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落后地区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素质的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5
[摘 要] 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大多数，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引导农民规范化参与村民自治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大局，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良好实施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村民。我国落后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等因素，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应从经济、教育等方面加强对农村的投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关键词] 村民自治；农民素质；参与能力；民主意识；农村稳定
一、提高农民的素质、实行村民自治对农村稳定的重大意义。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1]P286中国的农民数量非常庞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发展状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十一五”期间我们一个重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管理民主”在当前就是要认真解决好村民自治问题。农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和自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实行。我在家乡调查发现，在落后地区，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是制约村民自治活动正确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我国现阶段落后地区农村村民自治主体的素质状况分析：
1、 当地经济落后和人才流失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的整体素质。
虽然我国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在我们西部，特别是西部偏远山区,农民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还在为生计而奔波,贫穷是制约他们参与村民自治的首要因素：
经济因素制约农民参与村民自治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年累月在外打工造成了农村的人才流失。由于西部市场经济不发达，许多地方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或半自给自足状态，农民的增收手段不多，呆在家里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在城市干几个月所得的收入多，所以外出打工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由于长期在外，和村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也很少过问，村里的选举活动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投票是需要成本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的投入……当投票需要成本时，其成本可能超过回报。 [2]P30按照理性选择的观点：一个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报酬的估量,当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得时,他就不大可能介于政治。“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3]
农村的增收手段有限，留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其一年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就有了一种无形的诱导作用，甚至出现了在选举中当选的农民也放下职务加入打工的行列。我的家乡一个村十有八九的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了，最多的是到了广东。留在农村的大多数青壮年都不安心在家，希望能有一天也能离开农村。农村的精英人才绝大多集中在青壮年这一团体，他们的缺席，对村民自治很不利，农村的人才流失严重，这极有可能使得村委会吸收不到优秀的人才，而且使得参加选举的村民的整体素质大大下降。
不可否认，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城市里所学到的或体会到的合作观念和民主的意识，待他们返乡时也随之带回了家乡，这对农民整体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的。但是，现在留在农村的许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许多老人辛苦一辈子，还得帮助家里人干活，选举对他们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老人去参加投票的前提是家里的活儿都干完了，其参加投票过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投票本身的巨大意义。而留在农村中的妇女既要负责家里的生产，又要照看小孩，还有的还有照顾有病的老人。有些男子在城里忍不住寂寞在城市里继续讨第二个老婆，这给留在农村的妇女留下许多的心理危机，加上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受到很大限制。集中了农村精英的青壮年外出，老人无力参与自治，妇女无心顾暇自治活动，这样的人才结构严重的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和村委会功能的发挥，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村委会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和农民的参与热情。
2、 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现代民主意识与村民自治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从农民自身的素质来看，目前,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比例还占很高的问题。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决定农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素质的基本因素。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在接受现代民主和村民自治教育时有一定的困难,对选举的理解就更多地停留在朴素的宗族和乡土观念水平上,与村民自治所要求的现代民主和参与意识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教育问题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全民教育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差距依然存在，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4]如农村文化教育设施落后、农民的文化生活贫乏、成人教育和义务教育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等，有些农村的小孩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跟随其他人一起跑到外面打工了。这些都导致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影响了农民对政治参与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5]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清晰意识到政治施加给个人的影响,拥有获得政治信息的广泛途径,对政治问题持有见解,有可能参加政治讨论。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缺乏政治认识意识,获取政治资讯渠道单一,对政治问题缺乏见解,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受教育问题对农民参与自治活动带来了很多的局限性。现在许多地方面临的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农民参与淡漠，容易受到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的影响，还有些地方还受到黑恶势力的影响，这些都和农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3、 主体的分散性影响农民群体力量的发挥：
农民是我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然而在当今中国的大部分农村社会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代替集体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从而分解了农民的组织力量。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各个农户比较独立,相互交往联系的纽带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经常性的经济联系很少,因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承担的风险也不多见。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组织基础就变得很薄弱,形成不了统一的力量和共同的行动,造成各行其是的局面。……政治参与行为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民政治活动目标难以实现,从而挫伤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功效感。[6]在农村，农民的主要的政治参与就是参与村民自治。参加村民选举是村民自治的最重要的内容，村民选举的魅力就在于竞争，竞争应该是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但是在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这个竞争肯定是一方绝对的占优，其结果达不到理想的均衡。这种情况下的选举极有可能被宗族、黑恶势力或者上级政权操纵。
