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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

作者:未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01


  4年制大学间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在私立大学之间,最初的竞争是以招生为目的而竞相新设“新名称学部”。90年代末开始则围绕着争夺日益减少的生源,“求生存”的竞争开始了。大学开始真正意识到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乃至顾客,因而提高学生对教育内容和方法、校园生活及环境等的满意度,成了大学运营的最重要的课题。
  研究生院的入学者一直是理工科学生为多,现在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开始增加的迹象。关于如何设置职业指向性非常强、向所谓“社会人”开放的新类型“专门研究生院”,现在已进展到讨论如何具体地设置“法科研究生院”。可以预料,围绕着新增设专门研究生院在大学之间展开的竞争,将日益激化。各大学已毫不怀疑,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和重要性今后会大增。这显示了系统内部的新分化和等级化的发展。
  说到“社会人”,学习的终身化、回归教育化开始成为现实,这种教育与全日制以年轻学习者为对象的教育不同类型,它与取得学位、资格不相干,主要是实用性的、有关职业的短期集中学习,或是长期分散的甚至灵活运用媒体的远程型的学习,这样的学习需求扎扎实实地开始增加。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大学,不分国立、公立、私立,都围绕着争取学生顾客——一种新型顾客而带有一种“经营感觉”,刻意求人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更变成国际性的了。在教育方面,作为新的市场,特别是着力从亚洲各国招收留学生的大学正在增加,在这一市场难免不和安格鲁-撒克逊语系的各国的大学发生激烈的竞争。还有以成人学习者为对象、灵活利用因特网等媒体、与高度专门职业教育相关的“远程教育”,也开始同上述诸国发生竞争,日本的大学明显地落在后面。
  在研究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提高大学研究水平成了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对以“卓越”为目的的“研究型大学”在人力和物力资源上正在重点集中地投入。作为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的手段,日本政府强调基础研究和形成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增加了大学的研究经费,并强化竞争性分配,而且还推动了以提高研究活力为目的的动真格的组织改革,这些从90年代泡沫破灭时就开始了。日本无论是在全球化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还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性的竞争方面,都显然落后了。
  由于这一系列竞争的明显化和激化,以前人们习惯以高考偏差值及大企业就职率等指标来区分大学,如今,人们期待的与以前明显不同的、在现实中具有功能和作用的新的结构,正在大学之间形成。OECD的报告书中指出的“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
  谈到系统结构变化,它与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也不能忽视。大学从成立以来,长期形成了与初等、中等教育之间分割的制度的空间,大众化使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学入学考试——入学者的选拔问题一直是大学与高中之间的“连接关系”所在,90年代开始“学力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两者间的关系已变得不能割裂或跳跃。初等、中等教育的问题现在也原封不动地成了高等教育界的问题。大学“学校”化,高等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学校教育系统总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入学率已接近50%的高等教育的现实。
  最后,应该谈一下终身教育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终身学习社会的到来,可以说是1970年前后一段时期开始的事情。1988年,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作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局等等,是为了振兴终身教育。大学实施了文部省提出的有关推动开设公开讲座、设定和扩充接受“社会人”入学的架构等等主要振兴政策。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向“普及”阶段接近,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成人学习要求结构上的变化,大学作为满足这种需的工具,要求它进一步“开放化”的压力,明显地增强了。
  新增终身学习的主要需要,是与职业关联的实用知识、技术的学习,围绕该由何种机构提供、怎样满足这种需要,开始了种种探索。新增设与职业关联的、特别是以“社会人”为对象的新型研究生院,与短期大学形成对照而持续发展作为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修学校,就是这种种探索的表现。特罗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终点的“普及”阶段的到来,并不是说入学乃至就学的普及化,而是指希望利用、活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普及化(特罗,2000年)。大学和高等教育作为终身学习和学校教育两个系统的最重要的接点,对两者进行统合乃至融合,人们开始期待它起到一种中心的作用。
    四、内部组织的变化
  和90年代开始的系统水平的变化相比,恐怕更重要的变化是作为组织体的大学内部的变化。正如已经见到的那样,特罗说的随着大众化的进行而将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被称为“大学”的组织内部的变化,即“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生涯、教学方法”等的变化相对较晚,这是由于“大学的管理运营方式”和“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与指向性”具有“保守性”。确实,日本也因为这两种“保守性”的缘故,大学内部组织的变化,自“学生反乱”时代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才渐渐到来。
