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
“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等概念暗示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参与者和基本理论分析范畴的首要位置。然而，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权力格局和政治规范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2000年4月，当布什在攻打完阿富汗之后为进攻伊拉克而做舆论准备的时候，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宣称，他为英国能参与使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行动而自豪。1 在经济领域，不少跨国公司操纵着规模远远大于许多民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实体。在传播领域，一些主权的民族国家纷纷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传播产业结构和所有权的条款，以适应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表明，仅仅把民族国家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播现象已经不够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大英帝国的旧殖民主义政策和布莱尔今天热衷的在某些国家搞政权更迭的策略之间有什麽区别？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纷纷展开红地毯欢迎国际传媒巨子，而这些国家的传媒机构则忙于与以西方为基地的传媒跨国媒体公司结盟的时代，对“文化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是否应该重新理解？当第三世界中有第一世界的生存景况、第一世界也存在着第三世界的生存景况之时，当分散在纽约、孟买、圣保罗等地的消费精英们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比他们与各自国家中的贫困群体的共同语言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一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本文拟探索一条理解世界传播的新思路。首先，本文引入帝国这一概念作为理解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提供对世界传播舞台中四个主要参与者，即超国家机构、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变化和运作逻辑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描述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混杂建构状态。之后，本文简要讨论9•11之后世界传播领域中的新发展，尤其是美国国家对自己作为帝国的首要传播者的地位的强化以及国家与资本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最后的结论中，本文将简短归纳现行世界传播秩序中的矛盾与张力。
一、帝国和新型统治制度的建构
冷战结束、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力量增长，以及市场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民族国家统治权力的削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过程。今天，在确定的区域内管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把主权扩展到自己的边界以外” 2 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再能够恰当描述世界现行秩序了。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理论表述，从右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左翼的哈维的（David Harvey）“后现代状况” 和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最近，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戈雷(Antonio 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们合著的《帝国》一书中，作者用帝国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操作的新的统治形式。就象他们所说：
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帝国通过调整其命令网络控制着混合的身份，可变的等级制度，以及多元的交流系统。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地图上清晰可辨的代表不同国家的色彩条块已融化混合成为帝国时代的全球彩虹。 3
因此，帝国是与世界市场的实现相对应的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所定义，帝国的概念“假定一个有效地囊括了空间全部的制度，或者规则凌驾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现实”。4 全球化，从这个观点看来，不是侵蚀了单个国家的主权，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由扩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组成的新的系统。这产生了新的裁判机构和新的管制及社会控制形式，这些新的机制既依赖于国家又依赖于资本全球化。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并不导致统治的终结，而是将其自身建构为全新的形式--“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5 这一形式一方面凌驾于现有民族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并把这一体系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结起来. 因此虽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这种竞争已被一种单一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观念所决定。6 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国是一个“混杂的结构”--其组成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具体地说，哈特和内戈雷将由不同组织和机构组成的新的全球权力形态描绘成包括三个层次的金字塔形式的轮廓，每个层次又包括几个层次的内容。帝国权力的第一层包括三方面内容。占据第一层，或者说是帝国权力等级最尖端的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在国际上单独行动,但作者认为它更偏好联合行动。这已经是冷战以后美国主要的海外军事干涉行动的例行做法。在第二层是一个有关民族国家，即世界七大工业国，的组合体.他们控制着全球主要货币工具，因此具有管制国际交换的能力。在第三层则是一系列成分复杂的超国家联合体，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北约等,它们有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军事、金融以及其他方式的权力的能力。
