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思想政治工作简述
八七会议后，鄂豫皖边区的共产党人，高举着武装斗争的旗帜，率领革命群众接连进行了黄麻（1927年11月）、商南（1929年5月）、六霍（1929年11月）三地武装起义，建立了鄂豫边、鄂东南、皖西三大革命根据地并于1930年统一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0年冬至1932年夏，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区连续取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全区人口达三百五十万，红四方面军壮大到近五万人，根据地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后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政策，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1932年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本文所探讨的，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诸多不同对象所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方法。
1930年二月底，中共中央建立鄂豫皖特别区并相继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区委员会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工作。党员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对象。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主要进行党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向边区党员传播马恩列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思想，传达中央决议和精神、路线、方针，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党员对形势政策的认识，坚定广大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激发共产党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此以外，需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纠“左”工作，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鄂豫皖边特委发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并于十一月底派曾中生来到根据地传达全会精神并逐渐得到贯彻，以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李立三“左”倾政策得到纠正。然而到一九三一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再一次贯彻到鄂豫皖根据地。同年四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担任书记，随即发起肃反运动，“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开始在整个特区弥漫，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陷入了困境。
在组织形式和方法上，可以看到召开大小会议并派专人传达相关会议精神作为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与井冈山根据地举办短期训练班、举办干部训练班、创办干部学校类似，鄂豫皖根据地也建立如六安干校等一大批针对党员所办的班、校进行党员教育。另外，红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工机关还采用了编印党员教育教材和小册子、办报刊、政治演讲、开政治讨论会、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进行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而方法上，党内教育主要有：克服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动宣传等。
二、对红军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派发指示信决定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并改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要求在红一军中成立士兵委员并规定其在组织上受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指挥。通过这些党委、党支部，党牢牢的掌握了对军队的领导，这为对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首先是进行政治动员以提高与鼓舞士气，增强军队战斗力；具体来说包括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教育、建军宗旨和红军任务教育、革命理念和信念教育等，从而使广大红军战士敢打敢拼、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而不懈奋斗。其次是教育红军加强革命的纪律性，整顿军队组织、端正思想；由于军队士兵成分较为复杂，有农民、学生也有曾经的流寇、敌军俘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建立良好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必须建立严格的军队纪律，这些纪律根据整个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斗争需要制定，不仅对战士也对军官，有极强的针对性。最后是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用革命思想教育官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讲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使军士们提高政治素养，向士兵们讲授中共的土地分配政策、没收政策、俘虏政策，提高军队的执行力。
这一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经历了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从中共中央到地方部队，一系列政治工作的条例和制度相继建立：如1930年9月红一军公布的《红军士兵章程》、1932年1月总政治部颁布的《关于红军中新党员训练大纲》等。这些条例和训令明确了政治工作的目标与任务，规定了各级整治工作组织机构及其职责，也确定了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教育形式。
在组织形式与方法上，最主要的是上政治课，早在古田会议中就要相关规定“启发式；由远及近；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概念；要用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931年二月，红四军开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长，后改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蔡申熙为校长，有教员五十多名。这所学校以培养红军排、连、营级干部为主，采取定期轮训办法。除此以外，思想政治工作针还有政治讨论会、集体讲话、个别谈话、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开展游艺活动、办发军队刊物等方式。在开展思想工作时，也特别注意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不同的对象如伤病员、新兵、受处罚的士兵、思想动摇的战士等进行个别谈话，并事先进行调查，事后要有反馈等。另外，地方党政机关还会组织慰问团到不对开展宣传与慰问工作、向作战有功部队赠送锦旗、到医院看望伤病员、为红军战士送衣送饭洗衣服等，以此鼓舞战士。红军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手段方法还是制度理念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三、对百姓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1931年7月，鄂豫皖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明确指出：“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广大工农群众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主体和革命的主要力量，对新民主主义事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主要包括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动员青壮年参军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鼓舞和支援红军、激发群众积极参与根据地民主建设等。
