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村田野调查
八、合同帐目：档案室堆满「机密」卷宗
有几次村民提出查帐，都被村委以「村财务机密，不能随便查」为由拒绝。村民提出：村的集体经济人人都有份，村民有责任了解投资情况，不给翻看帐目说不过去。
村委为甚么不给村民查看合同帐务？有的干部说这是机密当然不能给一般人查阅；有的干部说村民素质不高，理解不了还到处瞎说。而村民说干部不让村民查帐是因为心虚。究竟经济合同和帐目是不是机密？
村委干部认为：许多事是党支部内部的事，不能向村民说，经济活动由党支部代理，领导有领导的考虑，村民不一定理解，村务不完全公开，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村民却认为：集体财产人人有份，财产所有人有权了解所属财产的种种情况，集体财产的代理人也有责任和义务向村民解释投资的各个环节及提供详细的财务报告。
村民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村委应该向村民公开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和帐目。将合同和帐目列为「机密」，是假机密，实质是隐瞒真相。
各说各有理。事情到底怎样发展的呢？还是看看沙村。
村里有许多「机密」。档案柜里堆满写着机密的卷宗。上级发下来的仅供领导参阅一些文件当然是机密；村历年来人口数量、甚么时候是土房，甚么时候有砖房有车等，也是机密。卷宗按规定不能给外人翻看。想了解情况，要通过书记同会计室的会计打招呼，把想知道的项目写下来交给会计，由他查找。
领导参考文件、户籍登记、村历年基本情况等按规定列为机密，对村民来说没甚么影响，村民对村史烂熟于胸，也用不着花工夫去查与生计无关的材料。他们想了解的是财务帐目和各种合同。但这些偏偏也是机密，而且要想征得村委同意查问其中有关细节通常很难。近十年来，村民不断要求查对帐目，不断遭到拒绝，除非把事情闹大，村民才能得到查帐机会。相比之下，了解村史更容易。与集体经济有关的合同和帐目，在村民心中不应是甚么机密，在村委干部眼里却是机密。这个矛盾阻碍着村民和干部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合同和帐务披上「机密」的外衣，在村民眼中倍添诡秘。不能随便翻阅帐目和合同，使村民更加怀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脚，有甚么见不得人的事。或许干部一清二白，没做对不起村民的事，变成「机密」的合同帐务，只能加深村民对干部的猜测，使村民与干部间的沟通更困难；如果干部真有不能为人知的举动，那么，「机密」就成为不法行为的保护外衣。机密的合同帐目，在沙村成为村民和干部冲突加剧的催化剂。一方要求公开，一方极力拖延隐晦，双方长期陷在争论合同帐目是否「机密」的拉锯战中。一牵涉到村的投资纠纷，就回到查帐的老问题上。干部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设立的「机密」限制，在实际中不仅没能避免误会，反而激化了村民与干部的冲突，增加了村民对干部的不信任，伤害了村民的知情意愿。从实际效果来看，将集体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帐目作为「机密」对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况且经济活动对村民公开有法可依。
2000年按规定设立财务公布栏后，情况有所好转。村委一年至少两次更新财务公布表。公布表包括《*月份收入公布表》、《*月份支出公布表》、《基建工程公布表》、《固定资产公布表》、《*月份福利费收支公布表》、《*月份债权债务公布表》、《征地补偿费收支情况公布表》、《收支分配计划及执行情况公布表（预决算表）》、《*月份出纳帐情况公布表》等十个表。不过，公布表中的内容，有些地方让人混淆不清，特别是牵涉到大额金额时，更让人不明白。村另外公布了几次投资的帐目，都是只有拨款的时间没有拨款的原由。村民可以了解到一共投资了多少钱，还是不清楚具体用在甚么方面。
经济合同还是没有公开，许多村民说合同才是关键，村里有的合同被偷梁换柱更改过。一个以前做过干部的党员村民说，在他极力要求之下看过一份以前经由他手的合同，发现合同已经被改过。他说的是不是真事，村民没法判断。因为村民历来都不清楚各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村民是从部分干部和党员口中了解到工程或投资项目情况的，以前的合同没见过，现在的合同也没见过，村民不能真正辨别这个党员村民所说事件的真假。但不论真假，合同不轻易给人查是事实，一些对现状非常不满的党员开始附和这个党员，向一般村民讲说村委干部撰改合同。
一份真的经济合同有资格说明投资活动的真相。村委干部为甚么不公开合同来为自己清洗嫌疑，令人困惑。作为研究者不能妄加揣度干部的意图，只能感叹一件物品或一个真相贴上「机密」的标签，就剥夺了一般人对它的知情权，在掌权者和普通村民间又增添一种不公正。
改革开放前，政治挂帅时期，为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需要，全国揪出成千上万假想的「敌人」。在「敌情」四起的年代，大凡与集体、政策有关的内容都是机密，不能随便让「敌人」得知。划定「机密」的习惯延续到今天，就慢慢变成为当权者有选择地封锁隐瞒某些事实和信息。
