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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

作者:余新忠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9

注释

[1] 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第262页。
[2]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页。
[3]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31页。
[4]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2000年,第34—36页。
[5] 同治《苏州府志》卷149,《杂记》,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以下简称“丛书·华中”),第5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6册,第3516页。
[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8页。
[7] 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10,《拾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以下简称“乡镇志专辑”),上海书店,1992年,第2本,第147页。
[8]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1990年,第23a页。
[9] 佚名著:《庚申避难日记》附录二,《灾异记》,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册,第599页。
[10] 叶梦珠:《阅世编》卷1,《灾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7页。
[11] 见《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86页。
[12]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科技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13] 叶梦珠:《阅世编》卷1,《灾祥》,第18—19页。
[14] 有关这次疫情的详细情况,参阅拙稿:《雍正癸丑:烂喉痧流行的开始?》,《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待刊。
[15] 徐大椿:《洄溪医案·瘟疫》,见刘更生主编:《医案医话医论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7年,第311页。
[16] 据道光《昆新两县志》,雍正初年人口数为225728人(卷6,《户口》,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专辑”[以下简称“集成·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本,第77页),这是赋役册上的数字,应偏低,而且,雍正十一年,无疑会有所增长,故估计为二三十万。
[17] 民国《太仓州志》卷26,《祥异》,见“丛书·华中”,第176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6册,第1967页。
[18] 据民国《太仓州镇洋县志》卷4,《赋役·户口》,乾隆二十年人口数为146894(见“丛书·华中”,第176种,第1册,第103页),故估计当时人口为十二三万。
[19] 潘亦隽:《三松堂自订年谱》,同治九年刊本,第5a页。
[20] 邵登瀛:《温毒病论》,见《吴中医集·瘟病类》,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406页。
[21] 据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长元吴三县共有丁口2,975,313(卷13,《田赋二》,第1册,第350页),按此估算,当时三县人口为二百万上下当不为过。
[2] 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见“丛书·华中”,第11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2册,第687页。
[23] 据光绪《丹徒县志》,乾隆六十年(1795年),该县丁数为295,941(卷12,《户口》,第1册,第213页),乾隆初丁与口的比例,据王跃生的研究,为1:2.35(《十八世纪初期中国的人丁数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6期,第17—25页),若按此比例计,则口数为695,461,故估计当时人口数为四五十万。
[24] 这次疫情的详细情况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立足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待刊)。
[25] 光绪《江阴县志》卷8,《祥异》,见“丛书·华中”,第457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册,第927页。
[26]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2b—23a页。
[27] 光绪《罗店镇志》卷8,《轶事》,见乡镇志专辑,第2本,第326—327页。
[28]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29]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二》,第23a页。
[30] 宣统二年,罗店人口为54,899(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户口》,见“丛书·华中”,第172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册,第58页),这包括农村人口。不过,“罗店市镇最巨,为全邑冠。……其地东贯练祁,运输灵便,百货骈阗,故虽处腹里而贸易繁盛,综记大小商铺六七百家,……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同上卷1,《市镇》,第1册,第50页)。就以上情况看,罗店镇区人口占全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高当完全可能。而据吴建华最新的研究,在江南多数地区,宣统年间的人口数大致余嘉庆末年的相当。(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20页。)宝山属于人口损失较少地区,估计嘉道之际人口会略少于宣统年间,故按5,000人计。
[31] 民国《镇海县志》卷43,《祥异志》,见“丛书·华中”,第478种,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8册,第2885—2886页。
[32] 据民国《镇海县志》,宣统三年镇海人口数为320702人(卷6,《户赋·户口》,第2册,第457页),据吴建华的最新说法,估计当时人口亦为三十余万。
[33] 参阅拙稿:《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立足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
[34] 光绪《周庄镇志》卷6,《杂记》,见乡镇志专辑,第6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93页。
[35]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第31页。在这篇文章中,这一认识只是为了说明明清之际华北疫死人口而提出,并未给予具体的说明,在此只能就其结论提出意见。
[36]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曹在文中没有明确的说法,这一数字系吴建华根据曹的论述加以统计而得。(参见氏著《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第28页。)
[37] 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38]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77—84页,以下涉及本次疫情情况而未注明出处的,均源于此。
[39] 参阅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7页;浙江医科大学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年,第84页。
[40] 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41] 沈梓著:《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86页。
[42] 沈梓著:《避寇日记》卷2,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07页。
[43]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2《杂录志·灾祥轶事》,见乡镇志专辑,第4本,第68页。
[44] 同治《安吉县志》卷18,《杂记》,同治十三年刊本,第40a页。
[45] 沈梓著:《避寇日记》卷5,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13页。
[46] 近人徐映璞在谈到杭州的情况时,也把饿死当作第一位的因素,他说:“杭州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李秀成攻占后,迄今二年又三月矣,兵火交加,粮食乏竭,饿死、疫死、锋刃死者,不知凡几。”(徐映璞:《太平军在浙江》,见氏著:《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
[47] 沈梓著:《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6—48页。
[48] 濮院镇的人口,笔者未发现明确的记载,据现代人编的《濮院镇志》称,乾隆年间,有人口万余户(陈兴蓂主编,上海书店,1996年,第 369页)。以户均五口计,则为5万余口,若按浙江省乾隆中(设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到咸丰末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全省的人口数见赵文林 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4页),则为92,000人,濮院是当时嘉兴府有名的巨镇,镇区人口按罗店的十分之一计,则为9000余人。
[49] 沈梓著:《避寇日记》卷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7页。
[50] 龚又村(常熟人)著:《自怡日记》卷19,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358页。
[51] 龚又村(常熟人)著:《自怡日记》卷21,见太平天国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53页。
[52] 《太平天国资料》,第105页,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31页。
[53] 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鼎文书局,1973年,第6册,第507、513页。
[54]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宁波府》,第229页。
[55] 民国《剡源乡志》卷24,《大事记·祥异》,见乡镇志专辑,第24本,第513页。
[56] 民国《剡源乡志》卷4,《氏族》,见乡镇志专辑,第24本,第529—530页。
[57]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附录《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松江府》,第210—214页。
[58]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7、170页。
[59]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
[60] 江浙两省各个时段人口增长状况可参阅吴建华:《江南人口与社会研究》(1644——1911)》,第26页。
[61] 参阅麦克尼尔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冲击》。
[62] 脱脱等撰:《金史》卷17,《哀帝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册,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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