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010-07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它经历着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全方位转变。社会转型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以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受具体国情、民族特性和国际环境影响和制约，各国转型的起步时间有早有晚，路径选择不尽相同，其间遭遇各异，但在终极价值和内容目标上无不有着共同的追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
但转型一旦成功，实现现代化，社会就会走向和谐，实现稳定。然而，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这说明现代化前途光明，但道路却是曲折的。尤其对外源、后发型的埃及来说，要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要在几十年里走完发达国家走了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等诸多建设任务，其挑战是十分艰巨的。一旦遭遇失误和挫折，就会引发民众对于政治秩序和统治的信仰危机，发生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一、合法性、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一）合法性的概念和本质
合法性研究的是统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提出，受到柏拉图等思想家的关注，但在当时合法性问题还不是政治哲学的中心议题。直至中世纪，其紧迫性和重要性才慢慢开始凸显出来。在现代社会，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或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合法性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一个关键术语被广泛运用。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合法性理论的奠基人。韦伯之后，英国的弗兰克?帕金、德国的哈贝马斯、美国的李普塞特、伊斯顿、阿尔蒙德和亨廷顿、法国的夸克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论证了合法性问题，对发展合法性理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这些学者对合法性认识角度不同，但对合法性本质认识，却达成了共识，认为合法性体现了公众对政治统治的一种认同、忠诚态度。概而言之，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治权力依据一致的社会准则或社会价值进行政治统治或管理从而得到民众的承认或支持。
（二）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和相互关系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有效性、规范性和正当性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三个重要基础。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即绩效，是合法性的经验维度。在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国家安全等，是有效性的核心内容。因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政的绩效就成为古今中外一切政府的不懈追求，差别仅在于具体的内容和优先顺序不同而已。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的行为规范具有“与时俱进”的基本品质。在封建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范有天命或神意、典籍、出身和血统等；在当代，政治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法律和规章制度、民主原则和国际规范。这要求，在国内，政府和统治者要依法行政；在国际上要受国际规范（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人权等）对于主权国家的制约。正当性是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说有效性是合法性的经验维度，具有客观性，可以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予以辨识，甚至量化的话，那么正当性即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则是主观的。因此，意识形态通常被归结为统治得以维系与巩固的心理条件，也就是被归纳总结为价值层面的信仰。正当性要求证明统治者、统治行为、统治秩序与某种宗教、道德、价值（公平、正义、法治、自由和人权等）、历史必然性、天命神意和革命等方面的要求相契合。总之，它是被统治者所信仰、所认同的东西。一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通常被人们理解为主导社会政治结构，为政府倡导和推行，并为社会大众认同的一整套政治价值观念，如通常所提到的各种主义等。[1]（P116）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三个基础都受时空因素制约，因而每个基础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就要求一种基础的局限性需要其他方面的基础来弥补。三个基础之间彼此相互弥补、相互支持，各自从不同的维度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支持。因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并不仅仅依赖某个单一基础来支持，而是需要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弥补关系中的三种基础的共同支持。[2]（P207）
其中，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理念上的基础，法律规则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制度基础，有效性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政绩基础，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2]（P227）
受历史进程影响，上述三个基础在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的过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变动发展的状态。三种基础在不同的时期各自呈现出高、中、低三种不同的水平。政治合法性水平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呈现不同的水平。[2]（P229）
（三）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学术界分析政治系统危机的常用话语，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3]（P16）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系统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问题，这种危机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化解而是逐步加剧，一旦达到临界点就会导致政治秩序的失控进而引发政治体系的崩溃。
