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螺旋”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辨析

作者：陈力丹

时间：2006-08-03

三、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是否含有法西斯成分？

看到上面的讨论，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诺依曼在法西斯当政时期的作为属于什么性质。然后需要分析她的理论中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宣传观。

1．诺依曼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宣传观的追随者

在那个时期，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各有千秋，例如原来反对纳粹主义的，受到纳粹的影响，态度上出现了转变，成为纳粹分子，如《法兰克福报》驻伦敦的记者鲁道夫·寇彻尔和保守的柏林《德国总汇报》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他们以前是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来极其积极地服务于纳粹主义。[7]

诺依曼的情况，可以与之比较的是与她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维克托·法里亚斯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海德格尔是个纳粹分子：第一，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1934年是党内一个派别的活跃分子，他选择冲锋队的头目罗姆为代表的路线，力图以自己的哲学为基础，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变异理论。他曾致电希特勒，要求完全封锁德国所有的大学，认为德国的高校还不够“革命化”。直到二战结束前，他一直是纳粹党的支持者，一直交纳党费。第二，他竭力组建一个新的大学组织，替代原先的“联合会”，认为原有的“联合会”无力担当“新纪元”赋予的责任。第三，他当过弗赖堡大学校长，在被正式指定为大学纳粹党头领之后，其政治意图日益明显。被海德格尔选中的大学员工中，大多是纳粹党成员或是纳粹党的合作者。第四，对他纳粹时期的文学活动及表达方式的研究表明，他忠诚地服务于纳粹党。1933年他以《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为题的校长致辞，提出了德国高校的革新方案，以便更好的为纳粹德国服务。[8]

诺依曼没有直接地为纳粹德国献策献计，相比担任过要职的海德格尔，诺依曼的行为就算发生过，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没有前者广，她更多地是表现在对纳粹高压统治的顺应和妥协。

当然，诺依曼无法与她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9]、阿多诺，以及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赖希（W.Reich）等人相比，他们在纳粹党的高压下仍坚持对法西斯的批判精神。当纳粹企图建立一个“超级理性”的帝国时，霍克海默却能看出，那些整天鼓吹社会进步及人类解放的政治宣传，实质上是一种反人类的政治极权。因此，我们只能说诺依曼缺乏对当时社会持批判态度，甚至在追随。她被看中而选派到美国学习、写作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服务于纳粹德国、她是《帝国》杂志首批创办群体的成员、接受德国宣传部的任务（尽管她说心里很害怕）等等，说明她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人中，即使不是积极分子，至少不是消极者。不过，诺依曼无论如何算不上反犹的纳粹分子。

对她加入多个德国纳粹党外围青年组织的事情，应当考虑当时的背景。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均被纳入组织，“1938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7728059人，当时还有400万青年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1939年，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10] 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不过，诺依曼是1935年参加NSDtB的。即使如此，引用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来证明她是纳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缺乏说服力。

至于鲍加、辛普森等对诺依曼写的论文、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被引证的内容是存在的，但是需要对那个时代整个纳粹德国的话语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再拿来与诺依曼所撰写的东西相对比，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果那个时期的整个话语都是纳粹的模式和思路，单纯引用诺依曼这类套话语言，可能说明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不过，从纳粹1933年上台到1945年垮台，正值诺依曼（16－28岁）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她在纳粹德国接受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完成了博士论文，最早的新闻实践经验也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而且她为之服务的媒体如《帝国》、《法兰克福报》、《总汇报》等，都是纳粹掌控下的主流媒体，在传播纳粹思想、愚化民众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可能不是纳粹主义的狂热追随者，但从下面的材料看，她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

在美国大学的网站上，现在仍可以看到诺依曼1935－1945年时期的档案资料 [11]：1939年诺依曼亲笔写的“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并在下面附有她的签名。对于这样的口号，国内学者边芹谈到海德格尔同样的行为时这样写道：光是信里的那一句“嗨尔，希特勒”便令人心惊，这一声“嗨尔，希特勒”出自一个智者之口，却与最狂热的大众声音混为一体，时代潮流的力量如此之大，像毒品一样，席卷人的灵魂。[12] 诺依曼1937年赴美前的表格中写道：“我是德国人－雅利安人的后代，不是犹太人，也没有跟别的种族的人结婚……” [13]。她1939年申请加入德国作家协会的材料这样写道：“我现在有时仍是慕尼黑学生团体中的主要领导人，还担任着柏林学生组织的领导人。”[14] 作为学生团体中的领导人，这一定程度说明诺依曼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不是被动的。

上述资料是确凿的，诺依曼不应回避这段历史。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新闻媒体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武器，诺依曼服务于德国主流媒体，当时所写的报道、论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那些在黑暗中看不清形势的人。诺依曼一直把自己视为无辜者、受害者，但是严格说来，她既是纳粹帝国的受害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加害者”的作用，只是分量轻微而已。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2．“沉默的螺旋”理论带有作者青年时代对舆论认识的印记

