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后的现实主义”的巨大魅力
人生苦短，转眼就是百年。雷蒙·阿隆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世事如棋，人生如弈，面对沧桑巨变，不知他会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
雷蒙·阿隆生活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人们常拿他与萨特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都出生于1905年，都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师，都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隆会顺理成章地参加高校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并在大学任教。他虽然不是中国人，没有听过蒋委员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演讲，还是远走他乡，加盟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建立的法国抵抗组织。
二战结束后，他从伦敦返回巴黎，曾在安德烈·马尔罗的战后新闻部短期任职。任职时间虽然不长，却立志以新闻采访和政治评论为终身之职。他1954年开始在索邦讲授社会学，同时在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EHESS）任教，1971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83年逝世时，有人说他“不仅是法国大学中伟大的教授，而且是法国大学中最伟大的教授”。因为“死者为大”，所以即使这话有些水分，也没有多少人深究。
阿隆接受的学术训练是哲学，博士论文主攻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但纵观其一生，他的学术旨趣是主要是社会学，他大多围绕着社会思想、产业社会等问题“大放厥词”。他兴趣广泛，涉猎的领域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史、军事理论、比较政治学等。而且在这些领域，他都是公认的国际权威。可以说，他不仅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而且是兴趣极广泛的学者；不仅是兴趣极广泛的学者，而且是矢志不渝的思想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既是大力介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勇于对公共事件指手画脚，同时又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专家。虽然法国有这样的传统，但在他那个时代，能同时演好这两种角色并不容易。
广泛的兴趣和丰硕的成果，使他成为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但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相比，他有明显的过人之处：猜不透的果子他不吃——他只守望自己熟悉的领域，谈论自己关切的话题；没有味道的果子也不吃——绝不像中国今天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上了趟厕所，因为多交了三五角钱，也要仰天长叹：“中国，一个小便也不免费的国家！”
在那代知识分子中，雷蒙·阿隆属于特立独行之士，他总是不合时宜，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比如，尽管他最初同情左翼人士，并与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一道创办了著名的左翼文化杂志《现代》，但在冷战时期，他却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指点江山。这的确够“出格”的，因为那时候，法国知识分子要么保持中立，要么同情共产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阿隆还常有惊人之论。比如，他认为，超级大国不可能为所欲为；同样，阻止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人也不能随心所欲。核武器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令人不寒而栗，但核武器并不等于一切，过分夸大核武器在军事、外交方面的作用，有自欺欺人之嫌。这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核武万能论”颇不合拍。
在那代知识分子中，只有阿隆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抗拒极权主义的巨大诱惑，无论这诱惑是来自左翼还是来自右翼。此外，他还透过独特的法国视角来观察政治事务、进行政治评论。这些特点的奇妙混合，使得他的著述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卓然独立，以至于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当然，他的著述之所以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还有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阿隆认为，他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是那个时代使然，因为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原子时代。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任何接受过精致的古典教育的法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包括萨特在内的其他知识分子也经历了这些事件，为什么只有阿隆抛开了抽象的思辨和政治上的效忠，保持了独立自由的人格？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阿隆最重要的著述发表（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那是他的黄金岁月。他关心的较为重要的话题包括冷战及冷战中超级大国、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殖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这些都是对公共事务的反思。当然阿隆不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他也没有先见之明，无法得知美苏之间的对抗将以何种形式收场，不会预料到在他去世后的几年之内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变，不会知道如此巨变对于世界说来是何等重要。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因为在面对不可确定的历史难题时，他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阿隆在政治上冷静客观、慎思明辨，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阿隆毕业后曾在魏玛共和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目睹了民主政治的崩溃和专制主义的崛起。他迫不及待地告诉法国同胞，莱茵河两岸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后果有多么严重。可悲的是，没有人愿意听他“狼来了”的呐喊，反而觉得他在极力“危言耸听”，以为他在“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他亲历了法国第三共和的衰微，目睹了政治的腐败是如何导致了贝当在纳粹军队入侵法国后的上台。自由政治何以如此不堪一击？何以时时受到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威胁？