帝国权力的第二层包括在第一层中心权力的庇护和保证下运作的跨国公司，这一层还包括一部分具有地方和区域组织功能的主权民族国家，其功能旨在与第一层的全球权力进行政治斡旋，与国际组织协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重新分配收入。这种民族国家往往在国际合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跨国公司的权力。
第三层，这是金字塔中最宽的底层，由在全球权力秩序中代表普遍利益的群体构成。这在理论上包括所有名义上代表了全球民众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强势的国家已经在第一层占据了位置，权力稍逊的国家也在第二层占据了位置，剩下的正是附属的、弱小的国家。他们在联大会议上数量巨大而权力微小。但是这些国家很重要，因为他们至少具备抑制世界强国并给予其在国际上的行为的合法性的象征功能。这个第三层也包括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迅速，宣称代表民众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在制度安排上，它们与正式国家机构分开，有些跟国家处于对立地位。
虽然帝国不把自己呈现为一种历史政体，而是自我表现为“一种有效地中断了历史而把现实固定为永恒的秩序”，7 对哈特和内戈雷而言，帝国不仅是深奥的历史积淀体，还是满载冲突和危机的一种统治形式。冲突和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终结，“而是其趋势和运作的自然状况”。8 此外，在帝国内部包含着其自身的毁灭力量--有着巨大的建设性和生产性力量的芸芸众生，借用斯宾诺沙(Baruch Spinoza)的话，他们将之称为 “大众” (Multitude,另译为“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尽管从一方面说帝国代表了对大众的统治，使之服从于其贯穿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大众是我们社会中真正的生产性力量，而帝国仅仅是一个依存于大众活力的捕获装置，作者借用马克思的话，把它描述为“一个只有依赖吸吮活劳动的鲜血才能生存的累积了死劳动的吸血鬼体制。” 9 正如他们所说：
我们所面对的帝国操纵着巨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力量，但这个事实不应该从任何角度唤起我们对于已往统治形式的怀旧情绪。通向帝国的过渡和全球化的过程为解放性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不只是一件事情。我们视为全球化的这个多元复杂的过程也并非是统一的和普遍的……支撑帝国的大众的创造能力同样能够自治地建构一个反帝国，即全球化潮流和交流中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争夺和颠覆帝国的抗争，以及为建构真正的另类秩序所进行的奋斗，将因此发生在帝国的版图上。这种新的抗争已经开始出现了。通过这些奋斗以及更多的类似的行为，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权力安排,并以此带领我们穿过和超越帝国。10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对哈特和内戈雷的理论作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虽然把帝国看成一种既成实现也许还为时过早，一些学者会就作者对”大众” 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新的民主形式的必然性提出挑战, 而民族国家力量削弱的程度是不是象作者所说的那么大也值得探讨，帝国这个概念依然为我们提出了一条思考快速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的新途径。首先，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视角，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当布莱尔说出赞同在别的主权国家搞“政权更迭”之时，他不仅作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而且是代表了显现中的帝国在发言。第二，帝国的概念超越了把权力局限在政治领域的狭窄范畴，而承认了经济权力，尤其是资本逻辑和跨国资本力量在全球权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11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曾经被认为是两个尽管相关，但相互分离的力量与结构体，全球化的过程使这两种力量相互融化，加速整合成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中。从这一点看来，帝国的理论表述在社会分析时与最新的政治经济学表述是一致的。象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言，虽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在分析上有令人明晰的一面，这种区别更多的时候起到了混淆和掩盖真相的作用。12 第三，此概念突出变革的过程。尽管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的生产和流通网络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功能并没有简单消失，而是被置换到别的层次和领域。第四，本概念把混杂性和多样性看成是帝国的内在本质和存在状态。在以往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中双方的许多作者均倾向于把同化与区别相对立，把全球化看成是要不就是同质化，要不就是异质化或杂交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争论的一方进一步认为多元化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此相反，哈特与内戈雷认为，差异的生产正是帝国力量再生产的决定性机制。最后，这一理论在意识到帝国压倒性的力量的同时，强调了大众的创造力和他们从压迫性权力结构中取得自治的能力。
二、帝国传播的结构
世界传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从以上的理论框架的角度，这些相互关联的变革标志着从国际传播到帝国传播的转变。让我们首先粗略地回顾一下这些变革。