  和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样,组织内的变化的主要契机,是1991年的大学审议会提出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报告提出,要在对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一般教育必修的科目和学分、甚至可能设置的学部的名称都严格束缚的设置基准“大纲化”的同时,积极地引进学期制、教学大纲、基于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师培训、研究生担任助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大学在大众化过程中开发出来的、对提高教育水平有用的“小道具”。另外,在根据这份报告对设置基准进行修订之际,要求各所大学努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
  学部教育组织大幅度自由化。在国立大学,仅仅在4、5年间就导致所有教养部的解体和一般教育课程的削减;在私立大学,“新名称学部”即以信息、国际、环境、综合、人间、文化等文字组合的“四字·六字学部”迅速增加。只要看看文部省的调查结果等就知道,教育“小道具”引进也正在迅速推进。然而,对于在大众化过程中难免要进行的教育方面的改革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如何使以前很沉闷的教育提高活力和水平,即使在相关人员中也有很大的疑问。从1998年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1世纪的大学像与今后的改革方案对策》中,就可以读出这种疑问。
  妨碍改革深入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保守的”“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指向性”。日本的大学教师即使是从国际的视野看也是“偏重研究”而轻视教育,这种倾向非常强烈(有本和江原,1996年)。美国的“小道具”从形式上引进了,但使它发挥作用的大学教育和大学教师的精神性质不能引进。由于没有大学教师意识和性格的变化,重蹈半个世纪前“第一次美国化”旧辙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教育方面的改革,必须强调,这和正在进行的19世纪的学问体系的变化和解体有密切的关系。“新名称学部”一批又一批产生,不过是其一种表现形态而已。即使是仍然使用传统名称的各个学部,学科和讲座的名称也在迅速地变化。“一位教授一个讲座”即所谓“小讲座”被重组合并为“大讲座”,成了普遍的现象,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变化再进一步,就是教育和研究组织的变革,特别是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这种改革正在进行。
  20世纪70年代,以筑波大学为代表的“新构想大学”,在设立计划提出来的时候,最大的争论点在与管理运营体制相对的教育、研究组织的分离问题。明治以来,在日本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同属于一个组织,根据教育与研究不可分离的关系确立了讲座、学科、学部制,这已经成了教育、研究组织的原理。要成为美国式的大学,将教育与研究的组织分离,不设讲座和学部而采用“学群·学系”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由于破坏了这种“良好的”传统,引起了与大学相关的人员,特别是重视研究的教员强烈反对,这一情况众所周知。从那时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代流行的方向变为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所谓的“独立研究生院”相继成立,教师和学生的所属组织分离了,九州大学等还决定设置称之为“研究院”的独自的教师所属组织,就表明了这一点。
  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曾经受到严厉批判,讲座·学部制被认为和日本的大学自治即“教授会自治”不可分。和学问体系相对应而设立的讲座·学部,作为教育、研究的基础单位,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的组织,而且,特别是在国立大学,还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的估算和分配等等管理运营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它的解体意味着教授会自治的变质乃至崩溃,这就是引起批判的最大理由。90年代开始进行的,是对以前“管理运营”和“教育与研究”或“经营”和“教学”的一体化的分离。这意味着战后实行新制度以来尚未解决的事项,大学管理运营制度的整备和改革,渐渐地提上具体的议事日程。
  大众化不仅是大学数量的增加,还伴随着大学自身规模的扩大和多功能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将此称之为“巨型大学”化(1962年),由于多功能化和组织的巨大化、复杂化,管理运营的问题不提出来已经不可能。与早先持有“企业体”性质的美国大学相比较,这一“问题的提起”对以教授会自治为运营基础的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冲击,这不用多说。然而,对于急速的大众化,日本的大学总不肯正视这些问题,即使是在1970年前后“学生反乱”期受到严厉质问时也是如此。
  文部省1973年设置不采用讲座·学部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提示了一种答案。不设置学部和学部教授会,从人事到预算分配的管理运营职能,都由校长和5名副校长所组成的执行部来集中承担,这种美国模式的“新构想大学”的出现,对习惯了教授会自治和局部自治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的有关人员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但是,由于大众化、巨型化的发展,这些国立大学不能不超越部局,相应提高有关大学作为整体决策必要性的认识。90年代初以来,不仅教授会成员广泛认识到强化校长和执行部的决定权限不可避免,而且即使在教授会自治力量很强的国立大学,副校长制度化和校长裁定的特别预算框架的设定等等,也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施了。现在,或说此前,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构想,也是众所周知的了。100余年所坚持的大学的内部组织,必将迎来彻底的变革之时。
