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9
8．光绪十三年（1887年）剡源之疫。光绪十三年前后，江南不少地区都出现了疫情，疫病主要为真霍乱，特别是在浙东，显得尤为严重，当年，绍兴的上虞、山会与宁波府的大多数县都有瘟疫流行。是清代浙东疫情较为严重的一次瘟疫[54] 。这次瘟疫的人口损失情况，奉化剡源的一部地方志有则较为明确的记载：
（光绪）十三年丁亥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原注）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55] 。
当时剡源乡的人口，史料缺乏记载，不过该地方志有该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各村人口的详细记录，两个年代相隔14年，疫后损失应该已有所弥补，故二十七年的数字应大体接近和略低。二十七年时，三村的人口数分别为：沙隄村1,090人，公塘村820人，康岭村858人，共计2768人，全乡41,251人[56] 。即使我门以略低的二十七年数字计，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村的死亡率为14.5%，全乡则在2.4%左右。从这部方志对这次疫情的特别关注来看，这应该是当地至少是较为晚近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瘟疫，而且霍乱也是清代江南最为凶猛的疫病。故在和平年代10%以上人口损失率在某个较小社区中虽可能发生，但已是非常严重的。而在较大的区域中，要达到2%的疫死率已属不易。
9．清末上海之疫。上海自开埠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和人员流动的不断频繁，瘟疫爆发的频度也急剧上升，据统计，上海县在咸丰以前一共发生瘟疫16次，而咸丰以后竟多达18次[57] 。晚清上海瘟疫发生的次数虽多，但对人口的危害似乎并不大。由于《海关十年报告》中录有瘟疫死亡人数确切的记载，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当时上海瘟疫的危害性。现将其中有关的记载转录如下：
在这十年（1892—1901）中，上海曾两度流行天花：一次在 1893年，11名外国人和 184名中国人因罹是疾而死亡，另一次在 i899年的上半年， 9名外国人和 183名中国人死亡。市政当局对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经常给予极大的关心。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中国人、占总人口很大比重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竟能如此成功。霍乱在公共租界绝迹整整三年之后，1895年夏季又重新出现，这一次有20名外国人和约930名中国人死亡，大部分是在8月份。
1902年流行猩红热病，这年夏天因而死亡的约1500人。随后几年，这种疾病重复出现，但严重程度减轻了[58] 。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总人口为1,289,353，其中租界为617,487[59] ，几百上千人疫病死亡人数，实在可以说微乎其微。
经过以上分析，现在我们认为，清代江南的瘟疫对人口的危害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不过一般情况下多多少少会带来一定的人口损伤。在和平年代，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较为严重的可能达到2—3%。特别严重的瘟疫，比如像霍乱这类烈性传染病在个别较小社区中，导致的死亡率虽可达15%左右，不过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则一次瘟疫所损失的人口很难达到5%，即使连续两年或以上发生疫情，也一般不会超过10%。在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比例是针对疫区而言，若要说某次瘟疫对整个江南地区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相信除了乾隆二十一年前后、嘉道之际和咸同之际这三次基本涉及全区域的瘟疫外，比率会是很低的，估计绝不会超过1%。当然有必要指出，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对世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绝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小数字。在一个较小的社区中，即便只有几个人染疫而亡，人人自危的恐惧和紧张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有关数据的估算尽管是概略性的，但应该不妨碍总体上认为，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实际上，除咸同之际因有战争的因素外，其他像在乾隆二十一年、嘉道之际等发生全区域性大疫的年份，我们很难发现人口发展曲线有何明显变化[60] 。这说明，尽管每次百分之几的疫死率其实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但瘟疫显然没有对清代江南的人口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使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的，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疫病模式[61] 。清代江南除出现了前所未遇的真霍乱的打击外，总体上应该是个疫病模式相对稳定时空区域。以上所论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反而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当然，清代江南不代表一切，我们显然不能否定历史上确曾出现瘟疫大规模杀伤人口的例子。比如，金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京，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62] 。但毕竟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疫病模式的稳定时期要远长于调适期。因此，尽管我们认为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而且重视历史进程疫病因子也非常必要，但并不能因此过分夸大瘟疫的影响，而应该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审慎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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