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后的现实主义”的巨大魅力
阿隆之所以有这样的惊人之论，是因为阿隆信奉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祛魅后的现实主义”（disenchanted realism）。众所周知，个人自由和法律秩序是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两大遗产，但它们在20世纪一直遭受致命的威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深受理想主义的蛊惑，甚至陷于“不要更好，只要最好”的理想主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这方面，“祛魅后的现实主义”可谓一剂良药。阿隆认为，我们在审视世界时，首先要看到它已然的、现实的一面，而不是它应然的、理想的一面。无论是社会评论家、社会科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要首先关注世界的本来的面目，而不是理想的未来。阿隆对于马克斯·韦伯大加赞赏，因为韦伯“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回答下列问题（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全部的业余政客打个措手不及）：‘如果你是一位内阁部长，你怎么办？’”阿隆曾经为此扪心自问：“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通过提出下列问题来制约自己的批判：‘处在他们（内阁部长们）的位置上，我又能怎么办？’”
或许正是为了扮好“影子内阁部长”的角色，阿隆开始涉猎年轻时不曾涉猎的学科。早在1937年他就说过，不是每天都会发生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的，你也不会随时得到这样的机会——以真理反抗谬误，甚至为此英勇献身。知识分子要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提供一己之见，就必须涉足经济、外交和政治等众多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
但在这样做时，有些人总是把太多的道德评价倾注于自己的社会分析，任由道德激情淹没理性的分析，甚至以此为得意。阿隆对此颇为不以为然。即使碰上二战时期的傀儡政权这样浇灌了太多的道德染料的敏感话题，阿隆也主张冷静、冷静、再冷静，理智、理智、再理智。在他看来，维希傀儡政权犯下的与其说是罪恶，不如说是过错，因为那也仅仅是政治判断失误的结果而已。事后诸葛亮式的“明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式的“功利”，只是徒然搅乱了历史的混水，有利于某些人浑水摸鱼而已。同样，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东西方缓和的局势，他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甚至对当时四处弥漫的狂热感到厌倦。他更喜欢与希特勒媾和的莫洛托夫，因为莫洛托夫使得在两次战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幻想破灭了。这幻想便是， “能否实现和平，取决于言词，而不取决于勇气和力量均衡。”事情恰恰相反，世界能否和平，并不取决于“话语”，而是取决于勇气和力量均衡。他告诫自己的同胞，“不要错把梦想当现实”，因为一旦苏联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它会毫不犹豫地退回到以前的铁幕时代。
由此可见，“祛魅后的现实主义”依然魅力十足。当然，阿隆的“现实主义”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我们今天所谓的“现实主义”，指的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或先验的判断，准确地预测各种可能性，精确地预测未来的成败得失的“指数”，并据此制定决策，采取行动。这只是一种“理论现实主义”，一旦付诸实践，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一想“囚徒的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吧，我们从中除了得到“人算不如天算”的感叹，还会得到什么？再想一想那位精明至极的张伯伦（Arthur Chamberlain）吧，他自以为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和《英德宣言》是高明之举，会给英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以为“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证”，英国民众也把张伯伦视为“英国人民的大救星”，狂呼“张伯伦万岁”。结果呢，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竹篮打水一场空。张伯伦在慕尼黑做出的决策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非现实主义”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它就像马其诺防线，看起来固若金汤，打起来不堪一击。阿隆对于这种精于算计的“算死草”式的现实主义不屑一顾。
与“理论现实主义”不同，“祛魅后的现实主义”强调观念和理想的重要性。自亨利·基辛格以来，当代“现实主义者”大多对观念和理想敬而远之，对于抽象的目标和伦理的雄心更是疑虑重重。在这些“现实主义者”看来，观念、理想之类的东西在政治话语中毫无价值。往好处说，它们也只是一些抽象的说教，在进行事关生死的政治抉择时，一定要将其置之度外；在更多的情形下，它们也只是一些托辞，是某些人在采取与其不相关的行动时披着的画皮。“祛魅后的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不仅包括了利益和权力，还包括观念和信仰。阿隆认为，信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人们未必具有统一的信仰，但人人都有其信仰，并为自己的信仰所驱使。和军事部署、生产方式一样，观念和信仰也是现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忽视了道德判断，忽视了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利益，“现实主义”就不再“现实”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与当时的苏联问题专家做出的“现实主义”观察相比，在苏联的走向这一问题上，阿隆的现实主义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和更精确的预测，表现出极强的洞察力。举例说吧，早在20世纪40年代，阿隆就用“双轨制”解释苏联将要采取的国际战略：苏联会持续不断地追寻自己确立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有两种，一种是结盟，一种是对抗。此论当时振聋发聩，不料进入70年代后，“双轨制”已经成了人人耳熟能详的“街头智慧”（street wisdom）。
