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中的封建帝王评价问题
[关键词] 主体意识；最现代思想；评价帝王原则
一 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差不多就是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
二 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1859年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历史题材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创作的得失。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对于济金根贵族们隐藏着的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描写得太多， “占去了全部注意力”，而“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1］（p554）。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特别他要求历史剧“用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尤其精辟。如何来理解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呢？是不是像正在热播电视剧《汉武大帝》那样，汉代的古装的人们说者现代的白话，加上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清代才有的警句，就表现出“最现代的思想”呢？当然不是。让古人嘴里充满了如今才流行的话语，这是作家或编导无能的表现。让古人做现代的事情，讲现代的革命道理，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向现代人说教，把一切现代的都强加到古人身上，这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要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肯定不是指这些反历史主义的种种做法。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作为现代的剧作者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这个“最现代的思想”去掌握和选择历史资料、去分析历史事实、去评价历史人物、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最终让人对于今天的社会有所“感悟”和联想。例如在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剧本中，马克思认为以“最现代的思想”，分析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力量，不应该把全部的兴趣放在济金根们这些贵族的身上，“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特别要有农民的参与，这才更具有历史真实。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针对过历史电影《武训传》说过的话：“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留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阶级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理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2］（p136-137）我认为毛泽东在这里表述的历史唯物史观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应该用阶级论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作者们笔下历史生活，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以“最现代的思想”来看待历史的一个典范。按照唯物史观，封建帝王的本质什么？封建帝王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他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所具有的个性也各异，但都号称天子，所谓“君权神授”，个人拥有至高的权威和权力，并以此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有生死予夺之权，用今天“最现代的思想”看，帝王无不是反民主的、反法治的，他们代表着旧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代表着旧的政治和文化，这是他们的共性。尽管历代帝王中有实行“王道”和“霸道”的区分，似乎“王道”更讲人情和道德，更顺应民情，所实行的是“善政”，而“霸道”则不顾人情和道德，逆民情而动，一味依靠权势，颐指气使，横行天下，实行恶政，但对于历代帝王而言，完全实行“王道”的很少，完全实行“霸道”也不多，大多是“王道”中有“霸道”，“霸道”中有“王道”，即所谓的“常道”，而其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建立了伟大的功业，有的则庸庸碌碌，潦倒一生。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与此相联系，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是不是有开明皇帝？帝王中是不是有伟大的人物？如果有的话，他们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是否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也是可以回答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3］（p113）的确是这样，历史总是给历史人物（包括帝王）提供了机遇。现实也总是给现实的人提供机遇。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可能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如在汉代，北方的匈奴不断如侵，杀虏边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汉高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文景之治”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和无数士兵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匈奴之乱，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一大功绩。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肯定和颂扬了打击匈奴所取得的功绩，是大体不错的。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帝王中有开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气魄的或有才干的，有为历史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解决获得成就的人物，有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不承认这一点区别，统统简单地归结为罪不可赦的剥削者压迫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就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赞颂，也过分“拔高”，特别在开篇的歌词中竟然唱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这样的鼓吹和赞颂，对封建帝王的汉武帝是合适的吗？特别是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炼仙丹，喜方士，那种吹嘘谄媚之词，是汉武帝能够承受得起吗？汉武帝的伟大，仍然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伟大，帝王的本性在他身上并没有改变，过分的鼓吹乃是臣民的奴性思想在作怪，离马克思所说的“最现代的思想”很远很远。这种过分夸大帝王作用的描写是一种帝王崇拜，与辛亥革命反帝制和“五四”时间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