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3
二 传统民族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冲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在极大的程度上表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全貌。中国传统民族精神存在着很多优点，如民族团结、崇尚和平、自强不息等，时贤高论颇多。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传统民族精神甚至民族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开始出现大的隔阂。
首先，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集体主义主张对个体的压抑。集体主义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观。它在维护族群团结与国家统一方面起着很大的历史作用。
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主题之一，比如儒学。儒学对中国政治结构影响至深，其所推崇的家族观念，以及“移孝作忠”而形成的家国一体观，使得中国文化重视家族、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中，对统一性和整体意识的诉求是非常突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另一起源――法家思想也是如此。以《商君书》为例，《商君书》中“尚公”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其将民众个体所属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完全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赋予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加强民众对整体的归属和依赖，使他们戮力同心维护整体的利益。但同时，它在强调整体益的基础上，崇贵重君，以君主为该整体的利益代表，视民众为政治统治工具。民众没有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意志，服从所属集体的整体利益要求。因为这个整体社会组织的意志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专权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组织政权同样也不可避免，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由此而创设，其行政集权、君主专制的色彩自然难以消除。因此，《商君书》中的“公”，并非天下之“公”，实为逞君主一家之私利，而害天下之公益[4]。
但是，不能不明确指出的是，对集体主义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个体的权利及对个体的尊重。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不再是自上而下组织，而是自下而上的组织，以社区、族群的自治为核心，充分尊重个体的主张和权利。
其次，正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对家族和民族的尊崇，就形成了一种民族/国家至上的心态。自汉族前身华夏族诞生，由于文化上的强势，即对周边民族就形成一种优越感。“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5]，以王畿为中心，人为造成一个不同级别的对待等级，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要求严格区分界限的天下观。虽然这种区分不是以种族而是以文化着眼，但是，这种民族优越的心态对后世人们审视世界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实际上，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中国家/民族至上的观念是对普世价值的反动。基于集体主义的主张，传统中国强调民族/国家本位，本民族/国家的利益至上以及本民族/国家的优越感的观念十分强烈。从“华夷之辨”到有清一代“天朝中国”自居，无不反映了这下观念。这种思想观念极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利于以开放的全球的视野认知世界。而且，极易萌生以私利的角度而不是以人性、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角度来关照世界。
第三，过分对人的关怀削弱了对环境的关注。中国哲学是人的哲学，其关注点是人，是人如何自处，人如何与他人处的学问。儒学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立意点就是人与人的道德情感、协作关系和约束机制，法家所主张的“法、术、势”，着眼点虽不同于儒学，但其探讨的却是如何“治人”，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先哲也讲“自然”，如老子、庄子，但这里的“自然”，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一种寄情怡性的环境，其关注点同样是人。中国先哲同样也讲“物我”关系，如孟子，其言“仁民而爱物”，但是，孟子的“爱物”思想，是基于“物我一体”的思路，强调物与我的并存和并立，使之更好为人所用，更好地维持人民的生计，如此，若君主能更好地制民之产，即可达到行“王道”，施“仁政”的目的。因此,今人所论其中之环保意识或环保主义，多为附会之谈。在孟子的时代，不存在环保问题，孟子也不可能超前地产生环保意识。他提倡“爱物”、“养物”，是为“人”,进而为政治现实服务的，仍不脱人类中心意识。当然，不能否认，孟子的“养物”、“爱物”思想确实与现在的环保主义的某些主张暗合，但这些思想不是从孟子那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发掘孟子“爱物”思想的现代意义，其实是以西方现代的环保思想去证孟子的思想，属于以今证古，其思想价值不大[6]。所以，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人优于自然。这与现代社会强调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相悖。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隔阂，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以自己的优良传统示人，而变通自己弊病。这需要我们对西方文明，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对待，进而汲取有利构建新型文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