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7
三
南方地区的情况，由于时间、地域跨度大等原因，比较复杂。众多的资料数据不一致，令人一时难以适从，更需认真对待。先看中上户的情况。
北宋时，吕陶言："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丁）、保（丁）而失业者，十常四五……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注：《净德集》卷2 《奏乞相度逐界坊场放免欠钱状》。）四川人吕陶所指的是全国情况，自然包括南方地区，也即南北方的中上人户，户均人口约为10人。具体如他说四川彭州九陇县"有园户三百家以来，约及三千人"曾闹事（注：《净德集》卷11《申帅府并二司状》。），即是户均10人。
南宋初张守言："（淮南）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注：《毗陵集》卷5 《论淮西科率札子》。）拥有百亩之田的淮南中户，户均10人，与前一致。
南宋袁说友在《峡路即事》诗中透露："双牛只叟一横犁，白水插秧透面肥。是处喜经连夜雨，田家十口可无饥。"（注：《东塘集》卷7。）所言峡路，即四川东部的夔州路和梓州路。 有两头牛的人家应属中户，仍是10人。
南宋时的南方地区，"诸州县铜匠无虑千百家，家有十数口"（注：《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庚戌。）。 此类手工业者也应属中户，户均10余人。
以上所言南方地区中上等人户的户均人口，与北方地区一样，普遍认定为10人。但东南一些地区情况有异。如福建泉州清溪县，因山地硗瘠，当地居民"两儿只肯育一儿"，所以"大家有田仅百亩，三二十亩十八九。父母夫妻子妇孙， 一奴一婢成九口"（注：《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有奴婢2人的家庭，自属中上等人户。9口之家中，血缘家庭人口三代同堂仅有7人。
下等人户的有关数据多是赈灾时的资料。
南宋人董煟言，救荒时官府若向饥民发放一斛粮食的价钱，"可供一家五七口数日之费"（注：《救荒活民书》卷2 《义仓》。）。户均约6人。
宋孝宗时朱熹言：江东南康军星子、都昌、建昌三县"阙食饥民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八户，数内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注：《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饥民总数为217883人，户均7.3人。
宋孝宗淳熙二年，刘珙知建康府、江东路安抚使，适逢灾害，"籍农民当赈贷者若干户，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户当赈济者若干户，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注：《朱熹集》卷97《刘珙行状》）。可知主户家庭中6人以上为多，客户家庭多为5人左右。
淳熙十一年，湖北大旱，鼎州、澧州尤为严重。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赵善誉"躬走村落，妩慰饥赢，得户四万余，口二十万"（注：《攻媿集》卷102《赵善誉墓志铭》。）。户均近5人。
宋光宗时，临安府水灾，需赈济者"计五万余家，约三十万人，大人小儿各居其半"（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蔡勘奏。）。 户均约近6人。
宋宁宗时，知抚州陈蕃寿言："本州土瘠民贫，秋苗之数不多。去岁旱歉，抄札到三万九千户，计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九十口。"（注：《宋会要·食货》68之102。）户均4.7人。
佃农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处于社会底层，最为贫困，家庭人口更少些。据宋末方回言，两浙秀州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年食十八石"（注：《古今考》卷18《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户均5人。
另有一个案例提供的数字也可参考。宋太宗时，江西虔州有3 人犯法，"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注：《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3家共15人，户均5人。
南宋时有一些比较可信的城镇人口数据，从中可得到坊廓户的综合户均人口。
江东徽州：居民"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注：《新安志》卷1《户口》。）。户均5.3人。宝庆年间，坊廓主户"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户均4.5人； 坊廓客户"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注：《弘治徽州府志》卷 2。）。户均4.4人。
