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以清末民初之西北為例(下)
2. 鐵路建設對鞏固國防的貢獻
如要了解孫中山鐵路計劃對鞏固國防的意義,應先看他對邊疆民族之關心態度和對邊情的留意。在孫氏的言論看,可以肯定他非常重視民族的平等。在1912年2月23日清帝退位不久,孫氏發表〈臨時大總統布告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文〉,強調“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丕興實業,促進教育。……而今而後,務當消融意見,蠲除畛域;以營造為無利,以公益為當郑鲎鎳畼s光,造全民之幸福。”[1]由於他對於蒙古、滿州、新疆、西藏在列強威脅下的危險,極為關注,因此,他在規劃三大幹線時,非常注意上述地區的經濟開發問題。北路穿過遼東、內外蒙古;中路由陜甘直抵新疆之伊犁;南路則穿越雲貴之間,越西藏,直達天山南路。三路之中,孫氏“以為北路為更急。北路乃固圉之要道,亦破荒之急務。”[2]所謂“固圉之要道,破荒之急務”,是指受日俄威脅下,滿蒙在當時岌岌可危,已完全為其所控制。因此,孫氏以殖民為手段,以鞏固邊防為目的,希望藉鐵路的修築,加強內地與西北的聯繫。
此外,修築鐵路亦可以減少養兵之數。以中國廣闊的疆域而論,若缺乏有效的咻敼ぞ撸词褂斜偃f,也不足夠應付外患。孫中山說:
“譬如中國有兵二百萬,分布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
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制我而有餘。……且交通不便,
則弑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去矣。故名為
有兵二百萬,與無兵同。”[3]
以1911年底蒙古獨立之兵力而論,蒙古王公所擁有的軍隊與俄國哥薩克兩連士兵合共不足五千人,本並不算龐大。可是,駐紮在倫庫的中國士兵僅四百名,若要由北京或內蒙調兵前往鎮壓,動輒需時數月,真可說是萬事皆休。反之,若當時有鐵路直達庫倫,軍隊可藉便捷咻斣丛摧斔屯鶓鸬兀蝿葑匀淮蟛幌嗤K裕瑢O中山認為若中國建成完善之鐵路系統,分佈全國,則“有兵百萬足矣,蓋咻敱憷贿^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合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4]其實除了蒙古外,滿州、新疆、西藏之形勢,與此亦頗相近。這些區域均遠離中國本部,交通極為遲緩,故常為列強覬覦的目標。孫中山先生認為當日中國的病源,主要是由於交通不便。“如由山東至新疆路程,須行五六個月,較西人環遊地球,尤為遲滯。此等弊病,於政治軍事礦產商工事業,均多窒礙。”[5]若新疆被外國軍隊入侵,後果實不堪設想,因支援的軍隊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非用上三個月的時間,不能從最近的省份抵達伊犁。概括而言,中國因缺乏鐵路,故“幅員雖廣,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交通不便,載卟混`,雖大無濟。”[6]
在討論鐵路對保全領土的意義上,孫氏認為修築幹路的工作,“尤不可復”。他以民初的邊疆為例,沉痛地指出:
“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州橫
行,英國在西藏橫行。若我國兵力能保護邊圉,斷無此等事實
。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汲汲於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須遣散
,其額必多,然用兵之時,則併一兵而無之。此何故哉?此即
交通不便之故。”[7]
所以,孫氏認為“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繫於此舉。”[8]但是,一般論者擔心借債築路,容易引致列強的滲入。他們非常憂慮如按孫氏的利用外資的辦法,會產生以下的困難:
“滿州、蒙古在日俄勢力範圍下,如批歸日俄承辦,適中日俄之
計,中國前途,益形危險。如另覓他國,而不歸日俄承辦,日
俄又必干涉。”[9]
這些問題,孫中山先生亦深感“棘手”。所以,為避免與中俄衝突,中國方面“儘可先從內地各省之路築起,暫留承辦滿蒙路線,以待最後之解決。”他估計俄亦缺乏資本,即令“日俄用各種方法籌得資本,堅請承辦,祇要合同上之條件訂立妥善,亦無不可允許之處。”[10]這種門戶開放政策,與前清條約絕對不同。如以東清鐵路為例,“東清鐵路……當時訂約,允許俄人以置兵保路之權,”引致俄人任意行動,後患無窮。可是,孫氏在民初“主張請外國資本家包辦中國鐵路,將來訂約,必不許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權。……(由於)主權在我,操縱自如,即日俄承辦,亦無不可。”[11]為了給國人一個清楚明白的實例,孫氏在民國二年七月與英國波令公司(Pauling and Company)簽訂〈建築廣東至重慶之鐵路借款契約草案〉,其中第十三條便規定鐵路及一切附屬財產,“皆由各地方官極力保護”,而英國並無派兵護路的權利。[12]因此,以往列強藉築路而劃定之勢力範圍,在新的條約下,孫氏認為絕對不會再次出現。
當孫中山還是臨時大總統時,他曾致電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希望他們能推舉代表前往南京討論國事。孫氏在電文中指出:
“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中腋!!
