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青年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点和长期性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与建构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倡导都凝聚了党和群众的集体智慧，充分体现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文化建构必须对当前多元和分层的社会价值观进行筛选和整合，凝练出既符合政府利益和制度导向，又符合当代青年实际利益需要的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看，任何政党都要建立自己“专属”的价值观体系，把能反映执政党意志的思想以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推广。“否则，如果政府价值导向定位不准或内容空泛、缺乏执行力，就会导致社会实际上缺乏主导价值观，国家和民族就会陷入精神层面的混乱，引起社会价值坐标的震荡。”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论证之后，党的十八大以“三个倡导”的形式正式提出。从青年层面看，在多元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和追求个体独立与自由的文化潮流下，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基本形成。在此基础上青年依据个体特点和社会风潮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所以，在规范和引领青年价值观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考虑青年实际的价值状况和现实的利益追求。所以，当代青年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一蹴而就，且面临着诸多难点，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一、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相对淡漠的状况影响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建国六十多年来，国内政治局面的变化与青年政治参与热情的起伏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已经从集中于国家和集体层面转向了对具体的个人和自我层面的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反映了国家在社会文化与价值观上的自信。然而，当前社会存在的部分不合理的政治行为和各种社会“潜规则”却压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态度就可能是主动放弃参与或以消极态度来敷衍和应付。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代代青年的不懈追求与奋斗下，中国逐渐走出一条独特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青年的政治参与热情也经历了从升温到降温的过程。“由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理想与激情，到‘文革’时的狂热与迷乱，再由80年代的反思与迷茫，到90年代以来的个性与张扬，几代中国青年在成长历程中，经历了服从协调――怀疑反叛――失落浮躁――充实更新――理性务实的思想轨迹。”[2]从改革开放到八十年代末的十几年间，青年活动或多或少都与社会政治相关。他们是一次次国内政治运动中的主力军、执行者和推动者，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以“四五运动”为开端，青年开始对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路线、政治体制、社会负面现实等展开反思和批判。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青年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在西方各种社会“新”思潮的“密集轰炸”下，全盘西化、反儒学、反传统、反权威等思想逐渐占据青年头脑。青年与主流思想文化间的冲突日渐暴露。“如果说1980年的‘潘晓讨论’是在人生价值选择方面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一次碰撞，事隔8年之后的‘蛇口风波’则是在思想观念领域一次更广、更深的冲突。”[3]44此时，青年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充分觉醒，以往的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说教都很难再说服他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青年的政治热情逐渐被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所遮蔽。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价值观体系开始在社会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今，在经历了政治热情到政治狂热再到政治冷漠的历程之后，国内青年的政治参与更加趋于理性，也更加的务实。“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宽容度的提高，青年现实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宽，但参与人数有限，而参与层次、态度和强度都不高。”[3]20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倡导作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广自然会受到青年现实政治参与热情不高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受青年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青年亚文化的影响
当代青年在淡化政治参与热情之后，开始把目光转向对个人经济利益的高度关注上。他们不再讳言自己对财富与金钱的追逐，并希望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地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失去了“铁饭碗”的庇护，青年开始以新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在不同行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巨变给当代青年带来了多重的生活压力。“当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教育压力、就业压力、购房压力、婚姻压力、成家压力等全面交织，使新青年世代成为压力最大的一代青年。”
[4]在这样的生活和就业压力下，青年高度关注自我实现和自身利益逐渐成为他们价值观的核心部分。这既符合价值观的形成规律也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也就是说，个人利益特别是个人的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价值观体系中的比重逐渐增大。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中，当其内容与青年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完全一致时，青年价值观的选择就可能偏向于维护和固守自我价值。
互联网推广和普及为国内青年与国外青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更加便利和快捷的途径，也为国内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往往伴随着双方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相互渗透。青年在生活方式上既存在差异又存在共性且彼此渗透的格局，必然引发国内青年在价值观上的变化。国内众多青年亚文化的流行就是明证。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以国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的青年文化为例，天安门诗歌、朦胧诗、星星美展、西北风、文化衫、恶搞风潮等青年文化热点层出不穷，都反映出青年在社会主流文化与流行文化间的选择和价值诉求。当代青年的文化参与倾向于对大众流行文化的趋之若鹜，而对社会主旋律文化相对疏离。“具有强烈政治指向和高度关注社会的青年文化，现在已经被生活化的、个体的青年文化所替代。”[3]26伴随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宽松，青年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层出不穷的青年文化热点不断丰富着社会文化的内容。而青年亚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日益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不同的志趣爱好，青年群体创造出众多“亚文化”。“亚文化”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后经伯明翰学派的不断发展被用来指涉青年的某种生活方式和特殊的青年文化群体，强调青年文化的边缘性和抵抗性特征。在青年“亚文化”标签下的青年现象逐渐开启青年文化的新篇章。因此，诸如动漫、游戏、粉丝、韩流等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必然会延伸到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疏远和抵触。 三、当代青年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青年核心价值观的变迁和替代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建构过程。因为，青年原有的价值观体系必然会对新价值观进行某种抵抗或排斥。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以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为代表的价值观研究范式，即“后现代化理论”范式。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调查研究来分析从传统价值观到现代价值观再到后现代价值观的转型与变迁规律。从该理论的“社会化假设”来看，个体的价值观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成年前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价值观的变迁非一夜之间完成。价值观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具有历史继承性特点，且需要代代传承。所以，当早先形成的核心价值观遭遇变迁时就会出现某种拒斥和抵抗，“既因为它要求用大量努力来改变一个成年人认知结构中的核心要素，还因为要人们放弃最核心的信念将会产生不确定性和焦虑。”
[5]对于个体而言，价值观的变革需要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要顺利完成新旧的更替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因为不同个体、同一个体的不同生活状况，不同群体、同一群体内部不同成员，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都要结合自身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志趣爱好等因素，并且会考量当前社会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可程度来选择自身的价值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从理论论证阶段转向了价值倡导和价值实现阶段。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分层解读可以使青年更容易地理解和记忆其内容，但要实现从相对抽象的理论符号转化为青年生活化的语言和行为标准仍需要较长时间。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主要内容与当前的社会现实仍存在一定的反差。当前政治法制、道德和价值体系中的种种“负能量”的存在必然影响到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奉与选择。受市场经济影响，个人主义和功利化的社会现实也让青年在多元和分层的价值观选择中进行反复的思量和艰难的价值取舍。所以，当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需要与解决众多相关难题同时进行，经历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