两浙镇江：嘉定年间，"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江口镇户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府城户均3.9人，江口镇户均4.3人。咸淳年间，"在城五隅户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注：《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户均4.4人。
两浙临安：宋宁宗嘉泰元年临安城中大火，无家可归者、"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家，计五千三百四十五口，大人四千七十七口，小儿一千二百六十八口"（注：《宋会要·食货》58之23。）。户均4人。
以上东南地区三城的坊廓户家庭人口，大约户均近5人。
洪迈《夷坚志》一书，记录的是宋代社会生活风俗，其中无意间透露的家庭人口数字，应当是真实的。从中找到南方地区（全是东南诸路）城乡平民百姓（仅限平民百姓）确切或比较确切的家庭人口数字23例，可作为简单随机抽样调查。现列表如下（见右边）。
地区 口数 代数 出处
淮南通州 8 支庚卷4《海门虎》
淮南黄州 3 2 支癸卷2《黄州渠油》
淮南舒州 6 三志己卷第4《燕仆曹一》
两浙临安 4 3 志补卷16《卖鱼吴翁》
两浙临安 5 2 乙志卷11《涌金门白鼠》
两浙临安 2 1 三志己卷第9《乾红猫》
两浙平江 5 3 支戊卷4《张氏煮蟹》
两浙平江 4 2 丙志卷10《茶肆民子》
两浙秀州 4～5 两家 乙志卷8《秀州司录厅》
江东饶州 3 2 三志辛卷10《萧大师》
江东饶州 4 3 支丁卷5《黟县道上妇人》
江东饶州 4 2 支戊卷10《程氏买冠》
江东饶州 5～6 乙志卷14《鱼陂疠鬼》
江东宣州 4 2 志补卷16《蔡五十三姐》
江东信州 4 2 丁志卷6《张翁杀蚕》
江西抚州 5 支丁卷4《丘岑食蕈》
江西隆兴府 10余 丁志卷20《乌山媪》
江西隆兴府 5 3 丁志卷11《丰城孝妇》
湖北荆南 3 2 志补卷9《饥民食子》
湖南潭州 4 2 丙志卷8《衡山民》
福建福州 2 1 支癸卷4《郑四妻子》
福建福州 6 3 支戊卷1《筹洋村鬼》
以上22条23家数据，最多为10余人（按15人计），最少为2人， 总计约111人，户均约4.8人。此数可以视作东南地区下层人户的户均人口。
南方地区综合性的户均人口，有以下两条重要史料。
北宋时，知洋州文同言："（洋州）主客户凡四万八千余户……大率户为五口，亡虑二十四万余口。"（注：《宋会要·食货》24之10。）户均5人。
另据《嘉靖丰乘》卷4《食货志》， 载有宋代江西丰城县两组人口数字："宋祥符旧经：主客户二万二千五十二，口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三。淳祐七年：主客户七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口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是年知县刘卿月新编，不委官吏，分请隅总土人，家至户谕，始得其实）"。这条史料的珍贵价值在于，明确指出以往的人口数字是虚假的，而淳祐七年知县动员民间力量实行普查，得到的人口数字比较真实可靠。是为户均5.2人，与洋州户均数大致相同。
以下资料，可以供参考。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言："（绍兴府）统计六县之贫民约须一百三十万口，并上户当不下百四十万。"（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其时的户数需推算。 元丰二年（1079 年）为152922 户（注：《元丰九域志》卷5 。 ）， 嘉泰元年（1201 年）为273343（注：《嘉泰会稽志》卷5《户口》。）。122年间增加120421户，每年平均增加987户。淳熙八年距嘉泰元年前20年， 则淳熙八年时大约有253603户。当时"绍兴八邑，余姚、上虞号为稍熟"（注：《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朱熹所说的是受灾的其余6县之人口。 平均计算，这6县大约有190202户，户均约7.3人。
宋光宗时，湖北鄂州"七县主客户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四"（注：《朝野杂记》甲集卷18《荆鄂义勇民兵》。）。户均4.7人。
宋理宗时，两浙庆元府慈溪县"主客二万余户，计一十五万六千三百余口"；"定海县户主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一户，计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一口，客一千六百四十八户，计六千五百四十一口"（注：《宝庆四明志》卷16《官僚》；卷19《户口》。）。慈溪县户均7人强， 定海县户均2.9人。一府两个县的户均人口相差一倍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当是两县户口统计方式不同，定海县的人口数不是全部人口数。
