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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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I，1954，pp．135—137．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3，页7下。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3年，第2册，页342—343。
[4] 很多这一类的书都可以在康熙二十九年俞森编的《荒政丛书》中找到。
[5] 《文献通考》(《十通》本)卷26，页254右下。
[6] 杨景仁《筹济编》(著者序写于道光四年)，光绪九年利本，卷13，页6。
中国这种传统会让读者想到近代西方同样的作法。这种观念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早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早期中国的“工赈”与现代社会“为繁荣而奢侈”的政策之间还是有基本上的差异。中国的这种办法主要是来自应变的智巧，因此一直保持一种特殊性格，而现代政策却有一贯的经济学说作根据，并以最适量消费为目标[1]。换句话说，后者代表了经济上的合理化，以使其本身达成一项经济结论。在比较近代的文献中，我所能够找到最接近经济分析的东西，是一篇写于16世纪赞成奢侈的文章，很值得注意，但鲜为人所知。我把它放在文末做为附录。
最后，就训诂方面而论我们必须指出，在所有注疏家中能够正确了解“侈靡”篇者为猪饲彦博(字敬所，1761—1845年)，其出版于1798年(日本宽政十年，清仁宗嘉庆三年)的《管子补正》一书，最为郭沫若所推崇[2]。“礼书”中那段难解的文字，日本学者中井积德(字履轩，1732—1817年或1816年)有正确的了解，他的看法在泷川龟太郎著名的《史记会注考证》曾加以引录[3]。从比较制度史来看，我们可以指出1783年(日本天明三年，清乾隆四十八年)松平定信(1758—1829年)著名的工赈事例。那一年他下令沿着大隈河兴筑堤防以提供穷人就业的机会[4]。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就以为松平定信赞同奢侈的一般性政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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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Oscar Lange，“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Economica(New Series)，5．7(1938)，12—32。我很感谢洪家毅博士指点我参考这些资料。洪博士也作了以下的观察：“西方史上，消费不足的理论主张人们以增加消费来改善经济情况，在不景气和经济萧条的时候通常都能贏得大众的欢迎。中国史上，出现更加频繁的饥馑与其他天然灾害，因此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学者早就发现到消费的致善的一面。”
这段宏论，对于“一个社会经历着或经历过相当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正是侈靡论成形之时”的主张不但没有抵触，而且使它的意思更完整。当然，储蓄与消费何者为佳，是要根据许多因素而定的，这包括了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发展的阶段、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环境条件。我也很感谢艾克斯坦博士(Dr．Alexande E．kstein)与我讨论这些观点。
[2] 《管子集校》，上册，页7、18—19。
[3] 《史记会注考证》，第4册，页10—11。梁启雄《荀子柬释》，1936年，页258—259对该文的阐释也完全正确。
[4] 《大日本农政史》(又名《大日本农政类编》)，1932年，页811—812。
实上正好相反，在他和他的同僚合著的《物价论》(1789—1790)[1]中，他的同僚本多忠筹辩称禁止奢靡将会阻碍商业的发展，然而松平定信本人却强烈地支持节俭。这又再次说明了官方政策与经济思想之间可能的，甚或经常的差距。
附 录
后文乃明朝上海县人士陆楫所著，收在《蒹葭堂杂著摘抄》(《纪录汇编》，卷204，页2下—4上)。本文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它将个人和一家一姓的利益与社会整个的利益加以分别处理。显然这位作者体会到逻辑上所谓“构成之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也就是说对于个别个体为真的东西，对其全体而言不一定为真；反过来说，对全体为真的东西，对个别的个体而言也未必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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