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由来与命运
这还告诉我们，经典是“追认”、“追封”的结果，甚至是在记忆和怀念中以悼词的形式提出的。那些动辄就要“创造经典”的无知妄人，哪里明白这个道理？肝脑涂地、殚精竭虑地要创造经典的，到头来不过弄了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脱口而出、信笔而来的，未必不能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经典。人算不如天算，因为把握一个时代的深层欲望，观察、迎合其走向，并不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事情。在经典化问题上，“瞎猫碰上死耗子”包含着更为深刻的道理，更符合经典化的无意识逻辑。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如此。1921年11月，《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约鲁迅为他新开设的栏目“开心话”写稿，每周一篇。据鲁迅回忆，“他（孙伏园）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突然想起来，晚上便写……”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无奈鲁迅那时居住条件很差，晚上睡在通道里，连写字的地方都没有，虽然碍于情面答应下来，也是一味苦撑而已。机会终于来了，孙伏园回河南奔丧，《晨报》副刊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一看机会来了，果断地枪毙了阿Q。如果孙伏园不奔丧，他是不会让鲁迅这么匆忙终结阿Q性命的。鲁迅说他“一向毫无写他［阿Q］出来的意思”，“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8)(p. 385, p.383)自然更没有承载起创作经典的使命，而且匆忙结尾，竟然也成了公认的经典，岂不怪哉！其实何怪之有？经典不经典，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创作态度，也不取决于文本某个或某些先验的特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在冥冥之中满足了一个时代的无意识欲望，把握了时代精神的走向。
有经典化，必有去经典化。所谓去经典化，不是颠覆经典，不是打倒经典，而是去掉经典头上的神圣光环，将其还原成普通的文本，不再将其视为规范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标准和典范。一句话，就是还其本来面目。即使我们依然出于教学上的考虑（比如编写文学史教材），选择某些“精品”，甚至继续称之为经典，我们也要明白：经典不再是单数，而是复数；经典不再唯我独尊的唯一，而是各行其是的多元。不同的社群可以确立属于自己的经典，并可以随时修正自己的经典名单。
即使如此，还是难免有人如丧考妣。《Q版语文》的出现，使某些唯经典马首是瞻的人祭出“传统”、“精华”、“道德”、“精神”、“正义”的大旗，认定它“完全颠覆了传统语文教学逻辑”，指责它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庸俗变态、商业炒作、嬉皮笑脸、低级趣味，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对经典语文越具有颠覆性，危害也就越大。”“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2)在他们看来，《Q版语言》的出现，危及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瓦解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句话，罪莫大焉。简直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去经典化意味着掘人祖坟，砸人饭碗。因为每个经典的后面都有一些寄生者（包括研究者、出版商、拥戴者等），这些寄生者就是靠着经典安身立命的，去经典化一旦得惩，这些寄生者“身”将何以安，“命”将何以立？围绕着经典，经典的寄生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尽管在这些利益共同体内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在自己的共同利益面临威胁之时，他们会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枪口一致对外、攘外必先安内的。这时候，去经典化意味着要面对一群共同的敌人。以汉赋为例，“汉赋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剩下了精品，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从读者接受的方式途径来看，主要有文学家的选择与接受、文论家理论上的总结与扬弃、文章家的选录(包括史书)、政治家的欣赏与排斥。”(9)(p. 126)对汉赋进行去经典化处理，就会使众人多士的努力化为泡影。有人高呼“打倒北岛”、“打倒艾青”，甚至把茅盾从文学圣殿上赶将出去，表现出强烈的“弑父”冲动，进行了顽强的去经典化努力，结果均以失败告终。古人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个好汉三个帮，饿虎焉能抵群狼？”
其次，在某些人眼中，没有了经典，没有了规范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标准、典范，我们如何才能活得下去？因此，无论什么时代，经典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经典承载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文化传播的功能。从上头讲，它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从下面讲，它满足了民众的欲望。至少它是中小学教育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儿童没有判断力，启蒙时甚至目不识丁，需要别人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而且教育资源有限，要想充分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实现最大的教育潜能，就必须给他们提供经典，进行经典教育。