合法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它需要政治行为体不断地去证明。对合法性的解释、说明、论证、辩护或者批判就是合法化的过程。当统治者无法向被统治者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时，就无法把大众对其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这时统治系统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只要存在合法性证明――即合法化的需要，就会存在合法性问题，但不一定发展为合法性危机。合法性问题与合法性危机之间存在度和质的差别。造成合法性危机的原因既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际的。 首先来看导致合法性危机的国内原因。国内原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民族构成与民族政策以及法律制度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对合法性的影响，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做展开。
再看国际环境对一国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媒体时代的来临，国际环境对一国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愈发凸显。国际环境的变迁对一国之内政治行为体的合法性构成的威胁，大大提高了执政的风险。国际环境对合法性的影响可以分为两大类：强制性影响和非强制性影响。随着国际社会法制法治水平的提高，国际环境对主权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和制约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在过去，强制性的影响和制约较多。强制性的影响即直接地干预内政，多采用武力威胁、经济制裁等手段。近20年来，从总体上看，非强制性的影响和制约比重上升，成为主要的表现形式。非强制性制约和影响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政治文化的传播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等。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间政治交流的日益频繁，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模式日益超越国界。可以预见，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示范效应将更具影响力，对处于转型的国家更具冲击力。西方国家示范效应拉高了后发国家民众对民主、自由和富裕等的期望值，而政治文化的传入则提高了人们的价值评价标准，由此引发了体系认同危机。同时，大搞“新干涉主义”，欧美大国已经不满足仅仅从经济上掠夺后发国家，而且要把西方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和改造世界的灵丹妙药向这些国家推销。为达目的，不惜诉诸武力。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便是引发该地区国家合法性危机，近而导致该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4]（P43～44）
但是，一个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因而，当合法性出现问题或更严重到爆发危机时，统治者如有体察，是可以选择合适的应对范式来解决问题，化解危机的。首先，政治体系中的行为体能够根据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确立正确的行动目标。政治行为体首先要明确问题之所在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这是应对合法性危机的前提。然后才是决定行动目标，果断选择应对措施，付诸行动。其次，政治体系中的行为体能够选择应对合法性危机的适当途径和方式。政治行为体一旦确立了行动目标，就要当机立断，根据危机的程度来确定通过何种途径、采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危机。应对途径和方式通常取决于危机程度。如果危机不太严重，政治行为体通常选择改革来优化制度，改善供求关系和分配制度，从而修补体系漏洞，以消除危机源头。改革是以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为目的。改革的内容非常宽泛，涉及面广。值得注意的是改革的优先次序和时机选择很重要，会影响改革的成效，甚至决定改革的成败。当合法性出现全面危机时，就会爆发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或内战。较之改革，革命则是破旧立新的极端手段，意味着推倒旧的政治体系，建立新的政治体系。革命会使社会和政治体系在短时间内发生疾风骤雨式的重大变化，常常伴随着生产破坏、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对于革命，亨廷顿曾这样评价：“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合法性模式，动员新社会集团参与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与合法性的新概念，由新的、更有活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权，以及建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5]（P301）革命是旧体系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但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前提条件。[6]（P48）
二、对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考察
1981年10月萨达特遇刺身亡，副总统穆巴拉克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当选总统，从此埃及进入了长达30余年的穆巴拉克时代。上任之时，穆巴拉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内暴力恐怖事件频发，通货膨胀严重，治安恶化、贪污盛行；国际方面，埃及因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外交关系，被开除出阿盟，在阿拉伯世界中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绝大多数民众都将总统选票投给了穆巴拉克，但对于穆巴拉克的执政前景，少有人看好。
穆巴拉克当选总统后，发表讲话，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其基本目标是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基础上扩大民主。讲话中所提到的民主与法制、安定与统一、真理与正义以及爱国与奉献等原则表明，穆巴拉克的治国道路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而是有自己的特色。
（一）政治领域：稳定政局，试行民主
穆巴拉克上任后，面对国内严峻的安全形式，重拳出击，安全部门逮捕了一批伊斯兰好斗分子，经过军事法庭审讯，迅速做出判决。随后，清除武装部队中一批宗教极端分子，坚决镇压恐怖组织，先后两次搜捕恐怖分子。这些镇压措施虽然没有彻底根除宗教极端势力，但有效地遏制了暴力活动，稳定了国内安全形势。在严厉打击极端组织的同时，穆巴拉克实行了政治解禁，释放狱中的政治犯，主动与反对派和解，倡导多党合作、推进政治民主。反对党议员进入议会，新政党建立，反对党数目增加。执政党和反对党在经济改革、民主进程、外交关系等问题上展开广泛合作。新闻重获自由，查封的反对党报纸复刊，容忍不同的观点和政治立场。穆巴拉克与反对派的历史性和解，大大缓和了埃及的政治紧张气氛，他本人也在国际上树立了“民主总统”的形象。