1、国际传播中的治理体制的变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传播的全球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联合国是对国际传播问题展开辩论和讨价还价的主要国际论坛。尽管在具体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世界强国，但联合国毕竟是一国一票的代表性组织。新独立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大多数，起来挑战西方强国在国际传播中的权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负责分配国际无线电波，包括国际卫星广播频道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要求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诚然，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有许多局限。其中重要一点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局限性与矛盾性，它们一方面垄断国内的传播秩序，一方面又抗议外部传播被西方强国所控制。13 但这些局限并不会抵消这次运动对世界传播的双重批判：即世界传播处于西方权力和资本增殖逻辑的控制之中。正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所指出的，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提出的论战“是对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所发出的第一声惊呼”，而这场争论还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发展之间、传播与公民直接参与其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4 隐含在这场对世界传播秩序的批评中的是一个比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更广义的民主概念，这个概念与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15 这一特定的民主概念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基本矛盾。 此外，这次运动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场第三世界的运动。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是世界贫困解决方案的说辞以及英国首相为使用武力改变外国政权而自豪的宣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一位法国总统在这个年代说出了这样的话：“自由市场不容许跨国公司以外的实体有任何的增长，而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制造了财富的细流的同时也制造了贫困的海洋”。16
出于种种原因，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在80年代式微。无疑，美国政府和美国传媒集团在压制瓦解这一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前者对这一运动进行系统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并于1985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对后者来说，任何代表世界其它利益的对世界传播秩序的重组都会损害到它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它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介诋毁这场运动。17 此后，国际传播的控制原则和结构已经更多地依据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商业规则进行重构。信息传播问题已经在很大部分上被认定为是贸易事宜, 不折不扣地按照商业逻辑来操作。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制。在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的控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根本上的重建。除了民族国家外，私营部门成员，主要是跨国电信公司不仅加入了这一组织，还获得了一系列与民族国家成员相同的权利。毫不奇怪，国际电信联盟这个70年代曾使美国在诸如直播卫星广播等问题上十分孤立的国际组织（美国曾是一次有关直播卫星广播的议案的唯一投票支持者）已为促进跨国公司利益而被重新建构了。瑟苏（Daya Thussu）对此评述道，今天，国际电信联盟 “游说各国废除禁止交叉拥有广播、有线电视，以及电信公司的结构性条例……还跟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和电信企业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设定的议程后面亦步亦趋。”18
诚然，在1997年世贸组织关于基础电信服务的协议中，在电信被明确定义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对待的可交易的服务的同时，大众媒介和视听产品则依据“文化例外”原则被排除在世贸组织管理范围之外。这主要是由于其他有实力的西方国家，即北美的加拿大和通过欧盟组织起来的西欧国家，主要是法国在起作用。例如，加拿大在1989年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和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获得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工业的许可。然而，墨西哥就没有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寻求对文化的豁免，而且修改了宪法容许外资进入其媒介公司。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因为能够从开放了的传播产品贸易中获益最大，就希望确保“文化例外”条例不被用作一种普遍原则在世界是推广，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破坏视听领域的“文化例外” 原则的系统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阻止这一因被欧盟而决定的视听政策的扩散，更重要的是，阻止其成为被前苏联加盟国家在与之谈判时所采纳的模式，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美国投资者在视听领域占统治优势”。19 到最后，甚至加拿大的国家保护民族文化的能力在1999年也遭到痛击。在这一年的涉及美加杂志业的争议中，世贸组织作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裁决，认为加拿大对本国杂志业的保护措施度违背了全球贸易规则。20
