源能力为基础的战略[34]。同时,相关研究也发现,制度基础观更适合于解释转型经济情境下的企业战略行为,其已成为探究新兴经济体中企业战略选择的第三根支柱[35-38]。

  然而,这些制度基础观的相关研究往往忽略了产业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的解释,因而学者们呼吁从整合的视角,探索转型经济体中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相关问题[32,34-36,39]。那么,产业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究竟在制度基础观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其作用机理又如何呢?正如2010 年第十三届全球国际战略管理年会中Hitt教授所指出,制度对企业战略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非常复杂,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40]。

  

  

  三、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民营企业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其来源的复杂性与身份的变动性,我们很难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准确的界定。在许多场合下,人们往往将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民营部门、私营企业、非国有企业等概念混用。

  

  表1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成长的影响

  

  

  研究者 研究问题 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

  He[55] 制度转型与民营企业产生 经济与政治改革、社会文化的改变导致了制度转型,最终导致了民营企业家阶层与民营企业的产生。

  徐海洁[56-57] 民营企业的本地嵌入 社会资本和网络权力的相互结合构成了民营企业本地嵌入路径的关键特征。

  廖开容与陈爽英[58];蔡地等[59] 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研发 良好的制度环境,如产权保护、政府服务、融资约束的减少、政府管制的减少等对于民营企业的研发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Pan等[60] 投资者保护与省际收购 投资者保护的改善可以提高被收购公司的市场价值,但政治财政目标减弱了投资者保护对于价值的积极影响。

  肖成民[61] 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治理结构 经济转型时期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是由制度环境决定的,制度环境是公司会计与财务行为的根本决定因素。

  王庆喜与宝贡敏[62] 制度转型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 制度转型背景下,民营企业成长战略体现短期导向,家族经营管理以及非规范经营方式。

  吴伟达[63];Wang[64];王玉梅[65];Zhao[66];Wang与Prieto[67];方建新[68] 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 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对待和歧视政策导致民营企业绩效低迷,因此政府必须为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构造一个良好外部环境。

  牛冬梅与刘庆岩[69] 西部资源开发战略与私营企业成长 西部产业结构不断向资源产业集中,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规模居高不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干预活动频繁、在客观上延缓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私营企业的成长。

  黄嘉欣等[70] 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成长 转轨制度环境约束下,发展政治联系是民营企业赢取生存发展空间的一种选择。只有综合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视角才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民营企业成长的轨迹。

  李孔岳[15];覃忠[71] 政府关系与民营企业成长 政府关系对于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在降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渐趋成熟,政府关系正被市场关系和家庭关系所替代。

  杨典[72] 制度环境与多元化战略 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通过三种“制度同构”机制强有力地形塑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或专业化战略。

  吕鸿江等[73] 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民营企业战略选择 环境复杂程度较高时,民营企业倾向于选择前瞻者战略,较少选择防御者战略和反应者战略;当环境变化较快时,民营企业较少选择前瞻者战略;民营企业选择分析者战略受环境特征影响不显著。

  司政与龚六堂[74] 财政分权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 分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促进非国有制经济部门成长,但过度的分权也会抑制其发展。

  董梅生[75] 竞争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效率 国有企业综合技术效率的提高是源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而不是政府的利益输送;民营企业综合技术效率无差异是由于缺乏品牌和创新意识抵消了管理上的优势。

  

