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晚熟的原因新探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2-14
二
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的"终极存在物"---物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一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精神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思维与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一个深刻发现。
但是,早在马克思主义者发现这一原理之初,就有人对此作了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绝对化的理解。例如,有人把"经济基础"单纯视为僵死的物质,忽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本体意义;有的把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理解成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消极被动地反映前者的简单对应关系,以为某种经济状况必然导致某种精神现象,某种精神现象只能与某种经济状况相伴随;有的把经济因素视为决定精神现象的唯一因素,忽视参预交互作用的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针对把唯物主义狭隘地理解成唯物质论的倾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存在"不平衡关系"的重要理论。马克思指出,艺术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成比例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又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恩格斯还以大量事实说明,把社会政治状况、经济水平同文化发展"对应"起来是不正确的。例如,18-19世纪的德国,整个社会"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经济"极端凋敝",然而文化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气象,文学、艺术、哲学空前繁荣,出现了歌德、贝多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批世界文化巨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的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经济走向繁荣,而文化上却全面衰落,跌入像中世纪那样的文化黑暗时代。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化史上不只是个别的。针对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错误倾向,恩格斯还作了认真的反省和郑重的说明: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马、恩的这些论断亦为我国文化史所证明。例如,战国时代,齐、鲁、赵、秦的社会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蛮楚",然而分别代表这一时期哲学和文学最高成就的庄周和屈原均生活在楚国。被视为"剧戏之始"的《优孟衣冠》和"雏形歌舞剧"的《九歌》也不是产生于工商业经济相对繁荣的北方,而是出现在经济落后、巫风强劲的南方。齐都临淄商业繁荣,人烟浩穰,虽有斗鸡、走狗之戏,却并无戏剧创生。赵都邯郸亦为商业大都市,虽有杰出的歌舞艺人"邯郸倡",却无戏剧成熟。
可惜这些几乎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和马、恩的重要提醒并未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戏曲学者的足够重视和注意,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被相当一部分学者长期奉为圭臬。这一带有鲜明独断论色彩的方法不仅导致"削足适履"---抹杀我国春秋战国以来工商业经济发展,商业大都市普遍兴起的事实,以"证明"自己的先入之见,而且使论者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例如,有些学者在论述宋元话本、戏曲等大众文艺的兴盛时,称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资料,把宋元时代描绘成"社会气氛良好"、"政策宽松"、"经济繁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仿佛历代繁荣均不及宋元之盛;可是一旦论及话本、戏曲的内容,则又称引其他文献资料,把宋元时代描绘成"战乱不堪"、"高压统治"、"贪官污吏横行不法","经济衰疲"、"民不聊生",一片黑暗萧条景象,仿佛其混乱贫弱又为历代之最。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常常出现在同一作者的同一部著作中。
诚如所言,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群众性的戏剧活动便难以开展,"雏形的戏剧"也就难以成熟。但是,我们又无法将戏剧走向成熟所要求的"起码的经济条件"量化,指出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城市人口达到多少数目,戏剧才能降生。更不等于只要具备了"起码的经济条件"就一定会有戏剧的成熟,没有戏剧的降生就只是由于缺乏"起码的经济条件"。公元前5世纪前后古希腊最先出现了戏剧的繁荣,并不等于直到这时他才具备养活戏剧的经济实力,此前戏剧未能降生就只是因为缺乏"起码的经济条件"。因此,把古希腊戏剧成熟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当作世界各民族戏剧走向成熟的"起码条件",以为某一民族的戏剧何时成熟便说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何时才赶上古希腊的论断,是十分荒谬的。
从世界戏剧史来看,不同民族戏剧步入成熟期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相距甚远的,有的在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有的则在封建社会之初,有的远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所依托的经济状况更是不尽相同的,有的生于社会安定、商品经济繁荣之时,有的却生于兵荒马乱、经济遭受重创之际。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某一文化特质的兴衰等同、对应起来,以为某种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必然导致某种文艺样式的创生和繁荣,某种文艺样式只能与某种社会经济状况相伴随,势必陷入独断论,这种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理论,当然也不可能对世界各民族戏剧创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作出科学的说明。
文化创造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但即使拥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民族也不可能创造出完全相同的文化。这是因为,文化创造除了要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之外,还会受到社会政治结构、风俗习惯、居住环境、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等所构成的"文化框架"的巨大影响。前人设定的"文化框架"既包含显性的文化特质,又包含隐形的文化精神。不同的文化框架是存在不同的变量关系和不同的结构形式的。文化滥觞期所设定的框架对民族文化发展指向的影响更是十分深刻、巨大。法国学者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将文学艺术的创生与发展比作动植物的生长,指出文化生态环境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基础即使大体相仿,不同民族所面临的文化场合、文化情景也是很不一样的。不同文化框架不但提供了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不同条件,而且也给文化选择、吸取、创造、扬弃、排斥、抑制以指向性的规定。
尽管文化框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文化创造具有巨大的制约作用,但文化创造主体在前人设定的文化框架面前又不是完全被动的。按照系统论的说法,当一个系统达到不稳定的临界阀域,即面临突变分叉时,系统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非决定性的,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既不受初始条件的决定,也不完全由环境因素所制约,而是与涨落群中随机选择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创造主体的心态、动机支配下的随机选择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显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显性物质和隐形精神共同构成的环境在不同的文化创造主体面前所呈现的意义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至于某一种文艺样式的盛衰,情况就更加复杂。丹纳说:"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 格罗塞也认为,某种艺术样式的盛衰往往与该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一个民族的艺术往往靠着该民族的文化,而某一形式的文化也可以妨碍了某一形式的艺术而促进了别的艺术。" 探讨戏曲晚熟的原因需要广阔深邃的视野,我们应该从民族文化环境和主体的随机选择两个方位去考察戏曲创生发展的历史,探求戏曲晚熟的深层原因。
- 上一篇：春节晚会这道菜真的馊了？
- 下一篇：全球化与中国传统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