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
在非政府传播者和主流传播结构之间的确切关系非常复杂。尽管非政府组织经常被视为“民众的组织”，并往往与国家和跨国资本的利益对立，实际上，许多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的一些实力雄厚的私人基金，恰恰服务于跨国资本的长期利益。就像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许多新的非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已经“与国际资本相容并且服务于其新自由主义目标”。45 作为帝国的“道义力量”，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作为一个单一世界秩序的帝国框架中操作。而且，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经。在国家削弱常规设置机构的职能的同时，它把一些市民社会组织转变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46 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方面将自己的部分权力变换转让给诸如世贸组织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又将部分功能分派转让源于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一些民族国家致力于资助培养特定的非政府组织从事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工作。
在传播领域，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也许是Internews，一个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围开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1982年建立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分支机构，着重关注东欧、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传媒发展。根据这个机构的网页（http://www.internews.org），该机构主要从美国政府若干机构、荷兰政府、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公司和基金会获得资助，在2001年有1，700万美元的预算。除了对国家和资本的财政资助的严重依赖之外，Internews与美国国家和主要传媒集团有紧密关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级副总裁和一位美国议员。这个机构活动范围甚广。从1992年起到2001年，该机构培训了超过18，000位专业媒介人员. 它和2100个以上非政府电视台和广播台有工作关系，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个非政府独立电视网络的发展，创立和或资助了29个媒介协会. 它在2001年制作了近730小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其潜在受众达三亿六百万之多。此外，它还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电视台提供了超过1，000小时的国际记录片节目。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及区域重点来看，Internews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传媒组织之一，它所促进的正是美国向前社会主义地区和伊斯兰地区输出自己认同的民主观念和美国新闻价值和实践的议程。也就是说，Internews的目标不是挑战帝国的逻辑，而是扩展和巩固帝国的统治。有理由怀疑，一旦“独立的”电视台被扶持并培育成有商业前景的经营性企业，跨国媒介集团如时代华纳就能够将其接管过来，收编到全球商业媒介系统中。
然而，其他一些非政府非商业的传播组织所持的是向帝国传播逻辑进行挑战的操作原则。它们致力于建立超越帝国的新的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在西方国家，这些组织并不热衷于在其他国家传播推广西方式的媒介制度、价值和实践。相反，它们致力在本国和本地区尝试不同于主流商业媒介的新的传播理念和实践。在第三世界一些地区，这些组织中有一部分致力于发展非政府、非商业的社区传媒和对民主传播原则的培育。许多类似的传播机构，在一个协作的和非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上操作，并和反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与象Internews这样有良好经济支持和有效组织机构的非政府组织相比，这些真正的“民间的组织”的影响往往微不足道. 有人或许会说，他们的堂吉珂德是式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有位美国律师就试图以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新阐释为根据，控告美国现存寡头垄断的传媒体制有违宪之嫌，因为美国目前的传媒结构违背了美国宪法维护民主制度的真正意图。其他有些不那么富于幻想，但仍然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它们追求的是对现有传播秩序的根本变革。例如，在世界传播学颇有影响的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于1991年建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就以很少的经济资源，靠成员们的义务工作，致力于改变跨国公司控制和市场主导的媒介体系所创造的文化环境的宏大目标。在这些活动家们看来，既然现有制度不能为公众提供健康的文化环境，就必须义无返顾地为创造新的文化环境而努力，尽管前途渺茫。
上述四个部分描述的变化可以说预示了帝国传播系统的形成。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指出的那样，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47 作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媒介”，传播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是下定义的权力——即规定好与坏、相关与不相关、对和错的权力。通过一个由日益增长并相互联系的传播终端组成的网络，这个系统的统治性逻辑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在世界范围中制造消费者，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民众们塑造成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社会主体。这一所有权集中，纵横连结整合，控制着无所不包的融合了的技术手段的传媒系统可以说是“地球村的酋长:”