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自黄麻起义起便拉开序幕，192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给黄麻地区党组织发出指示：“本党的任务就在把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发展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此后，根据“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精神和鄂豫皖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临时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相继出台。这一段时间主要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集中在宣传讲解相关政策，让其明白能够从中获利，得到解放。分配土地完毕后，苏维埃政府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广大分的土地的农民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尽情欢呼自己成了土地的主人。
另外，动员青壮年参军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也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共产党在当地宣传共产党革命思想和相关政策，揭露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讲述革命形势。据记载，1931年“五月上半月中，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红军”。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中，又有七千四百六十人参军，这一年十二月红军攻克黄安后，由于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黄安独立团才得以扩编成独立第一师。根据地群众掀起参军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以及广大妇女争当红军的动人情景。同时，共产党还积极动员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红军，保障红军作战需要。皖西北道苏维埃指挥政治部于1932年3月21日，为支援红军专门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皖西北地区工农群众行动起来，配合红军作战、打倒土豪劣绅。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上，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一大批革命团体，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纽带，把根据地千百万劳动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万众一心的支援革命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使根据地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这其中以工会最为重要。工会是产业工人、雇工和各行各业手工业者的群众性组织。1927年7、8月间，七里坪秘密组织了工会联合会，会员四十余人。随后根据地的工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1931年1月，鄂豫边有工人四千余人，同年四月成立鄂豫皖特区总工会，八月成立鄂豫皖特区雇工委员会。工会明确提出了具体任务是：“1、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向工农群众说明扩大并加强红军的严重意义，要是他们自愿的参加红军…参加少年先锋队、担架队、救护队等组织…；2、领导主要农民作坚决的未执行土地法令而斗争……5、扩大工会政治宣传”。
其次，还有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关于CY和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到“帮助团健全组织，加强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需加强武装训练和政治教育…领导积极做反蒋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宣传”。另外还有由共青团领导的少年先锋队以及贫农团、妇女会、赤色教师联合会等，这些民间团体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相关的宣传组织工作，带动着人民群众为革命斗争运动贡献力量。
具体到教育方式上，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我党十分注重宣传策略的选择，并综合运用了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和方法。
这其中比较常用的是在显眼处涂写张贴标语，这些标语的长期存在能够潜移默化的激发群众，到现在，七里坪刘家河墙壁上还留着“坚决消灭第四次‘包剿’”、华河中分村墙壁上书写的“扩大红军、诉请封建势力”等标语旧迹。此外，根据地会经常进行以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革命形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演讲，演讲结束后多安排文艺演出，有时还会将一部分战利品当场发给贫苦群众。群众性革命歌谣和宣传报刊也是两种重要形式，1929年6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曾指出：“歌谣在农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应使其普遍”和“宣传刊物定期出版…篇幅要短…文字要浅而通俗…内容要实际事实”，大大促进了边区文化宣传事业的发展，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代表，歌谣如：《土地革命歌》、《送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报刊如《苏维埃》、《群众》、《少年先锋》等。
与此同时，新剧团也在各地演出话剧、花鼓戏、黄梅戏……揭露旧社会、反映根据地生活。还有夜校、半日校、俱乐部等，均发挥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四、对地主、地方武装及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
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其面临的主要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地方武装和贼匪；广大农村地区原有的地主；国民党和军阀的军队势力。针对这三股势力，共产党在战场上和土地上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不同。
首先，在土地上，对豪绅地主阶级恩威并重，既鼓励其配合土地革命工作的开展，交出土地，又对不配合的顽固对象进行严厉的打击；对待富农，“可酌量情形实行减租减息，酌量情形可允许富农加入农民委员会…如稍有反动事实发生，即以断然手段处理之”
在战场上，对于地方武装，进行教育和改造。地方武装中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生计迫不得已“逼上梁山”，或者本身便是反对地主而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些人，要先动文，通过上政治课、文化课、开展讨论等形式争取实现改造，为革命做出贡献。这其中，早期河南红七军对当地红枪会的改造最有影响力。而对于敌军，由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下层官兵大多出身于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进行兵运活动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党在各级政治机关内都设有敌军工作科（部），在反“围剿”战争期间，瓦解敌军工作尤为重要。这又形成了开展战区对地宣传工作、发动敌军内部的士兵运动、争取俘虏兵参加革命三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主要方式是阵前喊话，交通要塞书写标语和张贴传单，释放俘虏宣传红军情况，直接与敌军谈判，在敌军派遣或发展秘密党员伺机组织哗变等方式。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得到了实践，这些实践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展，并为后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针对不同对象所创办的革命报刊的繁荣、革命歌曲的广泛传唱、口号和标语的成功运用等对于今天仍有很多的借鉴意义，值得思想政治教育者学习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