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如何从传统中受益：论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
八、“民族本位”或“国家本位”
主张“民族本位”或“国家本位”的文化重建论，主要代表有陈石泉、常燕生和刘絜敖等。他们参与了“本位”VS“西化”大论战，对“本位文化论”寄以同情，但不同意“文化本位论”，而提出“民族国家本位论”。
陈石泉主张“以民族为中国文化建设之本位”，并把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地位。他认为，中国文化建设必要的条件和最大的原则是：（1）销除以往的精神和物质两立的成见；（2）应以民族为中国文化建设之本位。在此基础上，要以科学方法检讨过去文化运动的错误，对西洋文化取其所当取，并要“迎头赶上去”，对中国旧有文化存所当存，且要“从根救起”，积极地注重发扬四大精神和消极地注意破除四大观念。应该积极发扬的四大精神是：“民族精神”、“统一精神”、“创造精神”、“科学精神”。需要逐渐破除的四大观念是：“封建观念”、“奴隶观念”、“利己观念”和“阶级观念”。陈石泉强调，文化的本质是应付时间和空间以求生存进化的成绩。“文化建设”为国家政治经济一切建设的导线，未有文化低落或腐败的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繁荣滋长的。[xli]
常燕生明确表示赞成“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而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他对“中国本位”的解释是：一切文化建设都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本身的组成和发展的，无论是国粹或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常燕生认为应该打倒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的家族主义思想，道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等。他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他认为当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应该特别关注的事项有三：第一是近代国家意识的养成；第二是培养集团斗争的精神；第三，赶快完成近代国家的有机组织。只有进行“国家本位”的文化建设，中华民族才能够继续生存发展。否则，大家只有准备在坟墓里相见，让鬼魂们去讨论“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的问题罢！[xlii]
刘絜敖对“中国本位”的解释与常燕生一样，强调“事事以中国利益为前提”。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就是“在中国的利益前提之下，以从事于文化活动”的意义。刘絜敖批评“本位派”虽然将“中国本位”四字标出，但未加以具体的解释，所以使人捉摸不定。他说他一向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主张“中国本位”的。不过刘絜敖认为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要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否则，一切都归于白费。他再三致意的是“中国本位意识”的建设。他强调，“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于外来文化接触的！”如何建设“中国本位意识”呢？刘絜敖主张要从事三种工作和具备两种觉悟。这三种工作就是：第一，“自己认识工作”。就是彻底地检讨中华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固有文化的特质所在，以明了自己是一个什么东西。第二，“认识他人工作”。就是要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情状。第三，“比较认识工作”。就是要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我文化的生存能力，并资我民族我文化的借镜与警惕。我们还要具备的两种觉悟是：第一，对外来民族及其文化的防范和警惕意识；第二，独立自强意思。有了“中国本位意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才算开始。但由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至繁至难，又关切国家民族的命运，刘絜敖主张“全体文化动员”。[xliii]
“民族国家本位论”是“本位”VS“西化”大论战中催生的一个变体，“本位文化”有文化护短的毛病，而“全盘西化”又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产生颠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险和社会的“精神大分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本位论”是对二者进行批判反思的产物。
九、“西体中用”
“西体中用”论的代表是熊梦飞，他参与了30年代“西化”派和“本位”派的论战，他比较同情“西化”派，但对“本位”派的合理方面也有吸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地为吸取所谓西洋文化，只有吸取西洋文化，才能使中国在现代化的世界里生存下来。这是几乎近代以来国人的共识。但是，全盘吸收乎？局部吸收乎？吸取根本乎？吸取枝叶乎？曾经过学者们无数次的争论，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
熊梦飞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第一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二是“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第三是“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第四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的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关于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熊梦飞的解释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和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庭组织”。熊梦飞把他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称之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相反。
熊梦飞批评“本位派”把欧美文化看作“干儿子”或“入赘婿”，而视中国文化为“亲生骨肉”。他的结论是：中西文化过去并无截然鸿沟，将来趋于浑然一体；中西旧无所谓“本位文化”，将来亦难建设新的“本位文化”；中国将在遵循以上四大原则下实现现代化。[xliv]
熊梦飞的“西体中用”论的基本主张概括起来是两句话：“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和“加以中国民族创化”。这与仅限于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文明因素的“中体西用”论确实有天壤之别。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中的农业精神因素太重，而现代西方文化是更新后的工业文化，中国现代化如果要跨越式或超越式发展，甚至仅仅要进行工业发展，不根本改变源于农业文明的制度与态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经济学家（如阿瑟·刘易斯和冈纳·缪尔达尔等）和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在这方面已经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要创造出适应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包括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或生活心情。全盘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必须适应中国不断发展中的现代化语境。由此看来，熊梦飞的“西体中用”论符合中国文化演进的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