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由来与命运
摘要：经典指具有权威性的作品或著作，经典意味着意义持久和价值深远，意味着榜样和力量，意味着政治正确、品位纯正。经典是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的过程包括“排座次”、“上皇榜”和“入教材”。大众文化产品的流行破坏了经典化的进程，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传统的经典也现出了原形：经典的下面掩饰着宰制关系，经典意味着阅读的强制。去经典化势在必行。
关键词：经典；经典化；去经典化；移情机制；权力关系
自从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1993年在北京大学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以来，“经典”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有关经典的讨论越来越热闹，对于经典的关切越来越强烈。近期《Q版语文》的出版，使有关经典的讨论再次白炽化。这既揭示了现实的嘈杂，也表明了理论的匮乏。比如有人用“经典”给自己贴金，疯狂叫嚣“创造经典”，大谈特谈“经典化的策略”，似乎创造“经典”与木匠创造桌椅无异，仿佛只要策略得当，就能从黄瓜里提炼出阳光。
面对经典，我们不得不提出下列问题：什么是经典？经典意味着什么？什么是经典化？从文学史上看，经典化的标志是什么？普通文本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经典的？换言之，成为经典的机制是怎样的？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某个文本的经典化与文本自身是否相关？如果相关，又是如何相关的？经典的功能是什么？如何评价经典化的结果？何谓“去经典化”？何以“去经典化”？“去经典化”的手段有哪些？限于篇幅和学力，笔者不可能全部详尽回答这些问题。其实笔者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经典？除了用来制造笑料，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
遵循孔子“必先正名也乎”的指示，笔者首要弄清“经典”一词的含义。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界定“经典”的：①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②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③著作具有权威性的。第②个义项与本文无关，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第①个义项和第③个义项是“包含于”的关系，它们都强调经典的“权威性”，至于时间，既可以是古代的（可以称之为古典），也可以是现代的。至于经典的“权威性”何所指，接着查字典可矣。《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界定“权威”的：①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②在某种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事物。依笔者的理解，经典无论古今，都要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在一定范围内是“最有威望、地位”的文本。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不妨花点时间，看看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何高见，即使被那些英勇无比的老义和团战士骂作“西崽心态”、“奴性定势”，也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更何况，虽然“经典”一词是中国人的原创，据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次使用该词，但是如果没有外来文论赋予它新的价值，说不定到现在，我们也只能用“经典”指称严格意义上的“儒家经典”呢。(1) (p. 402.)
在英文里，与汉语中的“经典”语义相当的单词有三个：classics、sutra、canon。（1）classics 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故一般译为经典。但要说明的是，它不仅包含价值之维，而且包含时间之维——有时包含着“古典”的意味，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2）sutra专指宗教文本，如印度教中公元前 500年至200年间结集而成的箴言性教义集，再如佛教中的经文（尤指传统上认为是释迦牟尼用以讲道的文本）。（3）canon也与宗教有关，但与之相关的宗教却是基督教。它的本义是真经、真本（被官方视为“圣经”篇目的文本），后来引申为教规（由教会确定的法律或法典），再引申为典范、法规、准绳、标准。可见，经典分两种，一种属于“神圣经典”，是Bible或Holy Bible之类的东西，强调其神圣性；一种是“世俗经典”，是Classics之类的事物，强调其久远性。在这三个单词中，与本文讨论的“经典”关系最为密切的是classics。在汉语中，经典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在英语中，classics也有其形容词形式，即classic，它的含义特别丰富，而且都是肯定性的，甚至可以说经典的全部意味都包含在这个形容词中：意义持久、价值深远、高水平、有权威、第一流、高级、优秀、典范、典型、标准、著名、精致、优雅、杰作、极品……所以，也难怪，在某些人那里，说到经典，必定是谀词连篇：“经典是一个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价值，是心灵的滋养，是精神的升华，是文化的深厚积淀。”(2)简直连最基本的“肥而不腻”的拍马原则抛到了脑后边。
经典意味着什么？对于作者来说，一旦自己的文本被删封为经典，就意味着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意味着登堂入室，意味着自己具有了明确的历史定位，意味着有了为人征引的殊荣（引经据典），意味着获得了得以保存的权力（去芜存菁）。“儒家典籍的经典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被称引和传述的过程。”(3) (p.52)对于读者，经典意味着榜样和力量，意味着政治正确、品位纯正。认同经典就是服从权威，就是认同规范。对于出版商，经典意味着滚滚的财源。当然，“商人重利轻离别”，运用得当的话，作为赢利的补充性策略，“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同样意味着财源滚滚。仿佛百利而无一害。不仅是“双赢”，而且是“三赢”甚至“多赢”。只有赢家，没有输家。
经典是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一词也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所以我们照例要溯本求源。“经典化”（canonization）原来也是宗教用语，指诸如天主教等“体制化宗教”常常采用的一道程序，只有通过这套程序，某些人在死后才能被册封为圣人，其塑像被置于教堂之内，为后人瞻仰。因此，canonization一般译为“封圣”，有时也译为“正典化”、“典范化”，译为“经典化”倒是有些不确。canonization处理的对象是人（严格说来是死人）而非文本，经典却以文本的形态呈现出来，也有些不对撇子。但就其方式而论，两者还是有其相似之处的，所以译为经典化，亦可接受，只是我们应该明白两者在本义上的细微差异。