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是很别致的，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压力。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接着，她进一步提出的“舆论创造整合”。在学术上，从这个角度思考舆论特点的很少，她的关注点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舆论流动的现象，观点颇有新意。但是，这样形成舆论的状态并非所有的环境背景下会出现。她的理论在日本、美国、荷兰、韩国、菲律宾、墨西哥都被测试过，研究结果均没有完全符合其理论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心理从众的程度很不相同，诺依曼对于公众心理的理解，无意识地留驻了她青年时代的印记，而她的青年时代，正是纳粹统治的高涨期。

若回到纳粹德国的舆论状态和形成机制，这不正是当时舆论形成的标准模式吗？马艾丁就戈培尔的认识和行为写道：“宣传无非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气氛。[15] 戈培尔本能地知道这是宣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他极其善于寻找和使用那些最容易引起轰动、激动大众情绪从而创造出影响他人的气氛的方法，比如用音乐制造一种庄严的仪式气氛，高呼战斗性的口号，又如红色色彩的运用：红旗、红色标语、红色招牌等，甚至强烈的高光照也被拿来为宣传服务。所有这些带来了轰动性效果，使社会处于一种强劲的气氛里。”“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德国始终处在抽吸鸦片和病态的兴奋状态。”[16] ，诺依曼也主动提到，她写博士论文时考虑过这类的舆论定义。那么，当年纳粹德国关于舆论的认识，会无形中对她有所影响，尽管她可能真切地从科学角度思考舆论。

德国学者阿师（Solomon Asch）认为，现实中依赖别人的过程是相对复杂的，不存在一个匿名的、有着相同意见的大众。大多数从众的人，是对自己的估计缺乏自信，当他们处于怀疑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跟随多数人的一种趋势，但这些从众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只是不想显得跟多数人不一致，这些人不是从内心上顺从，他们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信仰，但是在公众场合下，他们是从众的。

诺依曼比较强调舆论形成中的道德标准，她认为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这些现象确实存在，我们不能要求研究者非得对结论进行批判，但其中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当年纳粹不强调正确与否，而强调成功与否的宣传观。例如戈培尔说的：“宣传家必须编造自己的真理，凡是对党有利者即为真理。如果这个真理与真正的真理符合，那更好；若不符合，那就必须使它们之间相符合。伟大的、绝对的真理是：党正确，元首正确，党和元首永远正确。”[17]

辛普森指责诺依曼蔑视非精英层，这有些偏颇。诺依曼认为舆论形成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精英层，而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过，从她的总体论证看，她确实更关注“社会精英”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认为非理性一直是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而“沉默螺旋”关注的重点，则是通过她关于舆论的定义，扮演动员无名大众从众的角色。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她是在对一种客观现象的研究。不过，若了解了当年纳粹宣传家内心蔑视大众、同时又充分利用他们的宣传观，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沉默螺旋”中无名大众的卑微。赖希1933年分析那时法西斯的宣传心态时写道：“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用不着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来这一点，看看一个坦率的表白也就足够了：‘人民的情绪永远是上面输入到舆论中的东西的十足的排泄物。’（《我的奋斗》第128页）尽管如此，群众的性格结构仍能吸收希特勒的宣传。”[18]

诺依曼关于“和音”的研究也颇为新颖。她主要是从新闻工作者职业选择标准角度考虑的。然而，纳粹时期所有传媒的和音现象，可能无形中给她提供了一种背景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符号学的分析。不过，“和音”这个论点一提出就受到另一些学者的质疑。萨尔蒙 [19]（Charles Salmon）认为，媒介一律地和音，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传媒接受者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个体，个人之间在使用媒介时有着很大的不同，个人兴趣的不同，选择阅读的媒体也有很大的不同。和音应视不同的国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特征、具体的新闻事实、媒体的政治立场、各国的传播政治而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媒体的全部报道都具有和音的趋势，和音概念还需要严密的验证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详尽分析。

关于诺依曼谈到的从众的主要原因“孤立恐惧”，不同意见更多些。我们知道的，如多位学者对应提出的“复数的不知”（又译“多元无知”）[20] 、法国心理学家莫斯克维斯（Serge Moscovici）对应提出的“响亮的少数”、以及萨尔蒙和克林（F.Gerald Kline）对应“从众”而提出的“投射”（projection，指个人意念、欲望的外化。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即为“投射”）等。

诺依曼提出“孤立恐惧”，以及对舆论的定义，并非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然而，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网站上格拉兹阿诺－罗依诺尔兹（Sharon Graziano－Reynolds）开设的关于诺依曼问题的网页上的话，也值得考虑：“沉默的螺旋理论是诺依曼在纳粹德国时期经历的反映，我可以想见，生活在纳粹德国中的人，始终处于一种害怕表达反对意见的恐惧中，她的理论在纳粹德国以外很少有实际的价值，尤其是在《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美国。”[21] 说她的舆论定义是极权主义的，这样简单扣帽子不妥，但她关于孤立恐惧的从众动因、关于舆论的定义，可能带有她生活经历的历史痕迹，这也是不少学者的共同认识。

