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晚熟的原因新探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2-14
三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两个条件,戏剧艺术的发生发展也是如此,探寻戏曲晚熟的原因还需要从其内部因素着眼。戏剧之所以直到人类历史的"晚近"阶段才正式生成,除了它对物质条件要求较高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还需要诸多艺术因素的发育成熟。大而言之,戏剧的生成除了要有装扮性的表现形式之外,还必须有叙事性的文学因素充当"骨架",否则,即使经济基础等外部条件完全具备,装扮性极强的宗教仪式也会因为缺少"依附"的"骨架"而迟迟不能"转化"为戏剧。戏曲晚熟与我国早期叙事文学发育得不够充分是有关的。
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之所以先戏曲而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具有深厚的叙事文学土壤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前8世纪,古希腊已形成《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另有赫希俄德记录神话的重要典籍《神谱》。前15世纪左右,印度已形成叙事性很强的神话作品集《梨俱吠陀》,前4世纪又形成《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两大史诗,1世纪前后,故事集《五卷书》亦已成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古希腊和印度早期叙事文学的充分发育,正是由于有神话的肥沃土壤。
我国文学最早的源头既不是叙事性很强的神话故事,也不是古史与神话融合的史诗,而是"贵情思而轻事实"的短篇抒情诗。早期叙事文学的"矮化",根于神话土壤的瘠薄。我国古人在蒙昧时代所经历的心理历程与其他民族是大致相同的,都曾有过万物有灵观念和原始的自然崇拜,神话资料并不匮乏。但是,迈入文明门槛不久,先民即表现出"早熟",入主中原的周人为了对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作出解释,对"尊神"的殷文化进行了革命,用清醒的历史意识这把"利剑",切断上帝与人类始祖的血缘关系,剥掉殷人乃"天之骄子"的画皮,以确立本氏族的自然血缘关系,把神话传说纳入古史系统,肢解、摧毁神的"谱系",从而导致神话资料的大量散佚和神话在民族精神体系中地位的严重失落---神话失去文化之源的重要地位,服务于世俗事务的经史作为文化之源的地位确立之后,记录零星神话资料的《山海经》等才得以问世,而且沦为仅供消闲的"虚妄"谈资。周人的这次"随机选择"不仅使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失去了肥沃土壤,而且以其发轫期的初始地位,将"遗传基因"植入民族文化机体,设定了后世文化创造的大致走向:讲实用,疾"虚妄"。这对以"悠谬"为特征的小说、戏曲的创生显然是不利的。
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小说、戏曲这类于"修齐治平"有妨的艺术样式的生长。进行道德训诫的"经"和记录帝王世系与政务活动的"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世致用、信而不诞是经史文化的主要特征,服务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主要职能。道德哲学不采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更"不语怪力乱神",因为这些来自"小道"的东西与统治阶级的意志往往相背,妨碍"君子致远","是以君子不为也"。
史书以"事核"为旨归,必须"秉笔直书",不但不能用道听途说的材料,而且应能发挥对"诬谩失真"的街谈巷语的"整齐"作用。史官和经学家一样都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事皆不谬、言必近真的经史文化占据文化主体的显赫位置,不但构成妨碍与其不一致的文化样式生长的生态环境,而且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巨大存在,反过来还会不断强化文化创造主体"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文化心理结构,给"多虚少实"的小说、戏曲的创作设置重重心理障碍。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人们可以把某些文学手段引入修史活动,但却不能将史传所述之"事"尽快援入文学领域。只有当经史文化遭到"朔方冲击波"的巨大冲击,社会政治结构有所松动,贵族文化开始"下移",文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时候,长于述事的史传经过文化平民化进程的淘洗、改塑,才能真正成为文学的一个"源头"而缓缓进入文学殿堂。
以"言志"为尚的艺术精神是阻碍戏曲及时生成的又一个民族心理动因。滥觞期的西方文化是以"求真"为目标的"智性文化",它倡导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要求认知主体以分析思辨的理性态度精确地把握认识对象,真实地反映客观外物。艺术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认知方式对它会产生规范性的影响。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是"摹仿自然":像生活一样逼真地再现社会人生。这一艺术精神对于小说、戏剧等长于再现的叙事文学样式的生长显然是非常有利的。
