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8
负面的中国形象
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制不同，多元化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存在着为数不多但截然相反的观点。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些简单化的教条，笛福抨击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中华民族，耶稣会士富凯批评了他的同事撰写的颂扬中国的文章，孟德斯鸠始终反对当时欧洲的亲中国浪潮，并说"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书简集》里所说的那样诚实"。（13）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这类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以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为特征的近代中国（这也是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中国时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就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以至出现了"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作称呼中国，在日本便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标准范罗德字典》在解释"支那"时这样写道："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一词的解释也大同小异（14）。
如果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往来的不便，使西方对中国的记载稀少和含混外，那么，由于近代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和中西之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作为学术体制化的国际汉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东亚大陆的中国变得不再遥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最突出是专制和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又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有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依靠因袭旧套，"礼是老百姓服从安静"（15）。黑格尔在1822年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6）
西方人敏锐地观察到，专制和停滞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许多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中写道：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清国男人们的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7）
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uthur H Smith）撰写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论述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等。明恩浦曾在中国乡村生活长达20年，直接的经验观察、诚实和客观的态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此书成为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等优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人许多民族弱点，包括缺乏公共精神、同情心的缺乏、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此书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仅是西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普遍接受的观点。
赛珍珠小说以及改编成的电影《大地》、《中国的天空》、《龙种》等小说中，中国是一个贫穷闭塞、愚昧落后、盗匪猖獗、充满灾荒与战乱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坚忍不拔、勤劳憨厚的农民，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真实写照。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认为谋杀、自杀、处决和严刑逼供几乎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家常便饭，慨叹"中国酷刑"之可怕，斥责中国将领乱军中竟然舍太太逃命而毫无忏悔意识，缺乏高贵情操，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不是做成浪漫史的材料，而是祸水的根源（18），这些都是中肯而发人深思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也更热爱中国，"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而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批判的激烈程度，甚至远在西方人之上。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扼要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
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19）
梁启超由此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思想--"新民"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以文学作为新民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著名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以小说改良为发端，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全面提出了他改造中国的主张，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乃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0）。梁启超的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在青年毛泽东所组织的长沙"新民学社"那里，依然有梁启超思想的影子在闪动。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我之爱国主义》等文中，多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问题：
债权无效，游惰无惩……官吏苛求，上下无信……
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恶臭视西人所蓄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21）
闻一多在著名的诗歌《死水》中，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来作为象征中国的意象。潘光旦研究生物学与遗传学，毕生探索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之道，致力于改善民族素质。鲁迅多次写到中国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写的"序"中，鲁迅表示要通过阿Q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22）这些深刻的探索与尖锐的批判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先驱者智慧的光芒，响彻着他们前进的脚步声。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格的观察，中西之间的表述基本一致，正如《白雪公主》里那面不讨人喜欢的魔镜一样，你可以勃然大怒，可以摔碎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这的确是反映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一面真实的镜子。王富仁在论述鲁迅的创作时指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的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最现实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努力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23）
这些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之中，在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家朱晓坪的小说《桑树坪纪事》中，在王蒙的小说《冬天的话题》、《高原的风》、《风筝飘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延续与深化。因而这决不仅仅是鲁迅，也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的一个重要主题。
愚蠢的偏见和恶意的歪曲当然是有的，但这不是西方人描绘中国形象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体，并且其中一些在西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的《世界旅行记》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混乱不堪，中国的书写文字根本就不存在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由于安森本人只是一个海军军官，并且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在广州强行抛锚，因而他和中国人之间相互抱有强烈敌意，安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所说的话十足地荒诞无稽。虚幻、荒诞和真实混杂在这部作品里。"（24）早期美籍华人在美国受到的种种迫害及不公正待遇，在美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移民的书籍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叙述和描写（25），笼统地斥为"妖魔化中国"是没有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