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8
中国后殖民批评的限度
尽管我国翻译的后殖民理论的著述迟至1999年才先后出版，这主要是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当年1月出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同年4月出版，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后殖民批评却蔚为大观，风行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对后殖民批评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就艺术领域来说，后殖民主义广泛涵盖文学、电影、建筑等各艺术门类，对这些我们知之甚少。就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而言，它具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内容，它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26）。
在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诸多代表人物中，我们所熟悉的不过霍米·巴巴（Homi Bhabha），弗郎兹·法农（Frantz Fanon），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萨义德（Edward Said）等数人（27），就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除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有中译本外，其余仅有零星的论文译成中文。这样误读、扭曲甚至附加就在所难免，如詹姆逊（Fredic Jameson），其实很难归入后殖民批评谱系，但是在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却名列榜首。就东方学本身来说，我们的后殖民批评者的主要知识都是来自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即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乃是一本抨击西方东方学领域的著作，而对于东方学本身的产生、历史沿革和当今发展动态，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有二多二少，介绍性质的多，生搬硬套的更多，理论上的独创性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更少。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理论上的先天贫血，而是更多地和我们固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挂上了钩。
后殖民批评在中国闪亮登场，产生较大影响，是在《读书》杂志于1993年第9期以显著位置刊发张宽、钱俊和潘少梅三人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之后。稍后，《钟山》杂志于1994年第1期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和朱伟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后《文艺报》等处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论述，后殖民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掀起强劲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从一开始进入中国，这种理论思潮就带上了强烈的本土化特征，我们把它高度简化为一个概念，即"文化霸权"，随之而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隐藏其中的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就是"中华性"论、"改弦更张"论、"失语症"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组成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逻辑链条。如果说，《读书》、《钟山》等杂志主要是对萨义德等人的思想的介绍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那么这些观点则是正面阐述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主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28）。
季羡林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化的发展状况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大声疾呼"世界文明，东西方文化要互补，我们不是不借鉴，但是，我想，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改弦更张。……改弦更张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如何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对西方文论彻底检查一番，以决定取舍，不能奴隶般地当应声虫。中国的文艺理论，无论是整理旧的，还是创造新的，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文化应大放异彩，不能作西方的奴隶，而要作自己的主人"（29）。
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把当前文论研究中最突出和最严峻的问题概括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30）。当务之急是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曹顺庆鲜明地提出了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主张，并陆续撰文系统地阐述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法与途径，包括对话语核心概念、范畴的清理，对文化架构的清理，对话语表述方式、言说特征的清理，然后在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中使之凸现、复苏与更新，再将初步复苏的中国文论话语放到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加以检验，在实践操作中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与更新等（31）。
总体来说，我国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沿袭了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地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后面是"传教士们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32）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发展到否定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斥为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表现在作为文学研究核心的理论话语领域，就是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形成呼应之势，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讲台，并且由于占领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而大行其道，这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表现得极为充分。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是九十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它的主流走向，其实质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反西方文化，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思潮，这种以文化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反西方主义"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不安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广泛关注（33）。
后殖民批评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乃是一种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强调"美刺"、"教化"的古老传统，现代又有"文艺为政治服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因而这两种批评模式在政治话语的内在本质上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使我们很容易进入"文艺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后冷战思维模式，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能够将来自官方的主旋律和来自民间的理论探索找到了共同点，同时它的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我们使倍感熟悉和亲切，契合了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的反抗心理，能够酣畅地宣泄我们的屈辱心理，因而在中国迅速形成蔓延之势。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34）
其实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积贫积弱而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始终强劲，不管我们曾经打出过多少主义或思潮的旗号，它都一直是潜藏在背后的中国思想界主潮，并往往发展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思潮。近百年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以西化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人们"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 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5），因而西化派在意识形态话语上往往居于劣势，而"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 （36）因而主张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国粹派或者说是民族化倾向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因为他们更多地喜欢缅怀祖先的光荣传统，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日益强烈，加之后冷战思维模式的延续，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上的西化派由于非学术原因而全盘崩溃，一度在八十年代受到压抑的民族化倾向便迅速抬头，所以当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丰厚土壤的民族化倾向找到了来自西方的学理依据，便迅速繁荣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却否认民族文化概念，以阶级文化取而代之，而我们的弘扬民族文化论者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我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扬眉吐气地揭露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暴力，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延续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国际文化交流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的斗争，这和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这是我国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从我国一些后殖民批评所乐于引证的"中国形象"的辨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完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真理只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就会发展到把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统统视为"思想理论战线"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地展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夺权"活动，"文革"结束的时间不算太长，殷鉴尚且不远，难道我们就对此种思维的荒谬性就毫无警觉与意识吗？如果说，阶级文化论被推到极端（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超阶级的共同性）之后出现了许多偏执与谬误的话，那么，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后殖民批评把族群推到极端，一切以国家或民族（nation）划线，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如时下被极力贬斥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那就更是荒唐了。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理论旅行"开始关注，特别是西方文论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所带有的权力色彩更是成为我们理论的聚焦点，但是我们同时还更应该关注一种理论到另一国旅行中所产生的变异，即该理论的延伸、附加与扭曲。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俄国化一样，后殖民批评本质上并非倡导东西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和相互对抗，而是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与重新清理，但是到中国旅行的结果，也带上了浓重的中国化色彩，质言之，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反西方和自我表扬（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利器，它已经完全变味了，这大约是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