阿隆对此甚感兴趣，甚至是极其着迷。他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因此和他的同代人分庭抗礼。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忧虑，20世纪30年代，就在法国政客和知识分子面对希特勒的大屠杀茫然四顾之时，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事件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忧虑，他才能对战后法国出现的各种危机（包括1968年五月运动）做出积极而审慎的回应。阿隆一再强调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呼吁法国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和的公共争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介入不仅一种重要的生活态度，而且是改进社会的主要方式。因为在一个危机重重的社会里，仅仅观察和纪录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充当了“人类罪恶与灾难的观察者”而沾沾自喜。
当然，这并不说明观察并不重要。相反，与抽象的理论相比，观察和经验更有价值。阿隆一直关心政治稳定（political stability）、公民秩序（civil order）和公共自由（public liberties）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能把这三者融为一体的是经验和观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在这方面，阿隆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大有惺惺相惜之势。这三者间的关系彰显出他对于自由的思考，以及对于日益崛起的极权主义的忧虑。在阿隆那里，“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涵盖各种专制现象的理论范畴，而是伸手可及的种种社会现象与生活经验。
阿隆对于极权主义的思考源于他对于极权主义的对立物的关切，即对于自由社会的关切。自由社会总是不完美的，时时遭受形形色色的外在限制和威胁。比如，极权主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自由社会即使偶尔出现轻微虐待战俘之类的事件，也会被某些人大肆渲染，上纲上线。尽管如此，自由自有自由的价值。在全球冲突的年代里，即使有人选择美国式的社会制度，那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社会有多么美好，美国人的生活有多么幸福，而是因为，美国是公共自由的坚强卫士。
因此可以说，虽然自由和民主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但自由和民主是脆弱的，因为要想保护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任何社会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自由和民主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社会上存在着某种种种缺陷，甚至是丑恶现象。依据健全的常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有一个笑话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妈妈对孩子抱怨说，我年轻时貌美如花，没想到嫁给了你爸爸，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孩子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插在牛粪上？妈妈叹口气，答曰：唉，牛粪也不好找呀。这时，妈妈面临的选择无非两种：或者有牛粪插，或者无牛粪插。插在牛粪上，固然不雅，但聊胜于无，也算差强人意了。我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须知，如果没有婚姻，爱情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吃不到的苦比吃到的苦更苦”，的确如此，吃苦，固然不好，但总强于无苦可吃，无事可做，饿肚子。
因为追求“最好”而沦入“最坏”之境地的，古今中外，俯拾即是。用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话说就是，“试图通往天堂的路，却导致了地狱”，或许用黑格尔的话说，这也是历史或理性的一大诡计。但总是有这样一些人（有时甚至是一些老好人），他们在建设最美好、最纯净、最强大、最本真的社会的名义下，要推翻、瓦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当务之急就是拼命抵抗这种诱惑，保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使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此外，阿隆蔑视那些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人，特别是以暴力手段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人。“暴力”的别名就是“革命”。阿隆反对革命，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说过，革命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集团运用暴力，冷酷压迫其反对者，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政府，同时梦想着改变整个国家结构。对于以暴力（“革命”）为手段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嗜好，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火硝烟有关。
是呀，革命可是一件大事情，它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目的在于摧毁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革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这正如J.F.肯尼迪所言，因为不允许人们进行和平进化，所以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暴力革命。如果情形许可，如果和平进化还有可能，暴力革命就永远没有合法性。即使暴力革命是合法的，按照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三思——总不能像陈胜吴广那样一怒之下“揭竿而起”。厚黑教主李宗吾对此有个极其有趣的比喻，他说所谓革命就像一帮人合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大房子里，其中有几个人没有征求全体合住人的意见，就决定拆了重建。这时问题就来了：这房子虽然破败不堪，但总是聊胜于无吧，你不经合住人同意就拆了重建，这是强奸民意；而且，万一拆了旧的又建不起新的，咱们何处栖身？“边设计，边施工”？怕是有点玄。建房是否有图纸，设计是否合理，需要多少材料，要造多少预算，一切是否像你讲得那么句句是实，绝无浮泛之词？万一你收了回扣，弄了个“豆腐渣”、“王八蛋”工程而无法入住，你有什么后续手段？即使没有收回扣也没有弄什么“豆腐渣”、“王八蛋”工程，可建了个半截子就用完了工程款，然后你钻进了预先分给自己的套房，来他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只好风餐露宿，那我们冤不冤？革命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不然就会沦于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地——失败时居多，胜利了也只是少数人的胜利——建了一半钻进自己的套间，便宣告一切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