  目前,学术界对民营企业的理解主要包括三种观点:一种观点将民营企业视为一种“所有制”,认为民营企业就是非国有或非国有独资和非集体所有的企业[41]。例如,张菀?程岢觯?民营企业是指非国家和非大集体控股的内资企业(不包括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42]。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民营企业就是一种“经营方式”,认为民营企业包括“国有民营”和“民有民营”两种具体形式[43-45]。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同时从“所有制”与“经营方式”两个方面来理解,认为民营企业既非国有也非国营。比如,李家涛与杨静钰认为,民营企业是指由中国公民所有及管理的企业或组织,包括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46]。类似地,王晓晖也提出,民营企业是由个人、团队、非政府及非公有机构投资并经营的企业。从所有制结构上看,包括私人独资企业、私人合伙或股份合作企业、私人控股企业、个体工商户、家族企业等[47]。另外,一些学者将民营经济与民营企业视为同一概念,只是表述方式的不同。例如,王劲松等认为,广义的民营经济是对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则不包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48]。总的来说,民营企业概念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从强调“经营方式”为主向强调“所有制”为主的历史逻辑原则。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49-50]。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各种严重问题,其仍然受到所处整体制度环境的不平等对待。中国民营企业是在相对恶劣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歧视下的狭缝中产生与成长起来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私有企业”、“私有部门”等称谓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中都带有负面含义,并遭受到政策上的歧视待遇[3]。其后,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中国政府终于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合法的身份,民营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也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所催生的“政府强势”与“企业家弱势”为特征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近代开始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双重打击导致“模糊型”政商关系的形成,从而在本质上决定了民营企业“即被需要,又被歧视”的奇怪地位[51]。事实上,目前在政策实施与法律法规执行等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广泛存在,民营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更高,政府依然是充满了威胁的巨人[49],一些学者关于“国进民退”的研究为此提供了部分的证据[52-53]。

  制度环境对中国民营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只有具备较强政策挖掘能力的民营企业才能获得快速成长[54],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见表1。

  

  

  四、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关联

  

  由于受到制度环境的歧视,民营企业自出生伊始就具有强烈的动机与政府(官员)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即政治关联,以获取合法性和关键资源,由此吸引了很多学者对此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相应地,在民营企业政治参与的动机、政治参与战略、政治关联所带来利益以及政治关联对绩效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民营企业为什么如此喜欢参与政治?很多学者[76-80]对此进行了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政治参与的动机主要包括:获得法律和正式制度中难以获得的支持和保护;获得各种稀缺资源;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免受政府的掠夺;避免政府干预;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和促进企业发展;获得组织合法性;等等。

  既然民营企业有很强烈的动机来进行政治参与,那么民营企业会采用怎样的战略来参与政治呢?张建君与张志学的研究给出了基础性的回答,其研究认为,企业家通常采取的政治战略包括两种:先发制人的战略和被动反应的战略。其中,前者包括合作(Co-operation)、缓冲(Buffering)、政治参与、通过各种途径同官员熟识与经常性地送礼等,后者则包括利用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做文章、遇到麻烦时行贿、资本转移或减少投资、不作为或者顺从等[81]。其他学者研究也发现,民营企业还可以采用“红帽子”战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慈善活动、积极性策略或消极性策略、预期型或反应型政治战略、发展政治竞争力等来建立政治关联与合法性[82-89]。此外,在制度创业的不同时期,民营企业还可以运用不同的制度创业技能(政治、分析和文化技能),采用选择环境、服从环境、操控环境或者创造环境的方式来获取不同的合法性[90-92]。

  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政治战略或非市场战略的实施,建立并保持与政府(官员)密切的政治关联,不仅能为企业有效获取以及充分利用政府垄断的稀缺资源,例如获取贷款、行业准入许可、IPO机会、收购国有企业、政府订单以及政府援助等,而且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产权保护以及改善多元化战略实施环境等等,很多学者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93-109]。然而,唐建新等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并不能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贷款[110],政治关联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利益,它也会带来更大的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111-112]、降低研发投资强度[113]等。此外,政治关联也显著地强化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114-115]。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既可能有“援助之手”的一面,也可能有“掠夺之手”的一面,这就使得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事实上,目前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还很模糊,甚至相互矛盾。例如,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政治关系可以显著地提高企业绩效[99,116-121],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发现政治关联并没有影响公司绩效与价值[112,122-123],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发现政治关联的存在降低了公司绩效[124-125]。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否因为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受到了一些情境因素的调节呢?连军等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表现为“掠夺之手”[126]。杜兴强等的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公司业绩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则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127]。潘红波与余明桂研究结论显示,随着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从无到有,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由正变为不显著[128]。曾萍与宋铁波的研究则表明,政治关联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组织绩效,取决于企业所在行业特征与企业本身特点:对于非知识密集型企业而言,政治关系可以通过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间接地提高绩效水平;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而言,政治关系对于组织绩效、动态能力以及组织学习均没有显著的影响[129]。Chen等研究发现所有制调节了政治关联与绩效的关系。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对于投资效率有负面的影响;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治关联对于投资效率并没有表现出负面影响[130]。