阿隆之所以对苏联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耿耿于怀。苏联与传统的强权国家大相径庭，因为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使它罩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阿隆终其一生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他比许多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博学。他对马克思的兴趣始于早年对历史哲学的研究，但后来，他对19世纪社会思想史的持久关注，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长期论争，都维持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阿隆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俗宗教”，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面。他认为，各种极端主义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或者极力求助于自由政治，或者大力危及自由政治，总之都要与自由政治结成某种关联。
阿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这种看法时，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特点再次暴露无遗，也再次证明他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美国研究苏联事务的专家更喜欢使用功能性术语（functional terms）研究马克思主义政体，强调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欧洲（特别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隆的做法感到不可以思议，因为他使用的是他们的术语，却不采纳他们的观念。与当时的欧洲左翼人士不同，阿隆可不想四处“寻找为他们［欧洲左翼人士］的上帝建造金字塔的人”。
因为信奉的是“祛魅后的现实主义”，阿隆对于社会、政治、历史的看法从来都不是“昂扬向上”的。他对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的状况不抱任何幻想，因为政治革命、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都无法改善人类的生存境遇。但这并不意味着阿隆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对未来毫无信心可言。他也常常表现出乐观之意，但那乐观也只是“谨慎的乐观”、“怀疑的乐观”而已。比如，对于现实的透彻了解使他早在1947年就认识到，永久的和平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暂时的和平却是可以期许的，战争也是可以暂时停止的。阿隆相信，持续不断地警惕、缩小东西方对抗带来的风险和破坏力，是全人类共同肩负的责任。这种看法与当时的主流看法颇为不同。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国际关系的目标就是终结一切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走向美好的明天”。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要么是制造核武僵局，要么是和平对话，要么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他反对把苏联视为洪水猛兽，因为他相信，苏联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全世界推向战争、死亡的边缘，它会通过对抗与妥协这两种方式，持续地追寻自己的目标。
因为信奉的是“祛魅后的现实主义”，阿隆对于任何一种“体制”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既憎恨信奉一元论学说的左翼人士，也厌恶抓住那只“看不见的手”死死不放的右翼分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采取这样的立场无异于自拔坟墓，他也一度使陷入“舅舅不亲，姥姥不爱”的尴尬境地。但是现在，和另一位政治多元论、思想多元论的卫士伯林（Isaiah Berlin）一样，他也终于在去世后不久苦尽苦来，得到了他早该得到的荣誉。
他把自己描述为“介入的观察者”（le spectateur engage）。他自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不群不党，其意见先是得罪这一方，然后又得罪那一方；其人更是不堪忍受，因为他把自己的中庸思想推向了极端，把激情隐藏在冷峻的论点之下。”
事实证明，阿隆的中庸态度和世俗智慧的完美融合，不仅能使我们精确地洞察世事，而且使我们在面对种种复杂的世界局势时端正姿态，摆正心态，避免“愤青综合症”的爆发和“鸵鸟政策”的泛滥。冷战结束了，世界依然不尽如人意，恐怖主义的肆虐依然是令全世界头痛不已的首要难题。冷静、理智、克制依然是面对世界局势时的首要姿态。用阿隆的话说就是，“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观察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带着冲天的狂热和满腔的义愤。”
参考文献：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版。
Raymond Aron, The 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from a Witnes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Barbara Bray, Edited by Yair Reiner,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ony Jud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Tony Judt,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