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公正与社会执法职业道德环境
（二）执法道德环境建设应遵循执法职业道德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并举的方针
我认为执法的正义性，首先应体现在执法道德的正义性，正义原则不仅是法律的重要原则，而且是道德的原则。就我国现状而言，为什么违法违纪的执法人员有增无减？为什么众多的执法公务的行为准则、党纪国法被一些执法人员视若无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违法违纪的执法人员惩戒力度不够，过于手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 [1]如某省2001-2004年的三年时间里，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贿赂案33，516件，其中被提起公诉的有16，124件，被免于起诉的有15，652件，两者几近持平。免诉率如此之高，使人们产生疑问，免诉权的运用是否掺杂了其他法外因素？的确，从职业特征上看，执法人员皆为权重一方的各路诸侯，对违法违纪的执法人员惩戒过程中，或因情感，或因官官相护，或因权力间相互纠缠和制约等原因，严重削弱了惩治力度。执法环境的整顿，需要以法律手段严惩违法违纪的执法人员中的腐败分子，执法职业道德建设乃需严惩作为一种依托。只有将两种建设结合起来，从制度上，教育与严惩等方面予以保障，才能真正改观现实的执法道德环境。
（三）认真解决执法人员的利益问题
我们毕竟生活与特定的物质世界，人的生存与行为离不开特定利益的获取。“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 [2]因而，切实解决好执法人员的利益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应当作为执法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一，合理解决执法人员物质利益的社会分配问题，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赖以生存的基础无不与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列宁将经济利益比喻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 [3]合理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提高执法人员乃至公务员阶层的薪金和其他物质待遇，给他们实际生活以必须的较优裕的保障，而不致使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在物质利益方面产生“马太效应”式的两极分化，或许不失为廉政保障的一种方法或措施。
第二，切实从制度上保障执法群体的政治利益。在我国，人们往往关注政治前途、政治利益更甚于经济利益，尤其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以历史作为参照，老一辈中很多人伴随着他们一生的政治上的沉浮和荣辱的悲壮，为他们写下壮阔的一生，也为后代写下了可贵的警世。即使社会已越过了那一段历史断代，进入了普遍注重经济利益的市场经济时期，政治上的功利也并全然为经济功利的热情所取代，毕竟社会构成并未排除政治社会的成分。
执法人员的具体执法行为不仅面对一般民众，而且又得面对掌管各种权力和具有强大社会关系网络的利益集团及权力者。如若执法对象为后者的情况下，后者又通过许多无形之手向具体执法机关或执法人员说情或施加压力，无疑他们只得面对两种彼此对立的选择：其一，不考虑任何法外因素，忠实于事实和法律；其二，迎合或屈服于权力压力和影响法外施恩，或者圆滑地大事化小选择法律低位价值。这两种行为的实际选择必然给执法人员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是维护法律尊严，严格执法不惜得罪权贵，或许在可能出现的挟私报复中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做出某种牺牲。二是牺牲法律迎合权力压力，在自身政治前途和政治利益与权力间谋求一种不正当的平衡。
制度的保障就相应要求改革我国现行的人事制度的弊端。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要严格罢免和调任程序。加强和行使罢免权和调任权的机构与权力者以各种有效监督，并对滥用权力泻私愤报复执法人员的直接责任人强加必要的法律责任。
四、 结语
无疑，严格公正执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维护，市场操作规范化保障，对促进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人们在显露于眼前的执法扭曲的事实面前，探讨了造成执法不公的种种原因，及执法混乱和执法不严所必然带来的各种副效应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因此，当我们大力强调并加强执法环境建设的同时，应予充分重视执法职业道德环境的建设，从制度上保障执法群体的政治利益。在消除了执法人员政治上的心理威胁与潜在的实际威胁，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中，才能使他们真正做到无私无畏。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列宁全集》第13卷，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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