其实，若仔细将鲍加、辛普森等人提供的她的早期著述材料（不是他们的判定），对照本文第一节谈到的诺依曼使用的关键概念及其阐释，不难看出她青年时代获得的观念、观察印象对后来研究的无意识影响。当然，将这些印记直接与纳粹的宣传观挂钩，一定要说明后来她的理论研究就是纳粹宣传观的反映，较为武断。若说有无形的或无意识的影响，可能可以成立。

3．应肯定诺依曼在传播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尽管有以上种种对诺依曼深层思想的分析和怀疑，我们认为，对于她是不宜苛求的。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传播学研究中，是一方面的学术先锋。

早在1968年，德国学者舒尔曼（gray schulman）就提出了类似“沉默螺旋”假设的“乐队花车效果”理论，支持强势舆论。“沉默的螺旋”并不是对“乐队花车效果”的重复，而是将政治和社会联系起来，把精英和大众社会理论融合到舆论研究中。诺依曼成功地将舆论学中模糊的概念明朗化，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调查验证自己的理论。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至少激起了人们去讨论舆论问题、记者和政治家们如何去塑造舆论的问题。

她意识到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还注意到了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舆论之间的互相依靠的关系。她的理论指明了以后的舆论研究的方向，将舆论视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其视为为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状态。她的舆论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引起其他学者对前人的一些分析做进一步考察。

苏黎士大学大众传播系的施拉姆（Holger schramm）认为：“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创建了一个关于舆论形成过程的动力模式，该模式涉及到了大众传媒在舆论形成中角色，她提出的‘意见气候’、‘沉默的螺旋’和大众传媒在意见气候形成中的作用等概念并不新，但是她的成就在于将这些概念融入了‘舆论形成’这一内涵丰富的理论中，通过观察发现媒体对个人所处的意见气候形成，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普遍对传播效果持‘有限论’的环境中，她的贡献在于回归了大众传播强有力的效果观。她的理论涉及到媒介、政治和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学。” [22]

诺依曼的贡献还在于她采纳的调查方法上。在她长达40多年的舆论调查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进了不少调查方法。在调查意见气候、选举意向、害怕孤立的时候，她创造性地运用了多重方法，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实地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小样本多次调查法（panel studies）、对记者的访谈、媒介内容的分析等。她的研究工作采用整体论方法，涉及到内容分析、听众问卷调查、对传播者和传播行为进行研究。她的观点对于政治传播和舆论研究都很重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些领域都鲜有人研究。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几个概念，前面只是因为要分析她的深层思想，才突出了几个概念。她的理论本身有着多层面的结构，反映了其知识的全面性。“她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得出的思考，折射出她丰富的哲学、历史、传播学和舆论研究的知识” [23]。

这样说起来，似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很多问题同时存在多方面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诺依曼在传播学上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她的大众传播效果观、舆论学调查方法都是跟国际上传播学研究潮流一致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她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已经引领了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潮流。在她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被披露以后，我们也确实要警惕她的舆论观中强调舆论压力、忽视人的个性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过分重视从众、忽略少数人的意见等等隐含的倾向。她的理论本身是中立的，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的运用，用于何种目的。这里涉及极为重要的宣传伦理问题，并非有效的、成功的便是道德的。通过讨论诺依曼，提醒我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复辟，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 陈力丹《舆论学》第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 潘忠党《舆论研究的新起点》，《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第9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翁秀琪《民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诺尔诺曼和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台湾《新闻学研究》第80页，1990年1月出版。

[4] 翁秀琪《民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诺尔诺曼和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9页,1990年1月出版。

[5] Leo Bogart:the Pollster and the Nazis,Commentary， 1991.8. P49.

[6]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Letters from Readers:Commentary.1992.1.P17.

[7]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第348页，三联书店1979版。

[8] 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9] 霍克海默1895年2月14日生于斯图加特一个工厂主家庭，192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任该大学教授，后兼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并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因其反纳粹的倾向，被迫把社会研究所先后迁到日内瓦、巴黎、美国，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1949～1950年他把社会研究所迁返法兰克福，仍任所长。

[10]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第36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1]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oelle.htm。

[12] 维克托·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译者序言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13]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nhilfe.htm

[14]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nadd4.htm

[15] 沃尔夫冈·马兰诺夫斯基《“我的武器是阿道夫希特勒”》，《明镜》1987年9月14日。

[16] 马艾丁《戈培尔和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第42－43、4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9年4月。

[17] Alan Wykes :Joseph Goebbels— der Reichspropagandaminister . Verlag Arthur Moewig,1986 P75.

[18]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35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19] 他现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院长.

[20] 陈力丹《舆论学》第218－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1]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oell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