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路世纪梦—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回顾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2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条道路」的话题，打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厌倦，在欧美各国政、学两界流转激荡，正领一时风骚。但是，这种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中国人对「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文明」的类似追求，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开初、中叶和末叶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样，「第三条道路」的指称在中国也多有歧义，但在本质上似可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追求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缘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第三条道路」作为最佳的选择，并力图促成世人的共识，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所作的回顾与辨析。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泽东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 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分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 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蒋介石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蒋介石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议」），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问题在于，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算起，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西方主流文明一心一意的追求，时间不过四年。1919年下半年，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激变，社会主义思潮便汹涌澎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对于这种思潮突变，国内官方史学强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笔者则认为，对于中国五四时期西化思潮向社会主义思潮的急剧转变，巴黎和会的影响至少有与俄国十月革命等同重要的作用，如果其作用不是更大的话。与西方以个人解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不同，民族解放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个人解放在这场运动中只不过是试图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手段而已。当时那些启蒙战士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方案，曾经给五四启蒙战士们带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喜和热望。2但是，巴黎和会居然蛮横地否决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关于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山东胶州湾及其它权益归还中国的最低要求，决定将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的其它权益移交日本。战胜国居然成为被人分赃的对象，西方列强这种欺人太甚的蛮横之举对于爱国激情极度高涨的五四启蒙战士们来说不啻当头一棒，促使他们迅猛向反西方的立场转变。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泽东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水岭。那一事件使中国知识界整体上变得激进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干脆将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主义侵略行为等同起来、并进而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视为必须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过时文明。用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之一、《解放与改造》杂志主编张东荪的话来说：「这次大战把第二种文明的破罅一齐暴露了；就是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维持下去。……我们虽然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该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而在张东荪那里，「第三种文明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6当时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发表宣言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拋弃的了。」7 社会主义迅速取代了民主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其中更激进的一群则彻底拋弃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
行文至此，还有一桩历史公案需要澄清。是否如国内多数史书所载，当五四知识分子改宗社会主义，他们便告别自由民主主义并与之决裂了？历史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那种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观点，并没有实证的历史根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在1919－1921年间，中国有几十人转变为布尔甚维克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不顾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等等历史条件的限制、也不顾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论，硬是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用社会主义方法来实现工业化，因为世界正在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8他们还说服了他们自己，中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布尔甚维克主义信徒，当时大多数热情拥抱社会主义的知识精英并不与自由民主主义决裂，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自由民主主义的自然延伸和深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和深化，政治上的民主与社会经济上的民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谭平山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明确地将「德谟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并明白不误地指出，「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9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民治主义在社会上产业上政治上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假使今日的劳动阶级，又跟着贵族和资本家一样想占有霸权，岂不是变成了多数专制吗？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10 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于1919年6月做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演讲，也将民主政治分为政治方面的宪政和代议制、个人方面的自由权利、社会方面的人人平等和经济方面的均富济穷。11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把政治上的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民主，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可谓不谋而合，而且凭借其威望强化了这种思想倾向。用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话说：「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2
这样说来，五四时期中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信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从互为表里、相互依存而不是从互为水火、相互排斥的角度来理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在当时也正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典型思路。社会民主主义在其100余年的历史行程中已经几经变幻（详见下文）。13社会民主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时候，其特性恰恰在于反对暴力革命、反对独裁专政、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走宪政民主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五四启蒙精英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民主的自然扩展和深化，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情。人们习惯于将五四信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从自由民主启蒙到社会主义的主题变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似乎易如反掌。这种经验曾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多次被重复。其原因倒如恩格斯所说：「就其理论形式来说，现代社会主义开始时表现出只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诸原则之往前的、表面上更为一贯的发展。」14中国现代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后便几乎垄断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继续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只好艰难地寻求别的表达方式。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民国时期的「第三势力」是1927年国、共分裂政局的产物，来历复杂。最早登台的是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左翼国民党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是它的主心骨，直到1931年他被蒋介石捕杀为止。但是，谭平山、章伯钧等一批共产党人也脱离中共而加入「第三党」。「第三党」视蒋介石国民党为「反革命」而又斥共产党为「土匪流寇」，希冀通过他们领导的「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当时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至少还有以胡适、罗隆基为主心骨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成立，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人权派」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30年代中国十足的人权组织，前者倾全力于理论、后者则专注于行动。他们实际上也曾互相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隆基还是拉斯基地信徒，对社会民主主义情有独钟。张君励、张东荪等人也一直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他们的信仰。民国时许多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16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这个政纲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中国「中间派」所要走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间派」没有亮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可含糊其词，使用「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这些标签，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策略考虑。20当时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已被中共所垄断，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当然不愿意混淆他们与中共的界限；他们当时在国际上要「兼善美、苏」、不偏不倚，不便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更何况，他们要在国统区生存发展，也须尽量避免「赤化」的嫌疑。「民盟」的另一位理论家张东荪倒是对「中间路线」的实质有过详细的说明。按照他的解释，「中间路线」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21对于这种将民主主义于社会主义折衷调和而合熔于一炉的方案，张东荪还着专书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这个概念群（是一串概念），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概念方面的根底。我要郑重告诉国人的是：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亦正是这些概念。并非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型。正因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依据于同一的概念群为其基型，所以两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22
「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曾经有过成功的一线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国共两党这两个武力集团形成了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国民党占有相对的军事优势、共产党则占有相对的人心优势；全国各界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经历多年的战争苦难，渴望和平和安定；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解决两者的分歧。国共两党领袖还真的在1945年8月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于10月10日订立了《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议」），确立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并决定召开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分歧、制订具体的政治方案。23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梦寐以求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