掌权者隐瞒的不止是经济活动的真实环节，还有政治活动的细节。村委籍口党支部内的事，不向村民公开选举中出现的问题。1998年选举时，对书记之位竞争激烈，各路人马出尽招数拉票，书记用公款请年老的党员吃饭、桑拿，原村长程天也公款请中青年党员大餐一顿，原治保主任李某甚至出钱买票。程天的好友周某由上级派来主持沙村选举工作，周某在党员分组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明确提示不要选张书记，当时就有与张交好的党员反对周某的做法，此事被张知道后，通报到镇里，程天因此被借口年龄大取消了候选人资格。选举时，每人发一张选票，票上印有六格，预先由支委提出来的五个候选人名字占了五格，还剩一格由党员自由提名。但党员说，选举时分三组，每个组都有人在场监视，老党员说只能照着已有的提名打勾，不敢写其它人的名字上去，有人在场监视不说，还怕笔?被认出来对自己不利。沙村此次选举也算得热闹非常，李某拉票、程天打击对手之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普通党员、群众私下谈论纷纷，但村委却没有开口对村民作过解释，理由是：支部内部的事，不便让一般群众知道。
从这些事看到，村民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一点不容易。权力网络可以找出甚至编出很多理由来阻止村民心声的传播。尽管村民对现状诸多不满和批评，但这些意见大多限于私下交谈，流传于村子内部，传达到外部的信息并不多。村民的声音不能顺当传至上层，一是权力网络中的人有意阻挠意见传播；二是村民很少有机会接触上层掌权者；三是不到万不得已，村民不会开罪掌权者，毕竟，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生活。
权力网络就像台滤波器，把村民的各种声音过滤一次，对网络有利的就传播出去，对掌权者不利的就滤掉。村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声音，在权力网络的阻挠下变得微弱。而掌权者依然可以借用「机密」之名进行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黑箱操作」。「黑箱操作」引致集体资源大量流失、普通村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侵害。众多假「机密」遮掩着权力网络中人在不公正基础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事实。普通村民的应得利益，在地区转型发展初期不公正的原始资本积累中被牺牲掉。
沙村地区现在交通发达了，民意表达却不顺畅。这个反差，让人看到沙村地区的现代化外表下隐藏着许多陈腐不合时宜的东西，它阻止普通村民的思想理念向现代方向转变，拖滞着村民在强烈现代化冲击下产生的改良意愿。虽然不满现状的村民很多，但他们的意见经过权力网络后变得细小微弱，最后还要视干部的意愿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而掌权者的声音可以一当十，他们之间的联网保障了他们意愿的实行。平民依赖于高层而不是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方式，很难将声音输入权力网络之中，唯有将怨气积累起来择时「造反」。
九、披着西装的农民：失望中的希望
封闭的村落突然之间向外打开，一时间思想纷呈。待热闹过后，尘埃落定，让人看到的却满是各种不公正现象。由于历史、制度等原因，地区发展的同时，也为权力网络中人提供了大量的掠食机会，普通村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政治生活都受到不公正的侵害。社会公正原则在转型中的沙村地区被人为践踏。对「集体大于个人」的宣扬、过时的权力组织、共同掠食的权力网络以及众多的机密，为掌权者和权力分享者提供了掠食的机会、场所、手段和保护。集体资源在权力网络中人和普通村民间不平等分配的同时，村民还要忍受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村民对民主、对公正的希求期望在权力网络中人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中支离破碎，以致整个地区民众普遍接受「掠食」是符合人性的心理反应。村民维护自己利益，对抗权力网络时，也超越公正原则采用夸张手法。沙村地区的城市建设、生活方式在外力推动下渐入现代境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对现代社会重要的「公正」原则置若罔闻。
地区快速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却远远落在后面。村民的衣食住行加入许多现代因素，思想也渐渐在冲突中转变，开始注重自己的权利和人格、质疑权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平等，他们希望有更适宜现代生活的组织方式。不过，他们的转变与地区的现代化比起来，慢得太多。地区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有步骤有计划有明确方向地进行着，村民却是在无数的教训中盲目摸索现代社会应有的方式。村民凭着勤劳富裕了，从贫困到富裕直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多少村民去思考现代化的真实含义。但村民利益受损时，自会运用「公正」、「民主」的概念去评价自己及他人的行为，去寻求保障「公正」和「民主」的途径、方法。村民的寻求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是村民自身素质有限，他们对现代公正、民主的了解仅来源于香港电视和可以订阅的报刊。地区发展前，村民没有现代化的经验，地区发展后，也没有人为村民举办现代化知识讲座；二是地区权力网络为了保证权力和掠食，阻止村民对现代民主、公正的要求。从后一点来说，掌权者的行为向现代化的转变还落后于普通村民。掌权者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着整个地区民众精神现代化的进程。可惜的是，沙村地区的领导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带领村民学习、接受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所以，在这个外表快速现代化的地区，权力机构并没有秉持社会宽容原则，去接纳重视村民的不同意见。相反，权力网络中人在各种相互包庇中如鱼得水，恣意行事。而整个地区社会的不公正就由此产生。