司法领域，快速审结积压的重大经济案件，惩处涉案高级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愤。组建新一届政府，扩大少数族裔的参政范围，化解民族之间在中央参政权上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埃及社会呈现出很久未有的政治安定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埃及经济陷入严重危机，蛰伏了数年的宗教极端势力开始抬头，兴风作浪。全国范围内出现政治暴力回潮。对此，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随着局势的恶化，1987年人民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把自萨达特遇剌以来实行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到1991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伊斯兰极端组织与当局的对抗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游击战、民众暴力发展到半内战。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埃及政治暴力突然升级与1991年国家开始实施“私有化”计划有关。该计划宣布后，工人担心国有企业私有化后会遭解雇，或者工资降低，因而举行罢工、静坐或游行示威向政府施加压力。劳工骚动为宗教极端势力制造暴力事件孕育了环境。随着经济改革的稳步推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埃及经济恢复元气，走出衰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暴力战略越来越失去支持者和同情者，极端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从1997年起，政治暴力开始退潮。 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里，在萨达特时代有名无实的民主制有了实质性的发展。1984年埃及举行了议会选举。多个政党获准参加竞选，埃及人在近35年里第一次参加了相对公开的、无约束的竞选；人民议会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辨认的反对派――新华夫脱党。政党数目增加，多元政治体制走向完善。然而，穆巴拉克时代的多党制仍显有限，不仅政党法、选举法为反对党设置了诸多障碍，而且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能够得到政府机构的有力支持，从而造成执政党一党独大，反对党羸弱的局面。另外，议会选举中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和贿选丑闻，也表明与真正的议会民主制存有差距。
如果说穆巴拉克时期的多党制议会制尚不完善的话，那么司法相对独立则可称之为当代埃及政治生活的一个亮点。在前政府时期，司法权被置于行政权之下，政府可随意撤换检察官。1984年埃及颁布35号法，重建了最高司法委员会，最高法院院长出任委员会主席。检察官得到保护，非经该委员会同意，司法部长不得任命、晋升、调动检察官。[7]（P11）该法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司法独立。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司法机构也较为充分地发挥了维护社会公正，捍卫人权的独特作用。司法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部门和执政党形成了制约，保障了民主政治的运行。
当然，迄今为止，埃及的多元民主制还不够完善、缺乏稳定。对其构成威胁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有国家首脑即共和国总统事实上的终身制，这在埃及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助长了领袖崇拜。
（二）经济领域：改革促发展
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实行经济开放，吸引了大批外资。由于政府对投资项目管理不善，结果是虽然埃及的城市面貌大大改观，消费性增长迅速，但本国的生产率增长依然缓慢，依赖外援程度加深，埃及经济发展的几个长期制约性因素依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穆巴拉克在坚持开放政策的同时，用“生产性开放”取代20世纪70年代的“消费性开放”。在工业领域，政府把对工农业和技术的直接投资作为投资重点，努力拓宽经济基础，降低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出台新《国营企业法》，扩大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政府拨款，帮助国营企业更新生产设备，提高生产力。政府还给投资者以免税和其他优惠条件来鼓励对私营企业的投资。农业方面，政府继续鼓励开荒，给开垦者低息贷款，同时和苏丹搞经济一体化，利用苏丹土地辽阔的有利条件，共同发展粮食生产，以满足粮食需求。
在投资重心向生产性行业倾斜的同时，政府在其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投资油气工业满足国内能源的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提振旅游业。此外，穆巴拉克政府还改革物价补贴政策以缓解财政压力。穆巴拉克的新经济政策在最初几年里，取得了一些成效，促进了埃及的经济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由于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埃及政府被迫启动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政府开始实施穆巴拉克时代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为获得计划实施所需要的资金，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谈判，希望得到结构调整所需贷款。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埃及自由化改革不力为由，拒绝贷款。埃及经济继续恶化。到1990年，埃及的外贸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上升，外债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到了山穷水尽、非改不可的地步时，埃及政府终于痛下改革决心。1991年，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协议，与世界银行签订了“结构调整贷款”协议。据此，埃及分两个阶段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7]（P81）
第一阶段改革的核心是实施稳定计划，旨在通过紧缩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消除宏观经济的失衡。稳定计划得到成功的实施，到1993年第一阶段各项改革目标基本实现。第二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结构调整，全面推进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建章立制。结构调整计划包括开放外贸、税费改革、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私有化等。[7]（P83）这是一个制度上的破旧立新，比实施稳定计划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作为结构调整的核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尤其如此。