不管它们归谁所有，这些公司……已经成为重建以实现跨国资本的利益为目标的全球主体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它们的产品——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录像带——是最完美的全球商品. 它们可即时广播，稍纵即逝，需要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受众来补偿其生产和投资风险费用。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地方，所有的时刻，都是“加德满都的影像之夜”，因为媒介旁观者的习惯已被培育起来并根植到全世界。48
就象上面分析所证实的那样，国家和资本越来越紧密合作，以促进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通过一些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将影响范围扩展到自己传统活动边界以外。与此同时，民众中不同的力量也正是通过传播将自己组织起来，以不同的形式对抗帝国，并拒绝简单地成为旁观者或消费者. 他们在寻求各种社会生活的新的形式和各种新的权力秩序。最近几年，人们见证了在西雅图，华盛顿特区，热那亚，魁北克市街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对全球化的左翼社会运动。与此同时，世界也经受着各种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其它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三、后9－11世界帝国传播的强化
9－11之后，作为帝国秩序中最强大力量的美国强化了对世界传播系统的控制，并加强了自己的对外宣传。作为帝国中的一个超级国家，美国旨在提高对帝国传播的接触率和有效性——即通过“公共外交”直接在全球民众中推广其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控制和影响那些敢于表达异见的外国广播电视媒体。最有说明性的例子是卡塔尔的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这是遍及阿拉伯语世界的广播，它为表达与美国官方意见不同的看法提供了机会。2001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对卡塔尔的埃米尔施加压力，要求对这个电视网络进行新闻检查。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以后，美国改变策略，使自己的官员在这一电视台和其它媒体通过接受采访频频出场，力图使这个媒体和其它媒体中立化。在2001年10月与2002年3月之间，美国官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丝，在半岛电视台以及其它中东地区的媒体露面的次数超过两千次。49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9－11以来，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强，美国本土主流媒介系统中的话语空间有缩小之势。尽管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媒介有相独立于国家的传统，这种相对独立性在事关基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危机的时候极易被侵蚀。在美国媒介中，自我审查使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变得相对困难了。布什的“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二分逻辑使针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的任何批评性反思变得不那么容易，公开表达异见需要超常的勇气。美国传媒学者贝内特（Lance Bennett）甚至夸张地说，9-11以来，审查和自我审查正在将美国非常危险地转变为“一个民族，一种思想”.50 实际上，美国国家一直有利用娱乐工业为政府宣传服务的历史，美国传媒虽然有批评政府的传统，也有在关键时刻乐于为国家宣传出力的历史。在二战期间，好莱坞制片厂使用美国政府的基金制作支持战争的宣传片。冷战期间，沃特•迪斯尼个人将其公司制作的电影上交给联邦调查局主席埃德加•胡佛审查。目前，美国国家和私营媒介合作已有了新表现。在2001年10月中旬，在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之后的极短时间内，来自CBS,HBO,华纳兄弟和电视艺术和科学院的一些好莱坞演员和上层管理人员，就和美国政府的官员聚集一堂以协调宣传。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制作宣传性的记录片和短片，建立公共服务公告版，尽可能鼓励剧本作者生产更多的支持战争和支持美国的信息。51 CBS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做“Agency”，从正面角度刻画中央情报局，ABC的娱乐部门被许可制作一档13集的纪实电视系列片以推销阿富汗战争。52 鉴于跨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来打开世界市场，并靠这些力量提供一个稳定的海外市场环境和有利的国内政策，说这种行为后面存在着自私的商业动机也并不是无稽之谈。例如，好莱坞的制片公司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游说美国联邦政府为电影生产提供补贴，而主要的媒介集团和报纸正在游说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其取消最后几项限制媒介“完全垄断”的法规，包括关于禁止在同一市场上拥有一家日报和一个电视台，每家私营电视业主在全美国市场所拥有的电视台所能覆盖的美国家庭上限是35％等规定。2001年9月13日，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投票决定“重新检视”这些规定。就象美国媒介学者米勒（Mark Crispin Miller）所观察的那样，这个步奏对美国传媒对布什当局的报道已毫无疑问地起到了“甜化的作用”。 53 跨国媒介已经和正在经受的经济和市场危机有可能更倾向于和政府合作.
