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三、关于当前文学的危机
当前文学是否存在危机？如果存在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看来知识界是颇有争议的。通常人们谈论当前文学的危机，主要是着眼于电信时代的图像化转向及其扩张，以及对传统文学形态形成的极大挤压，不断将其逼向边缘，文学市场逐渐萎缩。这应是不争之实。德里达和米勒等人早已谈到，在当今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那些义无反顾转向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正是被电视、电影和商业化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第一代人，他们更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在西方的大学中也早已是实用技术大行其道，传统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要么为那些实用学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辙转变功能，与那些新型通讯技术及媒体文化相关联，从而转向宽泛的文化研究。[13] 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正在发生。
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变化，是当今的文学顺时而变走向“泛化”，比如与图像结合或与网络联姻，生成某些混合体的新媒体文学形态。米勒也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在他看来，“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我这里要用的词，不是‘literature’（文学），而是‘literarity’（文学性），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文字形成的文学外，还有使用词语和各种不同符号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东西。”[14] 米勒特别强调两个词汇的区别，其用意耐人寻味。对于这种文学“泛化”现象，乐观者把它看成是文学新的生机与活力的表现，极力为其欢呼叫好；悲观者则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文学的危机，因为传统的文学精神或“文学性”往往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中被转化或被消解了。
因此当前文学的危机，不只是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危机，更根本的还是文学本质或文学精神意义上的危机，是一种深层的危机。这表现为传统文学所培养起来的文学性阅读（米勒叫做“修辞性阅读”）的弱化，理性思维与想象感悟能力的萎缩，作为文学存在前提条件的“距离”的逐渐消解丧失，其中尤其是精神审美超越性的丧失。
比如图像化转向与扩张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挤占了文学的地盘，吸引人们更多转向读图读屏，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与精神生活方式。图像文化形态的确有认知与表达的感性直观、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优势，在追求快节奏、高效率的当今社会，能满足人们的某些现实需要。但是图像文化显然主要是直观性、描述性的，它给人以直观真实性、视觉吸引力和感官冲击力（创作者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受众往往是被动性接收，被图像拼贴起来的世界图景及其虚拟的真实性所牵引所吸附，主体的思维感悟判断能力相对被压抑。并且图像的直观真实性、视觉吸引力和感官冲击力越强，对主体能力方面的压抑也许就越严重。如果图像化接收成为人们的主要认知方式，难免会造成思维判断能力的蜕化，带来主体自我的失落。正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样：“所有那些电视、电影和因特网产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机器变戏法一样产生出来的那么多的幽灵，打破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区别，正如它破坏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分野”；还有，“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消逝。视觉形象、听觉组合（比如音乐），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和1这一序列的数码化改变。像电视和电影、连接或配有音箱的电脑监视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视觉、听觉形象，还兼有文字解读的能力。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拿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15]
当今的文学“泛化”，即与图像、网络等结合所生成的新媒体文学形态，如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图说”形态的文学等等，无论从传播媒介与生产（写作）方式的变化来看，还是从它们的内在特性来看，总的趋向显然也是转向图像化，更为突出描述性、纪实性和感官吸引力；从外部关系上看，也是充分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原则的。即便是传统语言文本形态的文学，虽然在语言思维与写作方式上仍保留传统文学的特性，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与上述文学“泛化”现象趋同的走向，比如突出了“描述性”而淡化了“表述性”，贴近了“日常化”而远离了想象超越性，强化了身体快感而弱化了精神美感，等等。如今文学艺术的总体趋向是回归日常生活，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就叫做“审美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就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打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化幸福生活，引人在虚幻的想入非非之中体验陶醉一把。至于那些不断出新出奇且大肆炒作的“私语化写作”、“身体写作”之类，更是把人吸引到窥探隐私、满足意淫的境地。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当今的一些所谓文学写作，所追求的就只有欲望生产、快乐原则和当下身体感，它们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很轻便地替换成了“美是欲望的感性显现”。在这里，文学艺术既彻底消除了过去的精神贵族气息，也完全消解了以往的精英价值取向，剩下的只有当下的欲望化与世俗性，成为日常生活的直接表达，几乎与日常生活完全合流。