2、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的侵蚀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作为既是传播提供者又是管理者的传统角色也被显著地削弱了。象席勒 (Dan Schiller)和莫斯柯讨论的那样，本国控制 (也即以民族国家为轴心来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 和公共服务 (也即“在公共决策中公民权、平等、民主参与的原则等同或高于市场和私有财产权这种观点”) 一向是国家传播政策制定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21 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是传播领域资本逻辑得以充分表达的政治障碍。在西方，它们曾是发展国家资助的公共广播系统的基石，甚至连市场关系最不受限制的美国都不例外。尽管美国媒介在国外积极扩展，美国本国还是建立了一个国内控制的传播系统。比如说，它曾长期不允许外资染指电信和广播领域。美国媒介系统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公共服务的原则。除公共广播之外，商业广播也被要求履行公共服务责任，如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以及提供地方节目等。虽然有不同的定义，公众利益概念意味着对资本增殖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非一致性的承认和社会目标优先于资本增殖目标的普遍政策定位。这一理念在美国传播领域的管理中扮演过历史性的重要角色。22
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私有化、商业化、自由化和大规模对国内传播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23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国家，美国理所当然地处在这一过程的前列。24 一方面，经过私有化和各国对公共广播连续不断的削减补贴，国家作为国内媒介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在缩小和削弱。另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国内和国外资本对媒介所有权的限制，放宽了对广告的限制，减轻了广播电视公司的公共利益责任，使媒介的商业化更加剧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文中，“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管制自身的结束。就像管制学派（Regulation School）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某一社会领域受产业决定的程度大于国家干预的影响，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管制的形式，这和国家管制相反，因为后者意味着国家扮演更重要的管制角色。因此，莫斯可写到，关于解除管制的政策争论至少是不真诚的，因为解除管制本身并非一种选择。说穿了，这是一场对突出市场、国家，或者二者之外的利益的各种复合管制形式的选择。放宽政府管制并非就是解除管制，而最可能拓展市场管制。25 类似地，商业化也不意味着对媒体补贴本身的终结。这是一个补贴形式的转换，即从国家补贴到通过广告的商业补贴。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责任对象的转换。当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兜售一般消费品甚至政治候选人的商业销售机器，26 并倾向于迎合富有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兴趣和利益，因为这是广告主们最青睐的受众群体。因此，一个广告支持的媒介系统，象美国学者贝克（Edwin Baker）已经清楚指出的那样，在根本上是与真正的有平等意义的民主的媒介系统不一致的。27
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传播法律和规则的角色也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了。在全球影响深远的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 Act）在市场化和偏护商业利益方面的倾向性已是众所周知。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把自身角色进行了“从产业管理者到市场促进者”的调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市场的竞争。28 公司利益超越公众利益成为传播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的考虑。里根时代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福勒(Mark Fowler) 曾把“公众利益” (public interest) 一词当文字游戏玩，把它等同于公众所感兴趣的东西。而现任主席、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的儿子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把“公众利益”的概念当成公开的嘲弄对象：“当我宣誓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成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的那天夜晚，我等待着代表公众利益的天使前来拜访。我等了整整一夜，但是她却没有降临。” 29 市场规则在较轻的程度上和通过更复杂的路径，同样也经由欧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传播规则. 30这种向资本统治的转向在最根本的宪法领域得到了巩固。在美国，如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业化，其阐释也被特殊利益所左右。31 当第一修正案在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时候，国家的确是自由表达的唯一敌人，而出版是个人编辑/印刷者和言论者的领地。今天，这些为第一修正案历史上所保护的主要以个人为单位的对象，已经演变成了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主导着公共传播的渠道，拥有巨大的不仅对公众，而且对政府的力量。正如何伯特.席勒指出，在美国，虽然国家还没有放弃“控制个人表达的爱好”，“对自由表达的主要威胁已经从政府转变成私人公司”。32 在这种背景下，麦克切斯尼指出, 被美国主流势力所阐释的第一修正案正变成使资本控制之下的公共传播渠道免于成为政治讨论和公共政策管制对象的挡箭牌。
3、集团化，融合及跨国媒介集团的崛起
