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4-11
五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
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
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
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
隋唐时期佛教各宗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中唐以后，各宗之间出现了融
合的趋向，到了宋代，各宗的相互融摄更趋紧密。从最初的禅教一致发展到后来的各宗与净土合
一，最后，以禅净合一为中心而形成了禅净教大融合的总趋势。从历史上看，禅教的融合并不自
宋代始，早在石头希迁的禅学思想中就已吸取了华严教理。而首倡禅教一致论的则可谓是唐代的
华严五祖宗密，他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曾明确提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
不相违”，并据此而将禅与教各分为三，以三教配三宗，认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北宋禅师
永明延寿更以“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为理论纲骨编成了《宗镜录》一百卷，借教明宗，以禅理
为准绳来统一教下各派的学说，力主禅教并重。这种观点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禅教一致
论和禅教融合，成为宋代以来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观行方面，由于净土念佛法门简便易行，
因而入宋以后，净土思想和念佛法门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佛教各宗在传自家观行法门的同时，
也都提倡念佛，许多著名的僧人都是兼习禅教而归心“净土”，净土在当时实已成为中国佛教各
宗派的普遍信仰。在诸宗与净土合一的趋势中，禅净融合、禅净双修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禅净教日趋合一的同时，佛教与传统儒、道的融合也进一步深化。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
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儒佛道三教从早
期强调“三教一致”（都有助于社会教化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
教融合”（三教各成体系，皆立足于本教而对另外两教加以融合吸收，以充实抬高自己），进而
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这标志着三教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儒佛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归宿，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
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
从佛教与儒、道的关系来看，由于入宋以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
发展则日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
想和融合。例如，延寿在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同时，也提出了三教融合的思想，认为“儒
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52]。天台宗人孤山智圆也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
释”，认为儒佛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可以互补。他虽是佛教徒，却自号“中庸子”，认为儒
家所说的“中庸”即佛教所谓的“中道”，要合乎“中庸”之道就不能“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
儒”[53]，而应该兼融儒佛。宋代禅师契嵩则在其著的《辅教编》中“拟儒《孝经》，发明佛
意”，强调“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54]宋代以后佛教高僧对儒家思想的融合具
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他们往往都主动接近儒学，而不是在扬佛贬儒的基调下来融合儒学。智圆
甚至明确地宣称自己晚年所作“以宗儒为本”[55]。这反映了宋代以后代表中央政权意识形态的
新儒学势力的增强，隋唐三教鼎立的局面已逐渐被儒家为主体的三教合一所代替。宋以后，佛教
与道教的融合也日趋紧密，乃至在僧人中不断出现“好道”的标榜和“重道”的提倡[56]。佛道
二教的民间信仰也日益融合，甚至发展到后来，佛寺道观同立关帝与观音像。佛教与传统儒、道
进一步融合的特点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时期，道教对儒、佛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强，儒家与佛、道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
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他融三教思想于道教修行理论，并明确提出了“三教归一”的理论，认为
“教虽分三，道乃归一”[57]。金代道士王重阳也认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58]，并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创立了在中国道教史上影响既深又广的“全真道”。而宋代理
学家复兴儒学，更是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内容。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
都是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思想体系的。有些理学家，虽然表面上反对佛、道，
实际上仍未能避免“出入于释老”。在儒家的立场上实现“三教合一”是这个时期大多数理学家
所走的共同道路。
不过，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的地位是不相等的，三教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新儒学适应封建
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佛道二教虽然各有发展，但都处于依
附从属的地位，配合儒学发生着作用。因此，这个时期的儒家往往是以居高临下之势对佛道二教
加以改造利用的，这也是大多数儒家学者一方面从佛道那里大量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来发展传
统儒学，另一方面又往往贬低佛道，对佛道加以批判或攻击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佛教仍继续着唐宋以来内外融合的趋势，“三教合一”成为名僧禅师的共同主
张。例如明代高僧袾宏在极力主张净土法门并赞禅赞教赞律的同时，大力强调三教“理无二
致”、“三教一家”。紫柏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
同”，均发源于“身心之初”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憨山德清把三教说成是为学的“三
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59]而此三者之要在于一心。明末清初的禅师元贤是从程朱理学转而学佛参禅的，因而他吸收了
理学的思想，提出了“三教一理”、“理实唯一”的主张。这种三教同归于一“理”的思想，显
然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元贤还特别论证了儒与佛的不二。他曾说：“人皆知释迦是出世
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
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60]元贤的这些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明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以后，佛教对宋明理学的主动迎合，体现了在强大的新儒学的面前，佛教进一步内外融合的发展
趋势。
外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表明，佛教最终毕
竟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外来的佛教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