其实大谬不然。这些人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经典的积极面，而没有看到经典的消极面。而在今日，经典的消极面日益突显，其积极面反而渐渐淡出。
先从其积极面看，第一，在文化资源有限、文化传播落后的年代里，经典的确发挥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文化传播的功能，也只有经典才能同时发挥这三重功能，因而它成了“宰制性知识”。但时代毕竟不同了，随着文化资源的极度扩展，随着文化传播手段的发展，随着政治文明的演进，有些功能正被日益弱化（比如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即使没有弱化，也可以由其他的文化产品来发挥此一功能，而不必全在“经典”这棵树上吊死。一般的文化产品（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都能发挥此一功能，同时又不必将其册封为“经典”，使其承载不堪承受之重。第二，即使中小学教育需要某些文本，我们也未必一定册封它们为“经典”，不必令其承载着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而只是把这些文本当成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手段，因为政治教化、伦理教育的功能自然由政治课来承担。这意味着，入选教材的任何文本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范，更也不是只能仰视不能近观的楷模。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与文本展开平等的对话。
成年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文本的权利。可悲的是，他们未必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未必知道自己喜爱什么，未必有胆量去喜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品位”之类的紧箍咒遏制他们的举动。于是他们按照拉康所谓的“欲望都是他人的话语”的“潜规则”行事，阅读什么样的文本，并不取决于自己（他们极力逃避“选择的自由”），而是观察别人在阅读什么样的文本，然后紧随其后。重要的不是你想读什么，而是你的朋友在读什么。正是这种“随大流”的心理，为“流行”的心理机制做了最好的注释，也是把某些文本最终成为经典的前提。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论出，经典是不可或缺的道理，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未必每个人成年人都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成年人只需要“流行”就可以了，册封为经典毕竟与他们无关，虽然把他们喜欢的文本册封为经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强自己的正当性，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更何况，经典还有其消极功能，这是经典黑暗的一面：经典本身就是一套权力话语，发挥着“规训与惩罚”的功能；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歧视或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轻视或蔑视，意味着对读者个性的强烈否定。在这方面，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的理论颇具启示意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葛兰西发现了一个可以清晰界定的广泛共享的知识集合，它是由所谓的宰制区（dominant block）制造出来的，也是用来维护宰制区的利益的。由宰制区生产出来的知识形成了宰制范式（dominant paradigm），它通过共同体广泛传播，最终这种范式转化成了常识。知识成为常识，意味着常识的正确和有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常识支配着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例如，西方人常说反核激进分子是“不现实的”，我们常说环保激进分子是“不现实的”。这倒不是说他们愚蠢和天真，而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的常识相悖。经典也是在这样“宰制区”中生产出来的宰制范式，是用来维护“宰制区”的利益的。它通常也是通过共同体广泛传播的，直至成为基本的常识，成为政治教化和伦理教化的工具。经典透过教育体制灌输一套合乎道统、法统的宰制范式，并极力使之成为常识，塑造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一句话，经典的下面掩饰着权力关系。突出经典或强化经典的统治地位，意味着突出或强化隐蔽的权力体系。它说服我们，令我们认可既定的权力秩序。它告诉我们，何者为经典，何者为垃圾；何者有价值连城，何者一文不值。建制化的经典，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表征，上级审定的语文教材，享有权威性与强制性，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却去掉了应有的生趣。文学史是不断使某些文本成为经典的历史，也是不断放逐某些文本的历史，因此它肩负着提炼经典的功能。弱势文化要想证明自我的文化价值，就必须打破经典秩序，推倒重来。
中小学生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他们要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从经典中创造出别样的生趣。比如那首“太阳当空照”就是如此：“太阳当空照，僵尸对我笑，骷髅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我去炸学校，心情特别好，点上火，赶快跑，轰隆一声学校炸没了！”它的原歌空话连篇，纯属死气沉沉的陈词滥调，毫无个性可言，毫无生机可论：“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着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充斥其中全是“爱学习”、“爱劳动”、“立功劳”之类的革命大话。但通过改写，我们重新体验到了机智、幽默和智慧。