尽管正在形成的帝国传播系统好像有主导一切的力量，在世界不断分化，贫富鸿沟加深，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矛盾不能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用某种价值体系征服人心，消除异端，维护和平的任务异常艰难。历史并未终结，而意识形态的对峙也变得更加紧张。如果说主要是以全球资本为主体的力量正在通过将部分职权转移给超国家组织的民族国家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话，那么形形色色的社会势力正在挪用资本创建的传播技术来从事“另一种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54
四、结论
尽管世界传播的现代形式的兴起带来了世界大同的乌托邦，这个过程一直是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全球扩散的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55 事实上，一个曾统治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总督就把电报叫做“伟大的帝国维系力量”，而当1932年BBC建立最早的海外广播时，这一机构就被称为“帝国服务”。现在，在经过了一段民族解放运动和后殖民国家崛起的中间过程以后，世界秩序正在有可能被归入一个新的帝国——一个没有限制、一个世界政治经济权力不能再象殖民时代那样把其纳入殖民目标的“外部” 的存在。
当然，就象本文先前指出的那样，哈特和内戈雷所描述的帝国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一种现实。一方面，被<<帝国>>一书的这二位作者在9-11前深信不移的、对他们的特定的帝国概念至关重要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多边主义原则已经有所动摇。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有复活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独立，建设，及维护和巩固依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民族国家依然是一个产生反对帝国力量的源泉。更何况，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生死攸关的。就象国家之间的竞争将继续成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一样，民族主义将继续发挥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被称为“与国际接轨”的对全球化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就是以国家荣誉、民族利益的名义提出，并至少在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中被庆贺的。56
但是，哈特和内戈雷认为，民族(the nation) 自身携带着一整套压抑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因此，在他们眼里，“任何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怀旧或者复活以民族为中心的政治策略设计都是致命的错误。”57 同样，如莫斯柯所说的那样，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成功地，并且能够成功地延缓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不足以承担对全球化自身的挑战，因为它忽略了市场化和资本在空间扩张的相互建构状态并倾向于接受本土控制，而不管这种控制是不是以市场化的深入为前提。 58
事实上，就像帝国逻辑所演示的那样，市场化正是民族国家被纳入到全球秩序中的途径。因此，从人类解放的迫切性和必然逻辑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体。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指出的那样，“如今民族国家致力于为民族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寻找一个位置，同时力图使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保持在一种长期悬而未决的状态。” 59 在帝国时代，国内和国际各层次上的传播问题和矛盾已经无法摆脱地和资本与民众之间的张力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了。
注释：
1、 I am referring here specifically to a speech made by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on April 7 2002 in supporting war against Iraq: “If necessary, the action should be military and again, if necessary and justified, it should involve regime change,” “I have been involved as British prime minister in three conflicts involving regime changes – Yugoslavia’s president Milosevic, the Taliban, and Sierra Leone. Britain is immensely proud of the part of our forces have played.” Andy McSmith and Toby Harnden, “British PM backs US push to oust Saddam,” The Vancouver Sun, April 8, 2002.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iii.
3、 Empire, pp. vii-viii.
4、 Empire, xiv.
5、 Empire, p. xii.
6、 Empire, p. 9.
7、 Empire, p. xiv.
8、Empire, p. 222.
9、 Empire, p. 62.
10、 Empire, xv.
11、 Empire’s authors base their notion of power on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Space limits, however, does not allow me to get into the concept of “biopower” in this paper. To put it simply, biopower involves the regulation of not of things as externalities, but of bod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life itself. For this reason, this notion of power is much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than liberal notion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12、 Vincent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London & New York: Sage, 1996, p. 200.
13、See, John T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inter, 1991.
