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如何从传统中受益：论儒家现代化的十二种方式
六、“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持尖锐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著名学者是胡适。陈序经也持相同态度[xvi]。后来胡适将这一主张修正为“充分世界化”和“现代化”。声援他们的还有“察见中国全部的文化已不及全部西洋文化”、预期“中国全盘西化是可能的事”[xvii]的吕学海、主张“更深刻更广泛地西洋化”[xviii]的梁实秋、主张“尽量西化”[xix]的严既澄、主张“从基础上从根本上从实质上西化”[xx]的张佛泉、主张“大部分西化”或“现代化”[xxi]的张奚（熙）若，主张“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xxii]的熊梦飞等。除陈序经、吕学海等极少数人外，“西化派”的大多数都不主张“全盘西化”，但他们都主张“大部分西化”或“根本上西化”。胡适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的《中国今日的文化的冲突》，1935年3月3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同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等。陈序经的具体主张体现在：1933年12月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1935年6月21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全盘西化论的辩护》等。
胡适提倡“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不是没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认识，而“全盘承受新文明”是胡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在胡适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60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由于“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象半世纪前一样遥远”。当务之急是“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解决的目标和关键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胡适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xxiii]陈序经同意胡适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他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陈序经认为：“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陈序经的分析是：“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xxiv]
虽然胡适公开声明“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并认定，“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xxv]这样看来，胡适是彻头彻尾的“西化论者”，似乎谈不上重建。但是，当我们看胡适的解释，却发现了“胡适式”的“重建”，而且不无道理。胡适说：“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xxvi]联系胡适“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言行，胡适的确是主张“文化重建”的。胡适念念不忘“再造文明”，但他主张先以“破坏”再行“建设”。无非是胡适认为要先行吸纳西学以作批判中学的武器，然后再行本国文化的建设工作。说胡适全然主张“西体西用”，可能需要再加斟酌。当然，胡适这种“自然淘汰”的主张实行起来是令人可疑的。
七、“本位文化”
“本位文化”是由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提出来的。具体主张体现在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和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两文中。基本主张在《宣言》里，《总答复》是对批评派的回应和对《宣言》的补充。这次讨论的成果结集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本位派”的舆论阵地主要是《文化建设》。对“本位文化”论寄以同情的包括：主张“中西调和”[xxvii]的穆超，主张催动中国旧文化的“老根”再发“新芽”[xxviii]的张东荪，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保存”和“采纳”中国和西洋“优美文化”、“还要创造新文化”[xxix]的吴景超，主张“民族本位”[xxx]的陈石泉，主张“三民主义即中国本位之文化建设纲领”[xxxi]的陈立夫，拥护“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xxxii]的常燕生，强调要有一种“国民性之道德”精神[xxxiii]的太虚法师，认为“建设中国本位意识”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提”[xxxiv]的刘絜敖，主张“破中求立”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xxxv]的丁遥思，赞成“中国化”的“新启蒙运动”[xxxvi]的张申府，主张“一切物质文化建设采用最新的发明，一切精神文化建设非有批评态度不可”[xxxvii]的李麦麦等。
“本位派”认为，从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在文化的领域，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文化的领域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xxxviii]看来，“本位”派和“西化”派都把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对准了“民族国家认同”，但最终的解决方案却大相径庭。“本位”派把“民族国家认同”的实现落实在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建上。“本位文化论”反对复古，也反对崇外：“有人认为中国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社会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要注意中国的“空间、时间的特殊性”。“本位文化论”提出有关中国文化建设的五个认识：其一，“本位”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鄙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吸取其所当吸取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思想，主张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要抛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xxxix]
“本位文化”派认识到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对现代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价值。为此，“本位文化”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确实是任何要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第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由此，“本位文化”派的建设价值和历史地位得以确立。但“本位文化”派也蕴涵着对民族文化的护短，这往往成为“西化”派批判的靶子。胡适对“本位文化论”的性质判定为“‘中体西用’论的最新式化装”和“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表现”。他尖锐地批评“本位文化论”“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过于破坏的成分”，“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xl]胡适是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主义者”，他坚持的文化信条是“不破无以立”，他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现在还远没有进入建设的阶段，胡适的尖刻批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按胡适的看法就是“本位文化论”看上去很好，其实太超前了。当然，胡适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也没有达到他自己所期许的高度，因此，对文化建设的看法有机械论的意味。但是，“本位文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及其关系的理解也不深刻，甚至有护短的毛病，确乎是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