…今全國同胞見及於此,群起解除專制,……政體雖更,國猶
是國。……諒諸公明達,必表同情。……蒙地遼遠,或未甚悉
,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嶮,非群策
群力,奚以圖存?夙仰貴王公等關懷時局,眷念桑梓,際此國
勢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賴維持。”[13]
對於外蒙獨立一事,孫氏願能有所補救,以免國家陷於分裂。唯此事蒙人蓄志已久,俄人又乘勢向外蒙擴大影響力,致使孫氏此電文,難收實效。同年11月9日,《俄蒙協約》披露。一星期後(11月16日),孫中山在〈致袁世凱勸不可承認俄蒙之約電〉中,表示:
“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時,當可辦到,故俄
蒙之約萬不可承認,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
,則必有良善之結果,目下儘可以不理處之,以觀俄政府之行
動。再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
功勳,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牽延為第一辦法。”[14]
同年12月,孫中山先生更以極高的筆調發出〈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利用舉國一致的民氣,與俄人周旋到底。他說:
“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我國人皆知
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故
舉國一致,矢死非他也。以文觀之,民氣如此,實足救亡。”[15]
孫氏主張以激烈手段來對抗俄人。為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他公開呼籲實行錢幣革命,以解決國家財政的困難和促進社會之工商事業,以期在半年內
出(兵)五十萬於外蒙北滿”。我們若比較此〈通電〉與〈致袁世凱電〉,明顯發現兩者在處理〈俄蒙協約〉上反應截然不同,估計孫氏基本態度是低調與拖延,在宣傳上則採取高姿態,以對政府造成一定壓力,使其不可輕率承認〈協約〉。有學者認為孫氏“即使出於宣傳目的,這也是個很冒險的行為。”[16]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問題,因為他只看到中國方面的弱點,但卻看不到俄國自身的弱點。當時俄國政府正全力注視巴爾幹地區,根本不贊同同時在另一地方發生事故。孫氏在給袁的電文中,已將此點指出。
總之,孫中山希望利用鐵路來溝通交通極不方便的西北邊疆,利用現代化咻敼ぞ邅韺ξ鞅敝趁瘢瑏K藉此改善該區的經濟條件和鞏固西北地區的國防。
[1] 《國父全集》,〈誓告〉,頁6。
[2]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鐵路》上冊,頁11。
[3] 同上書,頁14─15。
[4] 同上書,頁15。
[5] 同上書,頁30。
[6] 同上書,頁13。
[7] 同上書,頁18。
[8] 同上。
[9] 同上書,頁26。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書,頁55。
[13] 《國父全集》,〈函電〉,頁124─125。
[14] 同上書,〈函電〉,頁175。
[15] 同上書,〈函電〉,頁179。
[16] 朱宗震《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決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