1992年，受苏联和东欧剧变的影响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敦促，埃及正式启动私有化进程。依据相关法令，国有企业被改组为27家控股公司，与国家财政脱钩，并允许出售。为了缓和工人阶级对私有化的抵触情绪，政府积极引导工人参与私有化，分享私有化的利益。
在改革初期，私有化的步伐比较缓慢，以使有关方面能适应这一变化。同时，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妥善安置私有化过程中的失业人员。如通过优惠措施鼓励提前退休；安排失业人员再就业；提供小额贷款，鼓励自主创业；开展转岗培训，使失业人员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通过这些办法，较好地化解了工人对私有化的抵触情绪。1996年以后，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社会动荡平息，私有化进程加快，推进到金融和保险领域。目前，埃及私有化仍存在种种障碍，如法律不健全，证券市场不规范，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等等。这意味着埃及私有化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从1994年起，国内生产总值、财政赤字率、通货膨胀率和人均国民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均出现好转。埃及经济进人中速增长时期。改革初见成效后，埃及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出了由三大长期发展计划构成的面向21世纪的发展计划，包括南埃及国家开发计划，乡村一体化国家开发计划和新河谷运河计划，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失衡问题。
（三）外交领域：推行全方位外交，促进中东和平进程
在外交上，穆巴拉克政府奉行和平、友好和不结盟政策，主张在相互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上任之初，两伊战争激战正酣，穆巴拉克审时度势地选择了支持萨达姆，并由此重返阿拉伯世界，阿盟总部重回开罗。
在处理与大国关系上，穆巴拉克始终从维护埃及的民族利益和中东地区的稳定出发。1983年2月，利比亚与苏丹关系紧张时，作为苏丹传统友邦，穆巴拉克同意美军在其领土上部署针对利比亚的侦察机。1985年11月，埃及民航班机劫持事件中，埃及政府怀疑利比亚参与这起事件，为向利比亚施加压力，与美国联合举行了代号“光辉之星”的军事演习。埃及与美国的合作，获得了美国的回报，1986年，埃及政府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和公用设施服务费用，引发工人骚乱，应埃及政府要求，美国迅速向埃及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埃及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 尽管埃及在军事上、经济上有求于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美国百依百顺。事实上，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埃及都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1990年8月，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并派部队参加了对伊军事行动。海湾战争后，埃及从维护阿拉伯世界安全与稳定的立场出发，又第一个明确拒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海湾地区战后重建。埃及还反对美英等国对伊拉克长期实行经济制裁和干涉伊拉克内政。
在利比亚问题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埃及和美国立场出现分歧。1996 年4月，美国指控利比亚正在兴建化武工厂，扬言要用武力摧毁它。穆巴拉克当即呼吁美国和平解决争端。
在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同时，埃及也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外交关系。1984年埃苏关系恢复后，一直稳定发展，并在1987年达到高潮。这年3月，苏联文化中心重新在开罗成立，同时两国开始就军事贷款、双边贸易和工业发展等问题举行谈判。但是一直到苏联解体，埃苏关系没有更大的发展，始终处于不冷不热状态。
左右逢源的外交手段也使得穆巴拉克在巴以和平进程中扮演着调停人角色。他高举和平旗帜，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作为阿拉伯地区的政治中心和阿拉伯世界唯一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埃及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着无人替代的独特作用。为推进巴以和谈、埃以和谈、黎以和谈，特别是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穆巴拉克和埃及政府不辞辛苦，做了大量的调解、沟通工作，赢得了各方的信任，使埃及成为巴以之间、阿以之间寻求和平的桥梁。
1980年以来，穆巴拉克开展的全方位外交，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提?了埃及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埃及争取了大量外援，保证了埃及经济的发展。但应该指出，埃美、埃以关系仅限于国家和政府层面，并没有得到埃及民众的认同，许多埃及人迄今仍拒绝接受埃以和约的合法性，媒体也不时掀起反以浪潮，对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做法也非常气愤。这种反美反以情绪在埃及左翼人士和伊斯兰右翼势力中间尤为强烈。
（四）意识形态领域：矛盾频发，冲突不断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埃及政治发展中始终交织着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的矛盾。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之间的碰撞，构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意识形态根源，同时也折射出埃及政治发展的曲折性和艰巨性。
在萨达特时代，“萨达特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虽有某些共同利害关系，能够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仍然是互不相容的”，政治理念之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的差别和对立，“是埃及宗教政治反对派长期与埃及政府不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8]（P121、145）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舞台上仍然延续着世俗主义政治与伊斯兰主义政治的激烈角逐。但不同于萨达特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显现出更多的温和色彩，在它的基本纲领中主张放弃暴力，寻求政党政治和参与议会选举等合法斗争方式。