滥觞期的我国文化是以"求善"为旨归的"德性文化",它所关注的"热点"是"人道"而不是"天道",急于回答的主要问题不是"所以然",而是"所当然"。因此,先民一般不是以物我两分的认知方式冷静地审视客观外物,而是以物我浑融的生命直觉,热情地"拥抱"客观外物,力图"卷入"对象之中。这种根于"天人合一"的认知方式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就不是追求逼真地再现认知对象,而是注重传达认知主体的主观体验,用我国古代文论家所创造的范畴来概括,就是"言志"。言志说是我国文艺理论"开山的纲领",对民族文艺的发展具有指向性的影响。言志说有轻"形迹"重"传神"的鲜明特色,它极力主张"离形得似",认为艺术的主要任务不是"述事",而是传达创作主体的主观感受,刻意追求"形似"会妨碍"传神",会使作品变成可厌的"俗物"。这种艺术精神作为全民族的一种心理动因,对于极尽"穷形尽相"之能事的小说、戏剧的创生是有妨碍的,而且这种心理障碍的克服显然是需要时日的。
四
戏曲未能在宋代以前成熟显然并非此前"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足以养活戏曲的经济实力;戏曲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和繁荣也并非商品经济发达一端所能尽释。肇始于中唐,宋元又获得加速发展的文化平民化进程,是戏曲走向成熟和繁荣的重要历史文化动因。从一定意义上说,戏曲的成熟和繁荣是文化平民化进程的一个具体成果。
我国中唐以前的文化是以贵族文化为主体的,平民文化处于附庸地位。在文学艺术领域,属于贵族的雅文学是文坛的"正宗",属于平民的俗文学只是一股"暗流"。中唐以后,文化发展指向发生变化,平民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化思潮,至宋元又不断得到加速发展,从而使雅文学一枝独秀的文坛格局,一变而成两宋的雅俗并峙,再变而成金元的俗文学蔚为大国。如果脱离这一历史文化背景,脱离联系经济与戏曲的诸多中介因素,单纯从"物质基础"的角度去寻求解释,那么,戏曲晚熟的真正原因以及它何以能够在宋元之际走向成熟与繁荣,始终只是一团迷雾。
文化平民化思潮的涌动根源于政治结构和经济土壤的变化。唐代以前,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以门阀士族地主为主体的,门阀贵族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财富,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把持国家的政治枢纽。"九品中正制"就是以门第高下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特权制度。"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考其真伪",这样一来,各级官僚机构势必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唐代统治者夺取政权后,仍然尊崇门阀,但又感到被削去权力的旧门阀贵族对新王朝构成很大威胁,痛切地感到必须重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削弱门阀贵族对各级政权的垄断,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对门阀贵族进行抑制。唐太宗企图剥夺旧门阀贵族摄政的政治资本,在诏令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时,明确主张不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山东崔氏等名门望族第一次被排在了后族之末。20年后,唐王朝又对《氏族志》进行修改,完全以当时的品位高下为序,虽出身士族而位卑者不录,许多旧门阀贵族被从赖以跻身官场的"谱籍"中抹去。修改后的《氏族志》易名为《姓氏录》,它标志着庶族地主地位的上升。武则天执政期间,对旧门阀贵族的打击进一步加大力度。安史之乱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文化发展指向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门阀贵族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庶族地主和自耕农、商人的地位迅速上升。随之,文化上的平民化进程也得以开启。握有兵权者专擅是中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十分突出的政治现象,门阀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得以改变。唐末农民大起义又给新老贵族以毁灭性打击。出身于低级武官的宋太祖靠兵变夺得政权后,采取完善科举制等有力措施,大量网罗"庶族之俊异者",有意识地限制豪门贵族的政治特权,扩大皇权的政治基础,借以强化中央集权。于是,宋代政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情况,庶族地主乃至一部分自耕农和商人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金元之际,一向被汉族贱视的"蛮夷"彻底摧毁了汉族地主政权,社会政治结构又一次发生断裂似的变化,原来的新老贵族大多成为阶下囚。为汉族门阀贵族政权服务的雅文化随之失去昔日的光彩,面临严重的挑战。
