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可持续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研究人员一直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研究。Arrow和Kurz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较大，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中，消费者不仅从个人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公共资本品的供给中获得效用；生产者则从公共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中受益。Arrow和Kurz假定政府的所有投资都是具有生产力的。尽管如此，他们的模型仍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公共支出仅影响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economy‘s transitionalgrowthrate），而不会造成稳态经济增长速度（steady——stategrowthrate）的变化。另外，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也建立了一些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长期增长速度关系的模型，其中Barro的模型具有代表性，该模型将政府支出视为私人生产的补充。在这个意义上，Barro和Arrow、Kurz一样，都假定政府支出是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
在建立理论模型的同时，经济学家（Landau，Aschane等）还从经验数据入手，探讨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不同经济学家分别进行的，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未能获得一致性的结论。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有的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公共支出占GDP的份额上升；而另外的却发现公共开支的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基于国别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公共开支的变动无关，但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
尽管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不存在一般性的规律，但是研究发现，政府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存在一般性规律的，即公共投资中交通、通讯投资规模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经济理论也告诉我们，公共投资是公共支出中与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领域，而交通通讯等基本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是私人资本积聚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国债投资改善和提高基本基础设施的供给，应是国债使用首选的方向。但是仅有基本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不够的，根据别国的经验，还应针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国债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力度，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如日本政府在其1997年6月19日通过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为了创造一个能让人民切实地感到富裕的社会，日本要在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改进公共投资”。该计划确定的公共投资重点如下：（1）在继续将公共投资的重点放在与国民生活质量提高直接相关的领域的同时，针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和信息革命，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国民福利。（2）与生活环境、福利和文化功能相关的公共投资应占到公共投资60％——65％；满足老龄化、信息化社会发展所需也是公共投资的重点；公共投资应有效地配置资源。（3）在2000财年之前，公共投资的重点及优先领域是与经济结构改革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包括高等级干道公路、中心机场、重要的港口和城市发展等），特别是带来更大的分配效率的领域。（4）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投资，将优先投向于保证某一生活水平相关的领域，以及发展被严重滞后的地区和部门。
三、1998年以来我国国债的使用方向及相应的政策实施效果
（一）国债投资的部门结构特征。
1998年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定向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邮电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粮库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1999年、2000年又分别发行1100亿元和1500亿元，在继续安排在建国债项目投资的同时，增加安排了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2001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用于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特种国债500亿元，2001年的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中央财政支出部分除技术改造贴息以外，全部用于未完工程，不再上新的项目。1998——2000年，在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安排了一大批国债项目，具体投资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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