  

  五、制度环境、核心能力与民营企业成长

  

  

  对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如表2所示,一些学者强调了企业内部行为与能力,例如企业制度转型、管理模式创新、战略创新、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

  

  神等的重要性[131-135]。仅有少数学者从制度环境与企业内部能力两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关注并研究了民营企业的成长。例如,胡旭阳和史晋川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在中国转轨背景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

  

  表2制度环境、资源能力对民营企业成长战略的影响

  

  

  研究者 研究问题 主要观点或研究结论

  曹建海与黄群慧[131];李烨等[132];许庆高与周鸿勇[133];宝贡敏与王庆喜[134];乐国林与毛淑珍[135] 内部资源能力与民营企业成长 企业制度转型、管理模式创新、战略创新、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等对于民营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

  胡旭阳和史晋川[136] 制度环境、内部能力与民营企业成长 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的可能性正相关;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负相关。

  邓新明[137] 政治关联、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关系 ⑴无政治关联企业的多元化与公司业绩关系呈“倒U”型,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多元化与公司业绩关系呈“逆L 型”;⑵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实施非相关多元化;⑶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通过非相关多元化战略进行国际化扩张,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通过专业化战略拓展海外市场;⑷国际化与相关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替代关系,而与非相关多元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

  黄速建等[138] 治理演进与民营企业的成长 内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应性选择”是中国民营企业治理演进的内生机制。

  汪伟与史晋川[139] 民营企业成长路径 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逐步成长的路径特征是民营企业持续回应和消解进入壁垒的结果。管制性壁垒对经济性壁垒的部分替代效应,导致了“政治企业家能力”对“一般企业家能力”的部分替代

  

  

  资源通过影响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而影响民营企业的成长: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的可能性正相关;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负相关[136]。邓新明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可能实施非相关多元化,也更有可能通过非相关多元化战略进行国际化扩张,其多元化与公司业绩关系呈“逆L 型”关系[137]。黄速建等从治理演进的视角探讨了民营企业的成长,认为民营企业总是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追求对企业成长“内在需求”的最大化满足,内部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应性选择”是中国民营企业治理演进的内生机制[138]。汪伟与史晋川则认为,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逐步成长的路径特征是民营企业持续回应和消解进入壁垒的结果[139]。

  

  六、现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综上可知,虽然中国民营企业成长战略的相关研究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

  从研究视角来看,很多研究采用的是单一的而非整合的视角。例如,单纯从产业基础观或者资源基础观视角来探索民营企业成长战略,自然会把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视为一种背景,而非企业战略、结构与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结果是忽略了转型经济体情境下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的重要影响。单纯从制度基础观视角来研究民营企业成长战略,则会主要关注企业政治关联而忽略了产业环境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特性对成长战略的影响。而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与产业基础观整合的视角进行研究,应当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刻画制度环境影响核心能力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机制与路径。

  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聚焦于企业政治关联,具体探讨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动机、政治战略、政治关联的收益以及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战略与绩效的影响,等等。然而,这些研究文献既缺乏对政治关联之所以产生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前提――制度及其作用机理的深入探究,也没有深入考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其具体制度情境的独特性。例如,很多研究均将中国制度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制度环境差异与市场分割,自然无从深入探究这种区域制度差异与市场分割对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影响,相应对民营企业成长战略的研究主要关注了产品多元化而忽略了相同或相关行业内的区域多元化。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不同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市场分割的存在,企业成长战略的选择才需要增加“区域”这个维度,才会有“区域多元化”战略。另外,对于制度环境约束下民营企业核心能力的构建主要关注了政治关联而忽视了其他类型的核心能力,也很少注意到行业特征与企业家性格对于民营企业核心能力构建与成长战略选择的影响,等等。

