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下）
2. 鐵路建設與改善民生之關係
孫中山先生的三大幹線，均以中國的大西北為終點，究其原因，實與改善民生的關係極大。他認為中國“既貧且弱”，如要有所改善，莫如“擴張實行交通政策”。他批評“世人皆知農工商礦為富國之要圖，不知茍無交通機關以咻斨瑒t著著皆失敗。”他並回憶“前時在安南、廣西曾見農家燒毀陳榖，詢之，因叩啦煌ǎ瑹o處可藏，故毀棄之，”足證交通之重要性。[1]同時，中國人口太多，“游手無業，飢寒交迫之同胞，遍地皆是”，若要“使全國同胞人人有恒業，不啼飢，不號寒……就要辦鐵路、開礦、工商、農林諸偉大事業。”[2]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孫氏在北京鐵路協會演講，以滿州大豆的產銷為例，說明鐵路對促進農業的鉅大作用。他說：
“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州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
每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
上。皆因兩路交通之利，故東三省農民，受益匪湣！盵3]
鐵路能便利農產品的咻敗⒔档瓦費、使市場擴大，從而鼓勵更多人從事生產工作，滿州大豆產量的急升，正是個極佳的例子。至於礦產方面，孫氏指出我國“煤礦蘊藏之富，甲於全球，英美亦所未及，如能合全國之資與力，分頭開採，並多築鐵路以便咻敚苋缡莿t民富矣。”[4]孫先生曾進一步指出：“中國物產無不豐富，惟待開發而已。……路線敷設之後，則物產之價價，勢必增長數倍，因此種路線，不啻將昔日市場與生產者遙遠之距離，縮短於咫尺之間也。至地下蘊藏採掘，金屬物產之開發，其利益之豐富，乃顯而易見者。”[5]因此，經濟開發、改良生產、促進民生的效果，均一一在鐵道修築後獲得。
除此之外，孫中山在指示三大幹線後，特別提出鐵路建設是“破荒”之利器。他對“殖邊移民、開濬利源”是極為關切的，因此，北路（秦皇島至烏梁海）建設尤為急迫。他解釋說：
“更有進者：貨之棄於地，必荒僻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為世
界所公認。生齒之繁，至吾國而極矣！僅以內部（按：指本部
十八省）容吾民，恐即交通便利，而秩噪y，即興礦務，尚有
工不應人之虞，農產無可加闢，早有不食不應工之患。……吾
（國）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按：指西北地區）置而不經營，
則以患貧之國，又自重過度之困，乃不謂大患不靈者也。”[6]
中國歷代均有移民實邊之政策，孫中山對此可能有借鑑歷史之處，但就其所建議而論，殖民計劃之鼓吹，主要時針對內地人口過盛的情況。為我國過多人口尋求有效而簡捷之殖民區，那有比西北更廣大、更遼闊的地方來渲洩眾多的內地人口。因此，僅就人口移殖一點而論，就充分說明孫氏規劃的三大幹線均以大西北為終點的現實意義。[7]
[1] 《國父全集》，〈演講〉，頁２４。
[2] 同上書，〈演講〉，頁２４─２５，５７─５８。
[3] 同上書，〈演講〉，頁３２。
[4]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９。
[5] 同上書，頁３１─３２。
[6] 同上書，頁１２。
[7] 關於殖民的生活安排，孫中山在民初並沒有加以論及。直至《實業計劃》、〈第一計劃〉完成後，對蒙古、新疆的殖民，才有詳細的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