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性”与“距离感”的彻底丧失。首先从文学语言层面而言，如前所说，传统的文学极为讲究语言艺术与修辞技巧，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果，在语言描述与对象世界之间，语言表达与意义世界之间，或者说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通过“陌生化”造成某种间离与阻隔，从而形成一定的“距离”，由这种“距离”便又形成相应的艺术张力，一切所谓艺术的象征、隐喻、反讽，以及阐释的多义性等等，都从这“距离”与“张力”中产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充满艺术张力和无穷魅力的语言文本，因此才吸引人们去阅读理解和感悟品味，甚至于需要人们去“细读”和揣摩解析，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所谓“文学性”，也往往要从这样的“细读”中去“发现”和领悟。而如今“泛化”或“日常生活化”的文学，首先在语言层面便日常化、世俗化、乃至粗鄙化了，“陌生化”没有了，语言修辞所带来的“距离”与“张力”消失了，当然“文学性”也就无从谈起了。随之而来，阅读活动也必然是肤浅化的消遣性娱乐性阅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更不可能是米勒所说的那种“修辞性阅读”或者“细读”。当真正的文学阅读转变成了消费性阅读（更不必说由“阅读”转向“看图”），那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读者死了”；而“读者之死”无疑加重了文学的危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文学精神层面的问题。无论图像化转向，还是当今文学的泛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朝着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不断导向与日常生活的合流。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消失，文学对现实的反思批判精神衰竭，文学的艺术想象力与审美超越性消解，文学本该拥有的彼岸性与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如果说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力图消灭“距离”，把想象变成现实，把虚拟变成真实，把欲望变成享乐，那么艺术的逻辑恰恰就是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将精神引向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如果文学艺术完全世俗化了，它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消失了，那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消失了。也许正由于此，米勒曾引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那么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什么呢？米勒接着解释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16] 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就是指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离，心灵或精神是应当超越现实世界的，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如果这种前提和共生因素消失了，文学便只有走向终结。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德里达和米勒所说的文学终结，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正如金惠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显然德里达并非要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确实只是某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之所以终结者就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17] 他们一方面预言了文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又相信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似乎传达出这样的意味：人的生存不能只有一个单向维度，人的心灵与精神生活不应当与外部世界没有距离，文学正是以这种“距离”为其存在的前提，同时也以此显示自身的意义。而我国一些学者怀疑文学终结论，相信文学不会消亡，甚至提出“文学救赎”的命题，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的生存不能没有心灵情感的安顿之所，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文学存在的最大根据。可见彼此的理解在根本上是可以相通的。
总之，如果说当前文学存在危机，就不只是图像转向或文学“泛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离”消失所带来的危机；不只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而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这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人的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如今以金钱消费及其快乐享受为取向的生活追求，如同能量巨大的黑洞具有极大的吸附力量，很容易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吸引过去，导向一种平庸化、欲望化的生存现实，人所应有的诗意生存境界及其人性的丰富性，日益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实践。这就似乎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方式，使人们从当下的平庸化生活现实中适度超离出来，文学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文学自身需要保持应有的“距离”，需要有“文学性”与“文学质”的坚守，而不至于被世俗化、欲望化现实黑洞吸附进去。
[1] [4] [15] [16]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 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3] [5] [17] 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6] [14] 参见《“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
[7] J·希利斯·米勒《论文学的权威性》，《文艺报》2001年8月28日。
[8] [9] J·希利斯·米勒《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在中国的演讲）》，《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10] 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1页。
[1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中国近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 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13] 参见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另参见陆扬《我们依然必须研究文学吗？——米勒谈今日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文艺报》2004年6月1日。
- 上一篇：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 下一篇：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