宋理宗时，两浙镇江有"户一十万八千四百，口六十四万四千一百"，户均5.9人；宋度宗时，"户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 口三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注：《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户均5.5人。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资料，或是互相矛盾，或是户均人口过多、过少而不可信，都是宋代户口统计制度混乱所造成的。（注：以四川为例，据宋仁宗时丁度言："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长编》卷168 ，皇祐二年六月末）。下户即户均10余人，似不真实。而南宋高宗时汪应辰言："宣抚司委官将梓潼、阴平两县灾伤去处，每县约三千户，每户三口"（《文定集》卷4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 户均3人，与前述户均10余人差别太大，也不可信。又如两浙庆元府定海县，南宋时曾受灾，其中的清泉乡"以户计者凡千二百六十一，以口计者四万三千九百六十四"（《浣川集》卷4 《乞将清泉两管均济摘济札子》）。户均竟34人，更难置信。疑"凡"字为"八"字之误（下文"以口计者四万"云云，数字前无凡字），若然，户均5.3人。）
根据以上资料估计，南方地区中户户均10人，但东南地区个别地狭人稠的地方户均人口较少；下户户均约为5人，坊廓户户均约5人，客户户均约5人。综合考虑，南方地区户均约6人。
南方地区户均人口少于北方地区，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南方多土狭人稠地区，如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成都府路都属人口大路，已形成人满之患。有限的环境容量制约了家庭人口发展，如前所述，南方盛行杀婴以限制人口即是主要表现。另一减员方式是出家为僧。如汪应辰言，福州"如民家有三男，或一人或两人为僧"（注：《文定集》卷33《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铭》。）。家庭人口因而减少。
二、在此环境和经济背景下，加以为躲避官府的赋役剥削，南方地区习俗热衷于父子、兄弟分居，营造小家庭。按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许别籍异财。"（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讼》。）一个家庭的寿命，随长辈寿命而存亡，长辈去世后确切地讲是服孝三年并已安葬后才能分家（如长辈去世后仍不析居，便是官方极力推崇的"义居"）。本文之所以按三代同堂为一个标准家庭，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但是，宋代颇多长辈尚存便分家的情况，有关事例绝大多数在南方地区。如广东，早在南汉时就有"祖父母、父母在，子孙既娶，即令析产"的法令和习俗（注：《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五月己巳。）。入宋后屡禁不止，仍是"巨室父子或异居焉，兄弟骨肉急难不相救"（注：《永乐大典》卷21984，章楶《广州府移学记》。）。 四川地区同样如此，"亲在多别籍异财"，乃《宋史·地理志》中特别指责之地。东南地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东南之俗，土狭而赋俭，民啬于财，故父祖在，多俾子孙自营其业，或未老而标析其产……贤士大夫每以为病也。"（注：《南涧甲乙稿》卷16《铅山周氏义居记》。）此风愈演愈烈，至南宋绍熙三年，法令不得不做出让步，予以修正："户部看详：凡祖父母、父母愿为标拨而有照据者，合与行使。"（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兄弟之讼》。）即只要长辈自愿，立有正式文书而分居者，官方不再追咎法律责任，予以默认，从而使析居之风合法化。由此可知，南方地区的家庭二代同堂者多于北方地区，规模较小，户均人口较少。至于诡名户诸问题影响的家庭规模，属于户数问题，另文再论。
家庭人口的初步推论，为笔者的宋代户口研究打下了一个基础。如果所论大致符合实际，以此参照，可以进一步推论有关户数是否可靠。据笔者另文专论的研究及葛剑雄教授的《宋代人口新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证明，传世的宋代总户数基本可靠。 若以《元丰九域志》所载全国16569874户为准，设北方、南方户均7人， 则宋神宗时全国在籍人口约一亿一千余万。此外，户口史料统计中的"丁"、"口"之辩及"女口"问题等，也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望圆满解决。就目前而言，笔者的研究至少表明，史料中宋代户均二口或二丁左右的记载，不是实际情况，确切地说不是一个同居同财的血缘家庭的真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