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如何从传统中受益：论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
结论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反抗和重建的过程，反抗与重建并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儒家生存的方式与特征。从儒学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调适和重建的方式主要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我们认为从1919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到1935前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期间，通过“西化”派与“本位”派的长期论战，基本上形成了“现代化共识”，即认为中国发展问题的要害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泥古不化”，而是“现代化”）和“新儒家”问世以前（当代“新儒家”也基本上形成于1919——1935年前后，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乡村建设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钱穆的“新国学”等“新儒学”流派基本成形），儒家重建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而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前者尚没有完全脱离“夷夏之辨”的陈腐观念和盲目自大的虚骄心理，而后者开始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自觉发挥中华民族的主体创造性。前三种方式（“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基本上还属于“体用论”的分析框架，偏重于“中学”思维，对“中学”与“西学”的认识都比较模糊，尤其认识不到二者的本质区别，但其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小视的，它们是儒家重建的先声，对引进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后九种方式（“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西体中用”、“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基本上属于“创化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学”与“西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渐走出了简单生硬的“中学”VS“西学”的思维，“现代化共识”的养成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据。当然，采取什么样的重建方式是与中国当时的现代化情境息息相关的。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历史地看，儒家现代化的趋势是：第一，由以农业社会立论过渡到以工业社会立论；第二，由绝对地拒绝现代化到主张实现接续传统的现代化；第三，由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到能够分梳西化与现代化；第四，由简单地接受物质的现代化到认识到制度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第五，由对“中体”的感性或感情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逐渐意识到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反而可以作为现代化的动力和助力，起到社会整合、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载体的儒家，其重建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国的现代化语境和主体性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需要，都驱使儒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重建。“创造性转化”是儒家重建的必然选择。但是，大部分新儒家学者对儒家的重建前景并不看好。当然也不是绝对悲观。儒家的重建前景不能孤立地从儒家本身的精神资源来看，作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主体精神资源，儒学的思想宝库绝对是丰富的。对人的深度发现是儒学深厚的资源所在。但儒学的重建前景与儒学存在的当下环境、现行语境和儒学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重建需要知识分子长期的学术反思和建设，还需要有主体信仰认同的诉求。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