经典也有程度（“公认度”）之分，有些经典是“公认度”很高的经典（如李白杜甫的诗作），有些只是“公认度”一般的经典（如初唐四杰的诗作），有些是“公认度”较低或很低的经典，甚至是有争议的经典。比如胡适创作的白话诗，比如“文革”时期大红大紫的“样板戏”，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有些人承认它们是经典，有些人则完全否认这一点。之所以承认它们，是因为它们已经载诸史册；之所以否认它们，是因为它只具有文学史、思想史的意义，如今这意义已经日益消失，甚至已经由肯定性的意义转向了否定性的意义，因此不能再称之为经典。有人称前者为“文学史经典”，称后者为“经典”。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经典”观，前者只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和描述性概念，后者则是“当代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蕴含着过于强烈的价值评判，因而是不可取的。
经典化的方式在很多种。依我粗浅的了解，至少包括“排座次”（“鲁郭茅巴老曹”就是这样排定的），包括“上皇榜”（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收入某某“大师文库”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或称其为“金庸现象”），包括“入教材”（许多人以自己的文本选入教材为无上的光荣）。经典化的过程是封圣、加冕、册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化意味着典律化、典范化、正典化、规范化。
有些文本特别幸运，作者在世时，其文本就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比如李白和杜甫。他们比基督徒幸运多了，因为基督徒只有在死后才有可能享受这种殊荣。但绝大多数作家都没有这么幸运。经典化之途有时异常漫长，作家在有生之年饱受熬煎，甚至大有生不逢时之感。陶渊明的经典化颇能说明问题。南朝时，人们只是把他视为品行高洁的隐士，对于他的诗作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与当时的“时代精神”颇为不合：那时大家推崇的是华彩绚丽的文风，不爱朴素平淡的风格。即使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等人也不把他视为值得尊敬的前辈，只是到了王维、孟浩然、韦应物那里，才稍稍引人注目，因为他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格格不入：那时大家推崇的是激情浩荡，不喜欢他的素面朝天。只是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算遇到了真正的知音，才开始受到广泛的推崇和膜拜。东坡赞之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 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陶诗这才开始入选各种选本。至此，陶渊明的诗作才被册封为经典。(4)这样的范例西方也有。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初稿完成于1796年，却找不到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她只好一改再改，直到1813年（她去世的前四年）才得以艰难问世。问世后一百年间，备受冷落，直至20世纪初，才被真正视为“经典”。
经典化的方式与时代、体制有关。时代不同，体制不同，经典化的方式自然不同，经典可能来自强权人物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也可能来自普通百姓自下而上的自发推崇。若是前者，经典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若是后者，经典是社会心理的满足。后一种现象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满足了社会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而正是这种欲望，决定了权力的构成和社会的走向。而且，即使强权人物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他也会动用各种文化手段与社会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联系在一起，使普通百姓心甘情愿地把它们当作经典来接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统治阶级会不惜代价地开动所有的意识形态或霸权机器（ideological and hegemonical apparatuses），包括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学校教育、教会灌输等。葛兰西的所谓的“霸权”（hegemony）在这里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诗三百》的经典化是强制推行的产物，其结果便是由“诗”而“经”，即由《三百篇》一跃而成为《诗经》。《诗三百》本是来自民间的诗歌总集，孔子以之为教育学生的课本，强调《诗经》的要旨是“思无邪”，并且告诫晚辈“不学诗，无以言”。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诗三百》的地位也被人拔高。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诗三百》被正式册封为经典，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都获得霸主的地位。教材化、伦理化、政治化，是《诗三百》经典化的推动力，其中政治化是主要的推动力。《诗三百》通过与政治的联姻实现了唯我独尊，这才从普通文本成为经典。这一点，章学诚看得很清楚：“‘六经’初不为尊，义取经纶为世法耳”（《文史通义·经解》）。《诗经》经典化，是它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 “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那样拥有如此严格地、如此长期地被尊崇的经典：维持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本世纪的儒家经典。”(5)(p.45)
柳永词的由俗入圣则是自发推崇的结果。在柳永之前，北宋词坛只有小令而无长调慢词，词也不过是贵族士大夫筵席上的消遣，柳永使词平民化了，使词走入了下层文人和市井，并在整个中国广为流行，进而登堂入室，被册封为经典。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嚎叫》（Howl）也是如此，它从叛逆边缘摇身一变，被删封为美国文学经典。这部诗作描写的癫狂与堕落，一度是“垮掉的一代”的颓废标志，是反叛主流社会的超级能指，后来却成了美国文化的“角斗士”，从边缘进入主流。经典的秩序被改写了。但改写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招安、驯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叛逆者要有所收敛，至少不能继续“为非作歹”下去，一方面经典的限制也要稍稍放宽，双方都要做些让步，尽量达至某种微妙的平衡，以适当新时代的需要。
