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3-09-18
麦迪逊多少能影响一点杰斐逊，当后者上了一些年纪，渐渐认同周期性宪政改革，而不是周期性暴力革命。（31）他本身也有政治家的另一面。还在巴黎当外交家的时候，他曾告诉约翰．亚当斯的女婿说，如果1787年他在里士满，就有可能采取马基雅佛里式的前后不一：“倘若我在美国，我将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9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边，劝说剩下的4个州别忙，等《权利法案》附上去后再同意。”（32）
此处亦如“闪电”，照亮这位政治家个人的人性深处，亦照亮一个时代的政治纵深，与其称之为马基雅佛里近代翻版，不如称之为“杰斐逊里士满谋略”？它确实导致后来两党制的起源，而两党之争，又反映美国制度里的二元共生，即所谓麦迪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相互缠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谁能比这一段当事人当时所言说得更好。
杰斐逊既能热血沸腾，也有聪明如冰雪的时候。为什么“先要热情宣传宪法，直到它在9个州获得通过，然后我同样热情地站到另一
边”？而不是颠倒一下时序，先反对，后同意？这是因为他要比后来的追随者更为明白，这是近代左翼政治史一个生死攸关的起点：他们在观念层面可以先“闪电”，后“阳光”，“闪电”总是比“阳光”夺目；但在制度层面则必须反过来，“阳光”在前，“闪电”在后，先建立一个可以反对的制度，而不是照搬法国模式，先建立一个必须拥护的制度。1787在前，容得下1793；1793在前，则必然吞噬1787。这是两个普通的年份标志，是时序，也是不能颠倒的结构秩序：共和平台在下，民主批判在上，而不能反过来，左翼如建制度平台，则几乎成断头台之同义。1793在法国，当丹东在罗伯斯比尔的左翼平台上提出共和性不满时──“塞纳河流血太多”，他只有走到那个断头台上汇入血河，才能找到他的批判归宿。就象所有正常人一样，杰斐逊明白这一常识：我拥护可以反对的政府，我反对只可拥护的制度。
“杰斐逊里士满策略”导致1787年宪法在附加『权利法案』之后，终获通过。此后，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话来说，这个政府将象个“奇怪的混血儿”在运作：（33）尽管两种倾向持续共存并塑造美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以磐石般持久的宪法铸造的麦迪逊主义总是占据了主导因素。杰斐逊就任总统以后承认，他赢得了1800年的大选，但他不得不接受由麦迪逊手创的共和平台对政府的限制。而他本人施政期间对批评的压制，以及对底层民粹思潮的强硬态度，则使他赢得了比右翼还要右翼的可疑名声。“姊妹革命”之后二百年，世界范围内以1793为胎记的政治传统也是在放弃制度性颠覆要求之后，承认既存制度平台之合法，变革命主张为政策限制（从“福利国家”到“绿党运动”），方打开有所作为的政治空间。如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纲领性转换，以及80年代后期通过麦迪逊式的选举而执政。令人气短的是，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危机，这一流派所经之欧洲左翼政权居然持清一色鹰派立场，也使人想起杰斐逊初入白宫那一任内的尴尬。他们分享了杰斐逊的策略，也分享了杰斐逊的尴尬。时间相差200年，但在逻辑层面，还是与上述“杰斐逊里士满策略”扣合在一起。
反过来说，由此也可以向杰斐逊主义的所有后裔作一让步：法国革命复活了，1793的浪漫舞姿在1787年的制度平台上施展身段，起舞200年。只是要指出一点，它不是复活在它自己的制度里，恰恰相反，它又一次“身首异处”，它的身体已经死亡，它的头脑寄生在异己的制度里。这是所有以1793为胎记的政治传统、批判观念和浪漫人士能够存活的秘密，只是羞于承认而已。他们都是一些道德君子，君子欺“小人”，也有“欺小人以方”的时候。小如罗伯斯比尔个人，他如果复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个在美国校园里拿着终身教职，发发教授脾气的语言专家，如乔姆斯基之类；大如社会民主党执政，一度要继续革命，最后却放弃革命，在他人的制度平台上舞蹈，舞得比任何时候都好。闪电寄生，却比活在它本身要好。闪电只能寄生于阳光，才能增加阳光的温度，而不是突发抽搐，霹雳伤人。它如果孤立出现，它只能重归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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