    五、“评价的时代”的到来
  必须指出,90年代开始的放宽政府控制和对竞争的鼓励,与对评价的重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前所述,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作为交换,各所大学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成了义务。这表明开始从法规和行政指导的“硬的规制”向评价的“软的规制”转换。实际上评价系统开始显性或潜在地进入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各部分。评价最初是要激发教育与研究的活力,而今不仅如此,还在各种资源、特别是资金的分配方面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对各大学的要求,具体来说是“对教育、研究活动等的状况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将结果公布”,并将这种检查和评价的结果“由该大学的职员以外的人员进行讨论”。据此,许多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实施了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做成报告书公开发表,另外请外部人员进行“外部评价”的大学和学部也在增加。必须指出,随着这些工作的推行,有的大学还开始实施对教师的业绩进行评价和由学生对教学进行评价。评价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使教育与研究提高活力和水平,唤起自主的、自发的努力。这和大学基准协会所开展的“基准判定”的目的具有共同性。1998年大学审议会《关于21世纪的大学像》的报告中建议,为了将基于大学的自主性所委托进行的外部评价制度化,要设置实施“透明性高的第三者评价”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于是2000年设立了“大学评价和学位授予机构”,基本上就是出于同一目的。
  另一方面,与资源特别是政府拨款结合起来的评价,以前主要围绕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进行,在研究费的分配过程中实施。这种评价的特征在于,被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一个研究者,评价人是研究者的同行。除了这种基于个人的显性评价外,文部省还开始对一所一所大学即组织以隐性的形式进行和资金分配相关的评价,并有强化的迹象,这是90年代的一个重要变化。例如国立大学,在以教师和学生为基础单位的“积算校费”以外,基于种种教育和研究活动水平考虑的(隐性的)标准而在大学间不平等的、重点的分配预算额年年增加,已为人所知。在私立大学,从政府所得的经常费补助金,基于评价的“优点分配”额年年增加,现在已占全部额度的将近30%。
  这种大学之间、教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成为促使教育、研究提高活力和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以经济界为中心的大学外部提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不问个人和组织,将评价和资源分配结合起来的动向很强烈。不仅大学外部,就是大学内部,支持这种认识的声音也在增加。1998年的《关于21世纪的大学像》的报告还是说,将预算分配和基于“第三者机构”的评价联系起来,“可以考虑作为参考资料的一部分来利用”,这是一种有所限制的表达。然而最近的“国立大学法人”的构想,对组织进行的评价和资金分配相结合,已被相关人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20世纪90年代揭开序幕的“评价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系列的结构变化,意味着大学教师这种专门职业的质变和再定义的过程开始了。自19世纪末作为最初的近代大学的帝国大学诞生以来,日本的大学以教师自治为理想,并围绕着它的实现而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大学制度,不问新制、旧制,所有的大学都承认了教授会自治。不要说公立大学,就连设置了理事会、将经营和教学分离的私立大学,也是由从教授会成员中选出的人担任校长兼理事长,理事的多数成员由教授担任的也不少。大学基本上是教师的共同体,是坚持作为教师的自治体的性质,教师不仅自己负责教育、研究,而且也负责管理运营和经营。
  赫尔穆特·斯彻尔斯基(1963年)用“孤独和自由”这词来说明近代大学的特征,现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是孤独的,但也是自由地探索知识,不得不封闭的共同体。现代大学要求的是“开放与交流”,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也要变为知识的经营体乃至企业体。学习者,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表现为“知识的顾客”的知识探求者。以前教师只要求在教育、研究和管理运营一体化中发挥作用,现在还要求加上对社会的贡献和服务这一重要作用,教师的这些角色应当分化乃至分业化。“说明责任”是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界崭新的概念之一,意思是不仅大学这一组织体而且作为专门职业人的一个一个教师,必须向外部社会说明自己活动的内容,以求得批判性的讨论。换言之,不仅大学而且教师自身也难以回避作为评价的对象,而不得不置身于无所不在的竞争中。
  越是作为一个经营体和企业体而成为自立的主体,其选择和决定被要求说明责任,大学就越被要求超出于一个一个教员或学部、部局教授会的意志,决定持有“作为大学”的意志。这对于巨型大学化的现代大学是必要的。要确立超越了“教授会·部局”自治的“大学”自治,并希望对大学教师这种职业进行再讨论、再定义(天野,2001年)。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变化,恐怕最重要的,是我们教师和研究人员自身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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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庀去匕)下加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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