沙村地区社会在「集体大于个人」的思想指导下，不公正地评估集体能力和个人能力，让集体代理人享有全权处理集体事务的权力，从而拥有潜在的掠食机会，造就集体资源在领导者和村民间不公正分配的可能。同时，社会用比对个人行为宽容得多的态度对待集体行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集体和个人是平等的，不允许个人用不正当手法侵害集体利益，也不允许假借集体之名侵犯个人。村一级的权力组织，不仅不能有效地防止公权使用者「假公济私」，还催生了使用者的掠食行为。过时的权力组织赋予领导者过大的权力，又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约束权力的使用。不断加强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无法制止干部滥用权力。公正原则被拋在一边，大量集体财产流失到少数个人手中。掌权者掠食得到权力网络的保护，一般村民也没有能力打破权力网络驱逐不受欢迎的掠食者。
在沙村地区，现代社会的公正和宽容原则还没有在现代化的外表下良好发育出来。管理地区的权力机构还是现代化前的那一个，只不过从小楼搬进大厦再挂上些现代对象而已。沙村的干部离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还很远。所以无论他们怎样用潮流衣物来装扮自己、用现代产品来充实家庭，他们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人。他们只是披着西装的农民，让人失望。
不过可喜的是，失望中还有希望。村民虽然自身素质不高，但因强烈受着邻近香港的影响，在与权力的冲突中，积极提倡模仿香港社会的管理模式。比如村民提出：村委干部候选人应在选举前提出具体的施政报告；干部应该由全民直选；设立像香港廉正公署一样的独立监察机构。村民不完全了解香港社会制度的基础和运作方式，只是凭经验认为香港的管理模式好过现在村子用的模式。他们在多年的实际生活中感受到村子的现行管理方式有很多漏洞，因此要求启用一套可以带来更多公正的管理机制。
与村民相比，地方管理官员在这方面似乎落后些，他们并不喜欢这些建议。官员常说现在的村民「不听话」、「不好管」。在他们心中，还把村民当成他们的子民，而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满脑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封建思想的官员，又怎能给村民以平等和公正呢？不论官员是否真的食古不化，但在维护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训斥村民「不听话」。
沙村的现状，让人感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何其艰辛漫长。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跟不上现代化进程，必然拖滞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城市闪烁的霓虹和高楼大厦，看不到淹没在城市阴影里的农村。像沙村这样算得上富裕安乐的村子，在大陆并不多，还有位数不少的村庄挣扎在温饱线上。沙村也算是走在大陆农村现代化的前列了，还有更多的村庄远远没有起步。沙村的现代化尚且如此不尽人意，其它的就可想而知。
清代末年的现代化受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注重发展一个个孤岛似的城市而忽略广大农村的跟进，农村被拋在现代化的后面逐渐衰败，农民生活困难，城市的发展也失去了有力的后继支持，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搁浅。大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仍一如继往地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少数大城市的国际化、不改变农村现有的权力组织形式，那么，强调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和对农村不正之风的整治，也只能流于文件之中。现在实力雄厚的城市与羸弱的农村已经是站在悬殊的起跑线上，距离也拉得越来越远。长此以往，滞后的农村必将影响城市的发展，拖延大陆的现代化。
要加快农村的现代化，除向农村投入资金外，更紧迫的是改变农村现有的权力组织，为农民创造一个公正的环境。后一点比前一点重要，也更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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