文化平民化进程的开启和加速发展与中唐以来经济政策和结构的变化也是密切相关的。安史之乱以后,军阀割据,朝廷失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国有制---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官府的租税收不上来,这迫使李唐王朝不得不实施新的经济政策:容忍商业的发展,从中获取税收;改变自西晋以来以人丁为据征收"人头税"的税制,而以资产、贫富为据征收赋税。这一改革对占有大量土地、财富的门阀贵族有损,对庶族地主和自耕农却显然有利。宋代限制贵族兼并土地,允许私人购买庄园,颁布了保护土地买卖的法律条文,促进了土地的私有化。北宋初就开始鼓励商业发展,允许商人及其子女参加科举考试,对商人与宗室、官员联姻亦不加限制。宋代不允许地主拥有奴隶式的"私民",将失去土地的佃农、奴婢编入国家户籍,称"客户",他们与"主户"大多只保持劳务关系。商人、农民和富豪家中的奴婢对"主人"的人身依附明显削弱。这就为文化下移创造了合适的气候和良好的土壤,使平民化成为一种时代要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俗文学才得以迅速发展,并以独立的面貌构成文坛的重要一翼。宋代以前并非完全没有描写民间生活、抒发百姓情感的文学作品,但这类作品不但远不及宋代之盛,更为主要的是,它和雅文学在文体上并无明确的界限---多半是用属于贵族的文言写成的。宋代则开创了以大众的口语---通俗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先例,使俗文学与雅文学在文体上有了明确界限,终于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从此,面向大众的白话小说和戏剧才真正得以成熟。
中唐至宋元的社会动荡对戏曲的创生与繁荣亦起了促进作用。清代诗人赵翼有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乱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是灾难,但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有时倒是幸事。六朝被称作"文学的自觉时代",特别是建安时期的文学备受后世推崇。但那是一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动乱年代。刘勰、白居易等亦曾指出,大作家、好作品往往产生于乱离痛苦之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唐至宋元剧烈的社会动荡成了戏曲、小说的"催生婆"。
社会动乱并非中唐以后才有,但中唐至宋元的社会动荡与以前改朝换代的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是很不一样的:处于攻势的一方是一向被中原所轻视、文化上处于落后阶段的"胡人",冲突的强度、时间跨度、范围和最终结果,均非前朝所有。一向以"天子"自居的汉族皇帝在"胡人"的铁骑面前节节败退,胆颤心惊,威风扫地,最终为其所灭。历来俯首称臣的"蛮夷"则在血污与瓦砾之中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且对一向自尊自傲的汉人实行野蛮残酷的种族压迫。过去为中原所不屑的草原文明一度笼罩北方乃至全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整个汉文化遭受旷古未有的挫折、冷遇。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习惯于"货与帝王家"的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发生明显疏离,皓首穷经、修齐治平已成泡影,勾栏瓦肆便成为精神避难所,涉及一己之生活的恋爱、婚烟、家庭问题受到特别关注,重压下的"异端"---与贵族文学价值取向颇不一致的戏曲、小说也就恰逢其时。
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和居住在中原和南方的其他兄弟民族人民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从未有过的种族归属问题突然成为一种巨大的无法排遣的精神压力,亡国灭种之祸给整个社会以无比强烈的刺激。与"中庸和平"心态相适应的温柔敦厚的诗词歌赋显然再无法满足严重失衡的社会心理的需要,社会需要一种能让绝大多数人抒愤吐志、宣泄痛苦的文学艺术样式,需要一种面对大众,能造成强大舆论,能更加有效、更大范围地掌握社会环境的方式和工具,离戏曲只有"一步之遥"的说唱艺术便很快被提升为更有吸引力的成熟戏剧。
总之,中唐以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带来了文化发展指向的变化,文化的平民化进程造成了通俗叙事文学---说唱的高度繁荣,这一繁荣为戏曲走向成熟提供了"故事文本"这一重要条件;宋元之际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又为戏曲的成熟提供了巨大的内驱力---社会心理严重失衡,人民大众需要一种能穷形尽相、痛快淋漓地传达自己心志的文艺样式,一人依弦索而唱的诸宫调等尚不足以满足这种需要,它们也就很快被加工成化身表演的戏剧。于是,面向"愚夫愚妇"的戏曲终于克服重重障碍,由山重水复而走向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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