对媒介国家控制和公众利益束缚的解除释放了资本的力量，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体系的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媒体合并冲击波促进了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母，贝塔斯曼这样的传媒巨无霸的产生。这些公司在超国家和国家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形式多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反过来飞快地扩张到世界其它区域。由此产生的传媒系统是真正全球化的——这不仅体现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销方面，也包括消费领域。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媒介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所有权结构已经趋向于多元化——在美国本土的媒介公司向国外扩张的同时，国外公司也进入了美国市场。比如，日本的索尼拥有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向美国出口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33 通过合资，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和金融联合，以前从属于界限分明的国家传媒系统的媒介机构与主要的跨国集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类似地，媒介消费和生产也变得全球化，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劳动的国际分工”。34 今天，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都有好莱坞电影制作。针对美国市场的电视节目先在国外市场拓展，随后返销回美国。花木兰被迪斯尼化，成龙的功夫片和施瓦辛格的动作片同时在世界观众面前争宠。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35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多元化不应被误认为是新的运作逻辑的兴起及新的民主化的选择和表达的时代的来临。相反，在帝国中，资本增殖逻辑成了全球媒介系统的一致性原则。全球媒介系统跨越空间的形成也是一个在媒介生产中“商品化深化” 36 和“超级商业主义” 37 发展的过程。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全球媒介系统的新行为准则几乎成为：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语言说出来，只要说得有利可图。在这种背景下，传播渠道的大量增生及窄播节目的繁荣仅仅标志着“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而不是削平文化差异——假如这样的差异带来牟利的希望。”38 如哈特和内戈雷所指出，全盘文化同化并非帝国所热衷的优先策略。相反，针对重现的种族和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帝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否定或减弱这些差异，而是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赞许这些差异，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异。39
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的观点与以上分析有类似之处。他认为将全球化和本土化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是错误的。一些全球化论者预言本土文化将在全球化无情创造的同质文化中消亡。针对这一观点，另一些论者通过发现和证实本土企业家和文化的活力来反驳。但如斯克莱尔所言，这种有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二分法与他的理论框架并不相容。如上所言，哈特和内戈雷的帝国概念也超越了这种二分法。正如斯克莱尔指出：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私有财富这一前提下的。除去资本增殖这一驱动力之外，这一系统的主要博奕者们对摧毁或扶持地方文化并没什么特殊的兴趣。当地方性或国家性的机构威胁到它们牟利的目标时，国际资本必然会消灭它们。在殖民时代，每当地方企业与国际资本的扩张计划相抵触时，殖民强权势力就是这么做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全球性公司能比较容易地将当地合伙人融入其跨边界网络系统，利用当地合伙人和资源获利，并在此过程中与当地精英利益共享。那种总是把全球化与本土化当作对立面的看法是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看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结果。40
以上讨论对我们加深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有重要启发意义。一些试图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批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往往简单地从传媒产品数量和流向的角度肤浅地理解这一理论的含义，仅仅把它看成是媒介产品从美国向世界其它地方“单向流动”和国外资本、媒介内容对地方媒介系统的支配与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本土商业传媒文化的活力和媒介产品的“反向流动”现象（如墨西哥的电视故事长片向世界其它国家的出口）和“区域流动”（如韩国出口电视节目到中国）的例子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已过时。以帝国的概念和斯克莱尔的分析观之，这种反批评有似是而非，”没抓住要点”之嫌。41 正如萨斯曼(Gerald Sussman)在分析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一员崛起的时候指出“……与电视节目的那种主要派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广告价值与实践的商业印证相比，民族特色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尽管在短期内墨西哥或其它地方资本表现出了弹性和相对独立性，从长远的角度，从墨西哥选择了媒介的商业而非公共价值取向这点来看，市场的驱动将肯定导致对美国商业节目提供商的青睐。” 42
