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5-30
三、重建国家自主性，走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
本文认为中国阶层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个趋势是可以控制的，中国可以走出一条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关键在于重建中国国家自主性。
根据上文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的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重建中国国家自主性的路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深入推进行政改革，调整国家和地方的自主性维度，使它们成为适应市场要求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另一条是培育公民社会，调整国家权力与社会组织的权利关系，促使各种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从而保证国家能从中获得重建国家自主性的合法性资源。
（一）深入推进行政改革，明确界定政府权力，调整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维度。
国家向社会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是当今世界行政改革的共同取向。因为分权既有利于满足公众在市场中的多样化需求，又能体现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真实需求。一般来说，分权会增强社会和地方的自主性，使地方政府面向社会，真正成为“责任政府”。
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多数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8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之内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使地方政府获得足够的能力来承担应有的政府责任。其结果是，增强了地方政府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效性。但由于中国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不具备完善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中央权力一放松，分权往往容易失控，导致地方政府向社会扩张权力，把中央拥有的国家自主性的权力基础削弱。其原因——同西方工业化国家比较——就在于这种分权改革没有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良性互动提供健全的制度条件。
在传统的思维中，只要一提起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体制的改革，就单纯的认为要么是权力下放，要么就是权力回收。依据中国几十年来的多次调整和改革的实践，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权力收放模式给社会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混乱。实行权力的再配置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在单纯下放或收回权力的过程中没有或缺少职责权限的明确界定、划分和辅之以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中国必须走出传统的“放权”思路，通过合理到位的行政体制改革，在实现社会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能保证国家自主性的实现，调整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维度，使国家能按照自己的价值追求制订和实施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目标。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抑制两极分化趋势。
（二）培育公民社会，促使社会组织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从人民利益出发构建国家自主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合理调节利益格局，抑制两极分化趋势，必须培育公民社会，逐步实现代表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组织在体制内自由积极地参与政治。这样，国家才能在人民利益表达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获得政治忠诚和合法性资源，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构建国家自主性；才能凭借国家权力的自主行使，在发展生产力建设经济社会的同时，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有步骤有层次地抑制两极分化，促使阶层结构向橄榄型发育。
公民社会是社会组织的总和，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政治功能。只有在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的环境下，才能有力地形成对政府行为的民主控制，防止政府权力扩张与变异，才能保证政府承担其公共责任。
在现阶段，中国政府组织的控制支配权还是很大，社会组织的自我表达、组织认同和自主性的发育都较缓慢，公民社会发育不健全。中国传统秩序是“家——天下”结构，或者如费孝通先生表述的“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的结构。这种结构要求模糊权利界限，将小融入到大中，让后者包容、拥有前者，并保护前者的存在。这里，存在着个人对组织的“组织或利益依赖”；而每一个组织又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它所通行的原则都不是自主性的，而是更大组织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因市场经济而逐步生长出自主性，然而由于市场经济没有发展完善，传统体制结构的惯性依然存在，社会组织仍被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到政府体制中去，从宏观上说，其整体的特征不是分立，而是服从与被服从，对体制内是下级服从上级，对体制外是社会组织服从国家规制。
社会组织的日常工作虽不必由国家直接指导，但有义务向国家负责，国家被视为统摄社会的权威力量。在这种环境中，不仅社会组织自主参与社会生活和影响国家政治决策的程度是有限的，甚至它们的自我利益仍须通过体制认可的渠道才能得到表达。它们必须接近国家体制，而不是接近市场，接受社会信任。社会组织就丧失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国家根据社会组织所反映的人民的利益来构建国家自主性，从而合理调节社会阶层结构秩序抑制两极分化趋势，就要改变现状，培育公民社会，提高社会组织体制内参与政治的自主性积极性，从而为国家自主性的重建铺垫合法性基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重建国家自主性需要一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国家需要采取措施控制它所面对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防止阶层结构向金字塔型蜕变，争取时间重建国家自主性。 应当认为，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破坏社会稳定，引起社会动乱。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过程就会中断，国家自主性的重建将遭到破坏，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此，国家应在深化改革、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切实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致力于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
国家必须争取到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重建自主性。在这个时期，按照既定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整合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制订相应的方针政策控制收入差距，可以为国家自主性的重建提供良好的环境，这对抑制两极分化，合理调节阶层结构内在的秩序，促使阶层结构走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之路更具有直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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