文化相融合，在三教融合中，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与精神，对于这些问
题，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
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
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
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
隋唐时期佛教各宗一般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修行方法，中唐以后，各宗之间出现了融
合的趋向，到了宋代，各宗的相互融摄更趋紧密。从最初的禅教一致发展到后来的各宗与净土合
一，最后，以禅净合一为中心而形成了禅净教大融合的总趋势。从历史上看，禅教的融合并不自
宋代始，早在石头希迁的禅学思想中就已吸取了华严教理。而首倡禅教一致论的则可谓是唐代的
华严五祖宗密，他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曾明确提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
不相违”，并据此而将禅与教各分为三，以三教配三宗，认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北宋禅师
永明延寿更以“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为理论纲骨编成了《宗镜录》一百卷，借教明宗，以禅理
为准绳来统一教下各派的学说，力主禅教并重。这种观点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禅教一致
论和禅教融合，成为宋代以来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观行方面，由于净土念佛法门简便易行，
因而入宋以后，净土思想和念佛法门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佛教各宗在传自家观行法门的同时，
也都提倡念佛，许多著名的僧人都是兼习禅教而归心“净土”，净土在当时实已成为中国佛教各
宗派的普遍信仰。在诸宗与净土合一的趋势中，禅净融合、禅净双修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禅净教日趋合一的同时，佛教与传统儒、道的融合也进一步深化。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
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儒佛道三教从早
期强调“三教一致”（都有助于社会教化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
教融合”（三教各成体系，皆立足于本教而对另外两教加以融合吸收，以充实抬高自己），进而
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这标志着三教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儒佛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归宿，找到了以儒为主、以佛
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
从佛教与儒、道的关系来看，由于入宋以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
发展则日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
想和融合。例如，延寿在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同时，也提出了三教融合的思想，认为“儒
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52]。天台宗人孤山智圆也提出“修身以儒，治心以
释”，认为儒佛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可以互补。他虽是佛教徒，却自号“中庸子”，认为儒
家所说的“中庸”即佛教所谓的“中道”，要合乎“中庸”之道就不能“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
儒”[53]，而应该兼融儒佛。宋代禅师契嵩则在其著的《辅教编》中“拟儒《孝经》，发明佛
意”，强调“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54]宋代以后佛教高僧对儒家思想的融合具
有与以前不同的特点，他们往往都主动接近儒学，而不是在扬佛贬儒的基调下来融合儒学。智圆
甚至明确地宣称自己晚年所作“以宗儒为本”[55]。这反映了宋代以后代表中央政权意识形态的
新儒学势力的增强，隋唐三教鼎立的局面已逐渐被儒家为主体的三教合一所代替。宋以后，佛教
与道教的融合也日趋紧密，乃至在僧人中不断出现“好道”的标榜和“重道”的提倡[56]。佛道
二教的民间信仰也日益融合，甚至发展到后来，佛寺道观同立关帝与观音像。佛教与传统儒、道
进一步融合的特点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时期，道教对儒、佛的融合也进一步加强，儒家与佛、道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
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他融三教思想于道教修行理论，并明确提出了“三教归一”的理论，认为
“教虽分三，道乃归一”[57]。金代道士王重阳也认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
[58]，并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上创立了在中国道教史上影响既深又广的“全真道”。而宋代理
学家复兴儒学，更是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内容。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
都是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思想体系的。有些理学家，虽然表面上反对佛、道，
实际上仍未能避免“出入于释老”。在儒家的立场上实现“三教合一”是这个时期大多数理学家
所走的共同道路。
不过，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的地位是不相等的，三教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新儒学适应封建
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佛道二教虽然各有发展，但都处于依
附从属的地位，配合儒学发生着作用。因此，这个时期的儒家往往是以居高临下之势对佛道二教
加以改造利用的，这也是大多数儒家学者一方面从佛道那里大量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来发展传
统儒学，另一方面又往往贬低佛道，对佛道加以批判或攻击的重要原因。
明清时期，佛教仍继续着唐宋以来内外融合的趋势，“三教合一”成为名僧禅师的共同主
张。例如明代高僧袾宏在极力主张净土法门并赞禅赞教赞律的同时，大力强调三教“理无二
致”、“三教一家”。紫柏真可也强调三教一致，三教同源，认为儒佛道三教“门墙虽异本相
同”，均发源于“身心之初”圆满而独异的先天“妙心”。憨山德清把三教说成是为学的“三
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59]而此三者之要在于一心。明末清初的禅师元贤是从程朱理学转而学佛参禅的，因而他吸收了
理学的思想，提出了“三教一理”、“理实唯一”的主张。这种三教同归于一“理”的思想，显
然受到了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元贤还特别论证了儒与佛的不二。他曾说：“人皆知释迦是出世
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
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60]元贤的这些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明理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
以后，佛教对宋明理学的主动迎合，体现了在强大的新儒学的面前，佛教进一步内外融合的发展
趋势。
外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表明，佛教最终毕
竟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外来的佛教如何得以与传统的儒、道
文化相融合，在三教融合中，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与精神，对于这些问
题，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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