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9-18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封闭。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这一民族从路易14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儒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
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霍布斯与卢梭：几何与美学的差别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17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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