  从研究方法看,很多研究都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而其他的案例研究、数理模型、理论归纳等方法采用较少。事实上,要想进一步打开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之间的过程黑箱,更为关键的是需要采用案例研究等方法,去寻找“会说话的猪”――典型民营企业,通过深入的调研、结构化与半结构化的访谈、多方收集证据检验等过程,以融合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命题和建构出新的理论框架,为实证研究提供基础和支持,最终为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理论完善做出贡献。

  从研究结论来看,现有的很多实证研究结论高度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例如,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众多研究结论相互矛盾;政治关联对企业贷款的积极作用与没有影响都获得了实证支持;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区域,政治关联整体有时表现为“掠夺之手”,有时则表现为“援助之手”;等等。

  以上不足的存在,就是未来的重要的研究方向。转型经济环境下,企业战略或组织结构是“制度化”而非企业自由选择的结果。中国的转型经济或新兴经济体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研究制度与企业战略之间关系的历史机会与研究环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建立新理论的机会。因此,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具体包括:

  尝试企业成长战略理论的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与产业基础观之间的融合。首先,基于资源基础观、产业基础观与制度基础观整合的视角,通过深入系统的文献与理论研究,探索制度环境影响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机制与路径,进而构建综合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典型民营企业的案例研究与多案例比较研究对该理论框架进行修订和完善。最后,通过大样本企业的调研对该理论框架进行进一步检验。这样,通过“全过程”的研究,为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理论的系统创新与发展提供重要的证据。例如,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制度环境-核心能力-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的理论框架。将核心能力构建视为民营企业在一定制度环境约束下建立合法性的努力,同时也将其视为民营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与成长战略选择的基础,从而把制度基础观与资源基础观联接起来。同时,考察产业环境特征对于制度环境、核心能力与民营企业成长战略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事实上也将产业基础观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实现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与产业基础观的融合。

  开展企业成长战略的中国情境理论化研究。将地方市场分割和区域环境差异视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情境特征,系统分析制度环境及其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中国转型期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对于民营企业核心能力构建与成长战略选择的作用机制。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的独特情境特征――地方市场分割制度环境作为解释变量的嵌入,对本土民营企业成长战略进行研究,是中国情境理论化的重要尝试,这既给我们提供了建立新理论的机会,同时也是中国理学研究“顶天立地”的重要体现。

  围绕民营企业区域多元化战略进行全面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谈到企业多元化,往往是指产品多元化战略。然而,基于中国不同区域制度环境之间差异与市场分割的广泛存在,当民营企业在某一区域特定行业逐渐成长为优势企业之后,其下一阶段成长战略选择选择既可能是区域内的产品多元化战略,也可能是相同或相关行业内的区域多元化战略。并且,区域多元化是优势民营企业最终能够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适当的成长战略选择。因此,探索在怎样的制度情境下,民营企业应具备怎样的核心能力与特点才能更好地突破区域之间的障碍和实施区域多元化战略,这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全面深入探索政治关联作用于民营企业绩效的机制与路径,为现有研究结论之间的高度不一致提供合理的解释。具体来说,今后的探索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可能主要沿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对影响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的探索与检验。仔细考察政治关联能够有效促进绩效的情境,萃取出重要的调节变量并加以验证,对于理论与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尤为重要的是,积极探索中国新兴市场这个具有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的环境中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存在重要影响的情境变量,并检验其调节效应是怎样发挥的,在此基础上实现情境的理论化,是未来针对影响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的重点,也是一项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工作。二是深入探索政治关联作用于民营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与过程,挖掘和验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中介变量,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打开政治关联作用于企业绩效的内部“黑箱”。需要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并非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实际执行中法律制度体系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均不相同,使得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分割。因此,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未来的研究不仅需要深入探索政治关联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过程,而且需要有更多的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企业的实证研究,以比较和检验政治关联作用于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变量作用。

  

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制度情境的引入与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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