但这不等于说经典就是流行，我们不能把经典与流行混为一谈。经典未必流行，流行未必经典。从历史上看，某些文本之所以成了经典，流行是一个先决条件，比如柳永的词和金斯伯格的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柳永那样幸运，不是所有的流行都都被册封为经典。有人声称柳永就是北宋的罗大佑，因为当年柳永的流行程度与今日的罗大佑相仿佛，但我们不能说罗大佑乃今日的柳永，因为罗大佑的流行歌曲能否被册封为经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同样，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虽然风靡一时，但究竟能否被册封为经典，那是后人之事。经典是被追封的，用拉康的话说，是在经历了若干年的积淀之后“回溯性地”（retroactively）确立起来的，而不是由所谓批评界所谓“京城四少”们拿了红包之后，乱点鸳鸯谱点出来的。“文学经典……是被动地建构起来的。”(5)(p.52)不言经典，自成经典；狂呼经典，垃圾一滩。
在当代社会，流行破坏了经典化的进程，旋风般的流行甚至终止了经典化的美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既定的经典不再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也不再是“最有威望、地位”的文本。以前则不同，经典恰恰具有这种威望，享有了如此的地位。它是怎么样具有这种力量和威望的，是如何获得威望和地位的，则是不得不问的问题。时势造英雄，时势造经典。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与英雄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同样，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与经典自身关系小，与时势关系大。一个普通文本摇身一变成为经典，肯定与它自身的特点相关，但与它自身的哪些特点相关，是无法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归纳、总结出普通文本成为经典的“先验底线”，以便根据这样的“先验底线”，照方抓药一般地生产经典或炮制经典。我们只能在普通文本成为经典之后，回溯性地（retroactively）、“事后诸葛亮”般地分析出哪些特点使一个普通文本成了经典，恰如帝王成为帝王之后，我们的历史学家才发现了帝王诞生时诸种自然现象的“征兆”意义，才用“祥瑞”一词来概括其大端。这样的分析和概括是否靠得住，是不言自明的。这逻辑听起来颇为荒谬，类似于《阿Q正传》中未庄民众的推理（“阿Q 死后，未庄的舆论都说阿Q 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却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艺术欣赏中遵循的“潜规则”。
即使在事后归纳、概括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特性，也绝非易事一桩：比如有人认为，“在大量‘五四’文学文本中，只有那些至少具备了以下品性的文本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1）“那些承续了传统文脉又融化了西方新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的文本可能成为新文学经典。”（2）“那些完满地表现了‘五四’时代性(或民族个别性)，同时体现了历史超越性(或人类普遍性)的‘五四’文本可能成为新文学经典。”（3）“那些具有一定功利性更具有美学价值的‘五四’文本可能成为新文学经典。”(6)(p.91-92)说这话，恐怕连作者本人都不会相信，因为：第一，他无法清晰、明确地界定他自己使用的概念，比如什么是“传统文脉”，什么是“西方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如何才算“融化”，等等。第二，更不知道如何判断一个文学文本是否满足了作者自己设定的这些妙不可言的条件。立论甚高，却又陈腐不堪，乃当今学者一大通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专门研究“经典论”的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就反复强调“审美价值”对于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的重要性。但何谓“审美价值”，他没有说，也说不清。(7)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移情”机制在这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所谓移情不是指“移情别恋”，因为这样的移情包含着过于强烈的道德色彩；也不是审美移情，因为审美移情是单向的情感投入，并没有完全认同的意思。简单说来，这里所谓“移情”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谓的“移情”（transference），它是“相信”先于“知晓”，是“相信”对于“知晓”的宰制：因为相信，所以知晓；因为相信，所以在经验的层面上寻找自己相信的东西。目盲之人常常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物，耳聋之人常常听到自己想东西的话语，就是这个道理。这与我们常人的经验相反。举例说，我们一般人相信：只有首先阅读了《圣经》等宗教读物（“知晓”），才会相信基督教，才能成为基督徒（“相信”）；只有首先阅读了《资本论》（“知晓”），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事实相反，只有信奉了基督教，只有成为基督徒（“相信”），才能真正解读《圣经》（“知晓”）；首先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知晓”）。《吕氏春秋》云：“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颜色、言语、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者也。窃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讲的也这样的道理：因为“相信”邻居之子偷了斧子，所以怎么看他都像小偷；后来找到了斧子，“相信”邻居之子没有偷斧子，所以怎么看他都不像小偷了。在这方面，经验上的感知和观察无法修正信仰，信仰反倒能够篡改经验上的感知和观察。我们一旦认定本某个文本是“经典”（“相信”），哪怕简陋至极的“床前明月光”或“明月松间照”，都会在经验上的层面上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它的“经典性”，甚至根本不需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寻找任何证据，就认定它们是字字玑珠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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