进入20世纪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逐渐由温和反对派演变为激进反对派，公开指责穆巴拉克压制民主、执政党一党独大和选举缺乏公正，要求废除政党组织法，要求获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9]（P140）
三、对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分析与评价
穆巴拉克执政后，吸取了萨达特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进行了调整，恢复了民主化进程，保障言论自由，恢复了反对派的活动，继续试行多党制，大赦政治犯。在外交上，积极调整外交政策，接近阿拉伯国家，重返阿拉伯联盟，走出孤立困境；实现埃美、埃苏关系正常化；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经济上，穆巴拉克针对纳赛尔时代的“封闭型经济”和萨达特时期的“大开放型经济”的利弊，采取了综合治理、循序渐进的经济政策。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埃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穆巴拉克通过全民公决的选举方式接任总统，符合现代政治的民主原则。执政之后，穆巴拉克政府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建立、维护和巩固了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国内来看，其统治的有效性基础、规范性基础得到加强。通过综合治理和循序渐进的改革，经济形势与萨达特时期相比，有了很大改观。从1994年起，各项经济指标出现好转，埃及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时期。从规范性基础来看，穆巴拉克政府恢复了民主化进程，保障言论自由，恢复了反对派的活动，继续试行多党制，大赦政治犯，国内政局趋于稳定，为国家建设营造了一个稳定环境。另一方面，穆巴拉克政府在外交上的一系列积极举措，有力地改善了埃及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埃及政府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来看，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舞台上仍然延续着世俗主义政治与伊斯兰主义政治的激烈角逐。这是由埃及社会转型的世俗化的大方向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世俗和宗教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双方关系缓和与紧张与埃及国内政策的效果即绩效（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大的方面）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当政治民主程度趋高，绩效向好时，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趋于缓和，反之则走向冲突与对抗。进入20世纪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就是很好的证明。
从以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三个基础和相互关系的论证中，我们知道三个基础是相互影响、相互弥补的，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共同的支持。而且每一个基础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其局限性是指各个基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并不是仅仅依赖某一单独的基础来支持，而是需要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弥补关系中的三种基础的共同支持。另一方面，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出现，也通常不是一个或两个基础出现了缺失，通常是系统性的危机。
穆巴拉克政府在2011年“一?二五”革命中垮台，就是政治合法性系统性危机爆发后，穆巴拉克对形势判断失误，进而应对措施失当的结果。据有关专家分析，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引发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导致政府垮台：国家紧急安全法、警察粗暴执法、穆巴拉克长期执政、政治腐败、经济状况、外交关系、2010年选举舞弊、亚历山大教堂爆炸事件。军方在最后危机时刻抛弃穆巴拉克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归纳以上因素，不难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穆巴拉克政府政治僵化，改革裹足不前，其执政的合法性在绩效基础（如政治腐败、经济状况）、规范性基础（如国家紧急安全法、警察粗暴执法、穆巴拉克长期执政、2010年选举舞弊）和意识形态基础（如外交关系、亚历山大教堂爆炸事件）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总之，穆巴拉克政府在2011年春天席卷中东地区的革命浪潮中垮台，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权失去了合法性。在穆巴拉克统治的三十年，越到后期，各种矛盾越积越多，体制僵化、民生凋敝、意识形态混乱和前途迷惘，最终导致合法性出现系统性危机，年迈的穆巴拉克对形势判断失误，应对不力，革命便成了解决冲突和危机的唯一选择。
四、合法化模式的更替与重建，以及未来政府面临的挑战
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合法性与合法化问题往往最突出、最尖锐。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而导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意识的全面转型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与形式将会随之而改变，执政者若不能体察这种改变，并相应地提出新的系统性论述，其政权就会陷入权威危机中，甚至崩溃。此时执政者所面临的，不仅是统治能力下降而导致的政权危机，更是国家社会的文化与心理意识及价值系统转型的危机，而为应对危机，各种新的道德与文化论述将会争夺新社会的文化与心理意识的主导地位，最后谁能胜出，要看其解决危机的能力与实际效果。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在军方势力的主导下，埃及经历了过渡政府，到民选穆尔西政府短期执政，再到过渡政府的政治动荡，至今已有三年。根据军方的政治路线图，2014年1月中旬，埃及新宪法草案将交付公投，然后是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以及随后的议会选举。目前埃及政坛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分别是军方、世俗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近期因涉嫌恐怖袭击，被政府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受到重创，参政前景黯淡。未来无论是哪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都将面临合法性与合法化问题的双重挑战。新政府只有处理好民主与集中、代表性与有效性关系时，埃及社会各阶层才能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埃及政治局势才可能稳定下来。政局稳定了，埃及才能恢复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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