总之，这里的关键是视角问题。如果将商业逻辑和市场关系视为天经地义，并囿于简单的民族国家中心论分析框架，那么，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电视产品这一事件的确意义重大。但是，如果不把市场关系，资本逻辑以及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展视为理所当然和历史的终点，那么墨西哥在制作有商业吸引力的电视节目方面的成功正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球取得霸权地位的印证。更何况，本土化了的对资本主义价值的宣传比纯美国价值的宣传更有亲和力和接近性。而对世界的观众来说，只看有关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影视也未免单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将市场逻辑视为天经地义，是否承认一个社会的公共传播系统还可以有另类的、多元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
这里也许有必要回忆一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何伯特.席勒对这一概念的最初定义。席勒用“文化帝国主义”来描述“一系列把一个社会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的总和”，它进一步描述“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受到引诱，压力，强迫，有时是贿赂，以至把这一社会制度塑造成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甚至宏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 43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十分抽象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定义。它是从比商业电视节目的出产国这类具体问题高得多的分析层次来看问题的。说白了，席勒是用“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来描述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有一个隐含的立论前提，那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另类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信念。回到墨西哥的例子，从席勒的角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莱维萨(Televisa) 是否能出口商业电视剧，而在于，作为一个与墨西哥政权当局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与依存关系的私营传媒集团，特莱维萨是否表达了墨西哥民众多方的呼声，是否向世界其它地区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的社会现状。事实上，就象许多第三世界的商业媒介急于被整合到全球媒介系统一样，许多第三世界的执政者们，尽管时而发出有关保护和宏扬民族文化的机会主义呼声，还是更愿意让本国的民众从对他们的统治不造成直接意识形态威胁的进口娱乐片中取乐，而不愿意让本国的传媒成为公众表达政治异议的渠道。更何况，引入进口娱乐节目还能让本国的一些从事进口和播出的私营或国营资本有利可图。
而且，在帝国时代，在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媒业上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好莱坞的大公司和象墨西哥的特莱维萨(Televisa)与巴西的环球(Globo)这样的全球化的传媒集团看成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仅仅是某一国家的传媒渠道。也就是说，这些传媒机构的意识形态角色至少有一部分是超越国界的。试想，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都在加深的年代，哪一个政权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得益于象影片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充满着人情味的诉求和对社会关系的神话般的处理（你虽然穷，但你可爱，并能从富人手中抢过爱人）？再说，正如一个由贫富最不均的国家之一的巴西出口，曾被俄罗斯进口播出过的电视剧名称所言, “连富人都哭” (Even the Rich Cry), 贫民百姓还有什么可言？
4、世界传播中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崛起
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显著的角色。非政府组织从1960至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介的驾驭，一直是如绿色和平组织等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成功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政府组织网络蔚为壮观地展示其能力和卓有成效的传播网络的重要标志则是在1995年至1998年之间它们通过因特网对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中进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谈判过程的介入和干涉。虽然这个协定的最终流产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是，70个国家中600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的传播网络的干预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传播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已大量涌现。尽管本文不能列举哪怕是最主要的非政府传媒组织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简短分类中对这些极其多元和纷繁复杂的组织及其传播活动略有认识。一些媒介非政府组织立足于对主流媒介的监督和分析，旨在促进言论自由，保护记者的权益，因而成为媒介社会监督者的监督者。另外一些组织从事媒介扫盲和媒介教育，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成人教育，致力于培育媒介批评意识，以提高民众对媒介价值，规范，和影响的认识。还有一些组织投入到和全球传播有关的政策研究。44 最后，不少另类媒介实体在国家和商业公司之外求生存，提供另类信息与思维。尽管大部分另类媒介规模极小，受地域限制，且技术含量不高，内容庞杂，观点有极端的一面，信息也不定都很可靠，有些因为通过网络传播，是全球性的，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另类媒体在地下和非法状态中挣扎。这些非法和地下媒体并不仅仅只局限于那些对媒体进行严格管制的威权主义的国家里。例如在美国，微型广播（micro-broadcasting)，即无执照的低功率非商业广播，作为一些不满足于商业广播系统的城市社区听众的信息来源，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发展迅速。这些意识形态上多元化，在组织方式方面千差万别的非政府、非商业传媒组织对全球主流传播系统进行补充、调节并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