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味利则本业不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__________________
[1] 《晏子春秋》(《四部丛刊》本)卷5，页8下。关于成书的年代，参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版)，第12册，页1255—1256，及Richard L． Walker，“Some Notes on the Yen-tzu Ch'un-Ch’iu”，JAOS，73．3(1953)．156—163．
[2]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23，《礼器》，页7下—8上；卷43，“杂记下”，页2下．James Legge，“The Li Ki”(SBE，27)402，(SBE，28)165．Legge，Cnfucian Analects，162—163．
[3] 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1931，p．22．
《管子》之引文在现行本中找不到，当然只得借助前面的讨论来了解。就“味利”(渴求利润)而言，我们也可以同意卢文弨(1717—1796)的主张，改成“末利”(末业的利润[1])。
工赈的观念在汉代一个时期以后就隐伏了。到了宋代，这是另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思想才又活跃起来[2]。最佳的例子是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3]。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夫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关泽也。
以上的故事录自沈括(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4]。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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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述引文。唯末字误作“未”。
[2] 参考谷霁光，“唐末至清初间抑商问题之商榷”，《文史杂志》第1卷11期(1941年)，页1—12。
[3] 这显然是梅尧臣(1002—1060年)悼祭范仲淹的诗句“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所指的事情。参考《宛陵先生文集》(《四部备要》本)卷15，页3下。我十分感谢刘子健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几行诗句。
[4] 《四部丛刊》本，卷11，页6下—7上。有一本很方便的校注本是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1955年，两册。照胡氏的说法，沈括的生年应是1031年而非1030年。
曾将这位作者描写为“可说是整个中国科学史上最有意思的人物”，而这本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沈括如此看重范仲淹的高明政策绝非偶然，因为沈括本人对经济事务就有很深刻的见解。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当他担任三司使的时候，他向皇帝做了以下的报告：
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2]。
沈括对流通速度的突出了解早为一位现代中国学者注意到，他骄傲地指出沈括比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约早四百年发现这个道理[3]。
从汉代以来的灾荒救济指南[4]，通常都给“工赈”(又称“以工代赈”、“即工寓赈”)留下一些篇幅，而用晏子、范仲淹等先例做说明。官方的法规，差不多在1073年(熙宁六年)，参考了范仲淹实行的办法，规定常平仓中的钱谷在荒年时，必须用来从事水利工程以便赈济贫民[5]。后来的朝代也沿用了同样的办法。有趣的是1073年的命令规定了这类工程要先行筹划应用的人员与费用，并且也要配合详细的数字。清朝时(1737年，高宗乾隆二年)，有一道上谕，要求仔细勘估各省待修的城垣，列上各项工程的优先顺序，这样，一旦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立即实行工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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