这说明什么？是他们灵性未灭，还是美丑不辨？对于儿童，我们总是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视儿童为弱智，可以任意欺凌，或者视儿童为弱势，可以任意欺诈。总之是要封其口、代其言。一种是把儿童视为充满灵性的精灵，李贽的童心说即为一例。“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龙洞山人叙〈西厢〉》）一句话，只有儿童才是真人，因为他们没有失却童心。儿童如此改写经典令某些人感到寝食不安，以给儿童们带来了巨大的快感，何以如此？答案就在于童心的丧失或保持。倘若丧失了童心，也就失去了真心，如果不用所谓的经典填补他们那空洞的灵魂，则一日不安；倘若童心依旧，真心本然，自然会获得巨大的快感，那是重获自由之后欣喜之情的自然流露。
这说明，去经典化有其正面价值。因为如前所述，经典的形成意味着对非经典的歧视或遮蔽，意味着对读者选择权利的轻视或蔑视。“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人同的读者都应该拥有不同的“经典”，而且在不同的年龄段内会有不同的经典。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经典和圣经。现代出版技术、电子技术和传媒技术的大力发展，为读者选择自己钟爱的文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种情形下，何必强行将其纳入既定的“经典”轨道，戕害其个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高度赞赏《Q版语文》的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自称“全国重点幼稚园小班优秀教材，全球神经康复医院推荐读物”，其中透露出“去经典化”的基本策略——戏谑化，即动用一切手段（改写、戏仿、反讽、悖论）制造喜欢效果，令读者在开怀大笑中消解经典中蕴含的权力和宰制，把严肃的经典转化成庶民的嬉戏 “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0)(p.198)。《Q版语文》就是这种方式把传统语文经典改造成了周星驰式的笑料。令人感慨的是，在这个时代，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还有什么价值，那就是用来制造笑料，博人一乐。让那些经典的拥护者，让那些刻板、枯燥、乏味、无趣之人，在儿童的笑声中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也难怪，他们永远不会理解笑声的意义，尽管笑声让他们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社会环境和阅读环境均以大为改观。乐天派认为，随着电子科技的快速发展，随着网络空间的日益扩展，信息不平衡的局面将被彻底打破，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会更加多样化。这是媒介化和视觉化的时代，是网络、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动漫作品、流行歌曲的时代，我们不再执著于史诗、悲剧、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不再执著于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关心的是当代社会，关心网络文化和视觉文化，关心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事件。一句话，关心现实，关注当下，而不是遁入经典的乌龟壳，做美妙的“春秋梦”。比如，梦想着把“经典化”当成“发展京剧艺术乃至弘扬整个戏曲文化的一条有效途径”，甚至干脆出此“吓”策：“……如果割弃传统，无异于自戕；……如果抛弃经典，只能是自甘平庸甚至堕落。”(11)(p.32、31)将那些不与他保持一致的人置于“自戕”、“平庸”、“堕落”的境地。
有位经理要辞退他的员工，把员工叫进办公室，在对他的工作大加赞赏一番，最后苦着脸，长叹一声：“没有你，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下去。不过，从明天起，我们想试一试。”多么可贵的“试一试”的精神！是呀，过去我们常想，在没有经典的日子里，我们是否能够活下去？不过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勇敢地试一试。让我们伸开双臂，热情欢迎去经典化时代的来临。让那些视经典为“命根儿”的人士，迎着西风，向着落日，像宫里的太监那样，一遍遍地哭喊：“把根儿留住！”
注：
(1) 参见吴林伯.《文心雕龙》字义疏证[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 舒圣祥. 另类语文改编经典是对经典的亵渎[N]. 工人日报，2004-11-22.
(3) 王中江. 经典的条件：以早期儒家经典的形成为例[J]. 中国哲学史，2002 (2).
(4) 参见鲁克兵. 论《闲情赋》的经典化[J].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5) 佛克马、蚁布思. 文学研究与化参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 金宏宇.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J]. 江汉论坛，2000(7).
(7) See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M],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8) 鲁迅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张新科. 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J]. 人文杂志，2004(3).
(10)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 施旭升. 现代文化语境与戏曲文本的经典化——京剧《贵妃醉酒》的文化诠释[J]. 艺术百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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