14、 Armand Me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1794-2000, translated by Liz Carey-Libbrecht and James Cohe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68
15、 For a discussion of different notions of democracy, see C.B. M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Toronto: The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65; C. Douglas Lummis, Radical Democracy,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see also, Robert A. Dahl, On Democrac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 Cited in Armand Ma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p. 70.
17、 There are many excellent account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WICO movement. For a recent analysis, see Richard C.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Michael Traber (eds.),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1999.
18、 Daya Kishan Thuss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Arnold, 2000, pp. 91-93; see also Jill Hill, “US Rules. OK? Telecommunications Since the 1940s,” in Robert McChesne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eds.),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pp. 99-121.
19、 Ma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pp. 86.
20、 Ma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pp. 86.
21、 Dan Schiller and Vincent Mosco, Continental Order?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 6.
22、Patricia Aufderheide,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9.
23、 Edward Herman and Robert McChesney,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and Washington: Cassell, 1997. See also, 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 5 (2), 25-44.
24、 Dan Schiller,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2；Edward Herman and Robert McChesney, The Global Media, loc cit.
25 、Vincent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loc cit, p. 201.
26 、Robert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 267.
27、 Edwin Baker, Advertising and a Democratic P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 Daya Thuss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 93
29、 cited in Mark Crispin Miller, “What’s Wrong with This Picture,” The Nation, January 7/14, 2002, p. 20.
30、 Robert McChn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Armand Ma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31、Robert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p. 257.
32、 Herbert Schiller, “Information Depriv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Rich Society,” in George Gerbner, Hamind Mowlana, Herbert Schiller (eds.), Invisible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p. 16
33、 Andrew Paxman and Alex M. Saragoza, “Globalization and Latin Media Powers: The Case of Mexico’s Televisa,” in Vincent Mosco and Dan Schiller, Continental Order? pp. 64-85.
34、 Toby Miller, “Consuming Citizen: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 and the Trade in Screen Texts, “ in Joseph Chan and Bryce McIntyre (eds.), In Search of Boundaries: Communication, Nation-Stat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estport, Conn:, Ablex Publishing, 2002, pp. 19-21.
35、 Herbert Schiller,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 Second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p. 39.
36、 Vincent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pp. 140-211.
37、 Robert McChesney,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38、 Yuezhi Zhao and Dan Schiller, “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Capitalism,” Info 3:2 (April 2001), p. 140.
39、 Empire, pp. 200-201
40、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 256.
41、 Herbert Schiller,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in Collen Roach (ed.),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Sage, 1993, pp. 97-116.
42、Gerald Gussman, “Telecommunications after NAFTA: Mexico’s Integration Strategy,” in Vincent Mosco and Dan Schiller, Continental Order? p. 147.
43、 Herbert Schille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Domin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p. 9.
44、 For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is range of activities, see Robert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1998, pp. 2153-222.
45、 Empire, p. 312-13.
46、 Katharyne Mitchell, “Transnational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hadow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30:2 (May 2001), pp. 165-189. Empire, p. 346.
47、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 137.
48、 Frank Smyth, “The Price of Propaganda,” www.franksmyth.com, March 21, 2002.
49、 Lance Bennett, “One Nation, One Mind,” Vanity Fair, December 2001, pp. 176-182.
50、 Doug Saunders, “Hollywood Goes to Bat for Nation,” The Globe and Mail, October 19, 2001,
51、 Felicity Barringer, “’Reality TV’ About G.I.’s on War Duty,”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 2002.
52、 Mark Crispin Miller, “What’s Wrong with This Picture?” The Nation, January 7/14, 2002, p. 19.
53、 For an elaborate analysis and theorization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Internet by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see, 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54、 Armand Mattelart, Networking the World.
55、 Yuezhi Zhao, “Enter the Worl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he Dream for a Strong Nation, and Chinese Press Discourse on the WTO,” in Chin-Chuan Lee (ed.),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p. 32-56.
57、 Empire, p. 336.
58、 Vincent Mosco,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pp. 210-211.
59、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p.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