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关键字：犬儒主义 精神分裂
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咳！就^_^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征：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当然，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分裂。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当然，千万不要把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等同于古希腊的犬儒派，两者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西方传统的犬儒派是指这样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嘲弄人类的生活习惯，否定人类的精神价值，渴望把自己从道德、宗教和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嵇康那样过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为主张不拘形迹、倜傥不羁，所以他们又像中国的老庄那样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腊犬儒派的鼻祖第奥根尼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但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据说他的死与生吃章鱼有关，一个人独自大快朵颐，虽然有违中国人“有饭大家吃”的处世原则，倒也无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与狗争食，结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国知名报人约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是否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与此有关。
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论者所谓的犬儒主义。在其他论者那里，犬儒主义成了万恶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极端利己、不择手段、醉生梦死、蛇鼠两端。犬儒主义成了市井无赖、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会渣滓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予以开脱的理论。它使得人类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使得社会的道德感归于泯灭。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窃以为，倒是可以当作“骂街指南”。看谁不顺眼，立即给它贴上“犬儒主义”的标签，既轻松简便，又一举两得：既批判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认为当代犬儒主义要“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体上被贬低的价值”，总之是要“颠覆价值、削平差异性”2。有人把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新哲学”，所谓“新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说辞：“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这实际上指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3以上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是把犬儒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绝不是犬儒主义的全部内容；拈出相对主义一词，无法概括、把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质。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4。在这里，犬儒主义成了被极端泛化的名词，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不过，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常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直观的“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内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个外延无限大的概念，其内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如前所述，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分裂。当代西方的犬儒主义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代意识是“烦恼的、内在分裂的意识”。这时候，“烦恼意识”处于自身之内，它缘于“知”与“行”之间的裂变：它知道，“原则”属于亘古不变的彼岸世界，但“原则”又来自流动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阴阳两隔，势如水火。“烦恼意识”将自身置于“此岸世界”，但从来没有忘记它对“彼岸世界”的承诺。“烦恼意识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凝视，而它本身就是双重的。”5换言之“烦恼意识”是被撕裂了的主体的意识。在那里，“知”与“行”的分裂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与“行”无法统一。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对犬儒主义的考察源于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精辟见解。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是在“知”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的，他没有注意到“行”的层面；不过他也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因为在那时，意识形态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识上遭受的蒙蔽，然后万事大吉。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层面上，是无法认清意识形态的本性的，更无法理解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消费主义”，更不是令某些人兴奋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知”与“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说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它传统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因为传统上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有意为之，还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此遭受良知的谴责。犬儒主义则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令齐泽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义使人对“意识形态幻象”在构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这时候，“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6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对权力的创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话语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权力的源泉），还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把个人“询唤”成了主体）。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中，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广泛地引用着，比如詹姆斯?柏林（James Berlin）与迈克尔?维维翁（Michael Vivion）就认为，眼下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与话语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阐释文本，都成了话语分析行为和话语协商行为”7。但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把意识形态设想成不同实践（包括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齐泽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他既没有停留马克思的“知”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也没有停留在“行”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各种实践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拒绝被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伤天害理，还是禁不住去伤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里，许多人爱看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时，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在“行”或“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正在满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与其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不如说是那些如醉如痴的观众。徐鹏飞在审问江姐时说过的一句话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人脱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总是乏味至极，坏蛋却情趣盎然，原因也在这里。我年轻时看电影读小说，好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那些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令人难以忘怀，整天拿个木头大刀，向东一举 “苏个给给”，向西一抬“八格雅鲁”，原因也在这里。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分裂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欲望。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
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咳！就^_^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征：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当然，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分裂。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当然，千万不要把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等同于古希腊的犬儒派，两者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西方传统的犬儒派是指这样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嘲弄人类的生活习惯，否定人类的精神价值，渴望把自己从道德、宗教和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嵇康那样过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为主张不拘形迹、倜傥不羁，所以他们又像中国的老庄那样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腊犬儒派的鼻祖第奥根尼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但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据说他的死与生吃章鱼有关，一个人独自大快朵颐，虽然有违中国人“有饭大家吃”的处世原则，倒也无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与狗争食，结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国知名报人约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是否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与此有关。
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论者所谓的犬儒主义。在其他论者那里，犬儒主义成了万恶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极端利己、不择手段、醉生梦死、蛇鼠两端。犬儒主义成了市井无赖、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会渣滓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予以开脱的理论。它使得人类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使得社会的道德感归于泯灭。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窃以为，倒是可以当作“骂街指南”。看谁不顺眼，立即给它贴上“犬儒主义”的标签，既轻松简便，又一举两得：既批判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认为当代犬儒主义要“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体上被贬低的价值”，总之是要“颠覆价值、削平差异性”2。有人把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新哲学”，所谓“新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说辞：“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这实际上指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3以上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是把犬儒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绝不是犬儒主义的全部内容；拈出相对主义一词，无法概括、把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质。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4。在这里，犬儒主义成了被极端泛化的名词，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不过，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常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直观的“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内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个外延无限大的概念，其内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如前所述，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分裂。当代西方的犬儒主义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代意识是“烦恼的、内在分裂的意识”。这时候，“烦恼意识”处于自身之内，它缘于“知”与“行”之间的裂变：它知道，“原则”属于亘古不变的彼岸世界，但“原则”又来自流动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阴阳两隔，势如水火。“烦恼意识”将自身置于“此岸世界”，但从来没有忘记它对“彼岸世界”的承诺。“烦恼意识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凝视，而它本身就是双重的。”5换言之“烦恼意识”是被撕裂了的主体的意识。在那里，“知”与“行”的分裂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与“行”无法统一。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对犬儒主义的考察源于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精辟见解。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是在“知”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的，他没有注意到“行”的层面；不过他也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因为在那时，意识形态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识上遭受的蒙蔽，然后万事大吉。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层面上，是无法认清意识形态的本性的，更无法理解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消费主义”，更不是令某些人兴奋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知”与“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说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它传统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因为传统上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有意为之，还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此遭受良知的谴责。犬儒主义则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令齐泽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义使人对“意识形态幻象”在构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这时候，“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6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对权力的创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话语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权力的源泉），还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把个人“询唤”成了主体）。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中，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广泛地引用着，比如詹姆斯?柏林（James Berlin）与迈克尔?维维翁（Michael Vivion）就认为，眼下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与话语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阐释文本，都成了话语分析行为和话语协商行为”7。但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把意识形态设想成不同实践（包括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齐泽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他既没有停留马克思的“知”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也没有停留在“行”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各种实践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拒绝被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伤天害理，还是禁不住去伤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里，许多人爱看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时，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在“行”或“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正在满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与其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不如说是那些如醉如痴的观众。徐鹏飞在审问江姐时说过的一句话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人脱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总是乏味至极，坏蛋却情趣盎然，原因也在这里。我年轻时看电影读小说，好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那些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令人难以忘怀，整天拿个木头大刀，向东一举 “苏个给给”，向西一抬“八格雅鲁”，原因也在这里。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分裂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欲望。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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