4、 受传统意识影响强烈，缺乏现代民主法治意识。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宗族意识和乡土意识。宗族意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具体表现是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家人、亲戚或同姓、同族当选,选举投票时相互商议、相互照应,在一些村子里往往形成一股异姓难以抗衡的同姓家族势力,在选举中“控股”,操纵选举结果。与家族意识相伴随的是一种乡土观念。当有人向自己拉票时,很多农民常常感到不投人家的票不好意思, 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情感上说不过去,至于这个人是否适合当选没有过多考虑。选举过程中,许多家庭都是派老人作代表行使自治权力，而老人多数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极易受到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的影响，这种意识和观念使农民在村干部的人选问题上扭曲了标准,不能正确地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在自治过程中还存在贿选等问题，一些想当选的候选人利用极小的代价就可以收买一些农民手中的选票。还有一些农民对村民自治选举存在“路径依赖”：习惯于视当选的村委会委员为“上级任命的人”,认为自己对选举的意义影响不大，所以很容易受到上级政权的把持。这些现象的存在都说明农民还缺乏现代民主法治意识。
[关键词] 村民自治；农民素质；参与能力；民主意识；农村稳定
一、提高农民的素质、实行村民自治对农村稳定的重大意义。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1]P286中国的农民数量非常庞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发展状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十一五”期间我们一个重要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管理民主”在当前就是要认真解决好村民自治问题。农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和自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实行。我在家乡调查发现，在落后地区，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是制约村民自治活动正确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我国现阶段落后地区农村村民自治主体的素质状况分析：
1、 当地经济落后和人才流失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的整体素质。
虽然我国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在我们西部，特别是西部偏远山区,农民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还在为生计而奔波,贫穷是制约他们参与村民自治的首要因素：
经济因素制约农民参与村民自治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年累月在外打工造成了农村的人才流失。由于西部市场经济不发达，许多地方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或半自给自足状态，农民的增收手段不多，呆在家里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在城市干几个月所得的收入多，所以外出打工是许多年轻人的选择。由于长期在外，和村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少，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也很少过问，村里的选举活动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小。投票是需要成本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时间的投入……当投票需要成本时，其成本可能超过回报。 [2]P30按照理性选择的观点：一个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报酬的估量,当一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得到的报酬低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得时,他就不大可能介于政治。“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3]
农村的增收手段有限，留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其一年的收入差距很大，这样就有了一种无形的诱导作用，甚至出现了在选举中当选的农民也放下职务加入打工的行列。我的家乡一个村十有八九的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了，最多的是到了广东。留在农村的大多数青壮年都不安心在家，希望能有一天也能离开农村。农村的精英人才绝大多集中在青壮年这一团体，他们的缺席，对村民自治很不利，农村的人才流失严重，这极有可能使得村委会吸收不到优秀的人才，而且使得参加选举的村民的整体素质大大下降。
不可否认，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城市里所学到的或体会到的合作观念和民主的意识，待他们返乡时也随之带回了家乡，这对农民整体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的。但是，现在留在农村的许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许多老人辛苦一辈子，还得帮助家里人干活，选举对他们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老人去参加投票的前提是家里的活儿都干完了，其参加投票过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投票本身的巨大意义。而留在农村中的妇女既要负责家里的生产，又要照看小孩，还有的还有照顾有病的老人。有些男子在城里忍不住寂寞在城市里继续讨第二个老婆，这给留在农村的妇女留下许多的心理危机，加上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受到很大限制。集中了农村精英的青壮年外出，老人无力参与自治，妇女无心顾暇自治活动，这样的人才结构严重的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和村委会功能的发挥，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村委会在村民心中的地位和农民的参与热情。
2、 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现代民主意识与村民自治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从农民自身的素质来看，目前,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农村普遍存在着农民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比例还占很高的问题。农民的文化程度是决定农民作为政治参与主体、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素质的基本因素。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的高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在接受现代民主和村民自治教育时有一定的困难,对选举的理解就更多地停留在朴素的宗族和乡土观念水平上,与村民自治所要求的现代民主和参与意识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的教育问题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全民教育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差距依然存在，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4]如农村文化教育设施落后、农民的文化生活贫乏、成人教育和义务教育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等，有些农村的小孩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跟随其他人一起跑到外面打工了。这些都导致农民的文化素质低下,影响了农民对政治参与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阿尔蒙德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5]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能清晰意识到政治施加给个人的影响,拥有获得政治信息的广泛途径,对政治问题持有见解,有可能参加政治讨论。相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缺乏政治认识意识,获取政治资讯渠道单一,对政治问题缺乏见解,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受教育问题对农民参与自治活动带来了很多的局限性。现在许多地方面临的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农民参与淡漠，容易受到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的影响，还有些地方还受到黑恶势力的影响，这些都和农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3、 主体的分散性影响农民群体力量的发挥：
农民是我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然而在当今中国的大部分农村社会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庭代替集体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从而分解了农民的组织力量。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各个农户比较独立,相互交往联系的纽带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经常性的经济联系很少,因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承担的风险也不多见。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组织基础就变得很薄弱,形成不了统一的力量和共同的行动,造成各行其是的局面。……政治参与行为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农民政治活动目标难以实现,从而挫伤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功效感。[6]在农村，农民的主要的政治参与就是参与村民自治。参加村民选举是村民自治的最重要的内容，村民选举的魅力就在于竞争，竞争应该是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但是在农民没有被组织起来，这个竞争肯定是一方绝对的占优，其结果达不到理想的均衡。这种情况下的选举极有可能被宗族、黑恶势力或者上级政权操纵。
4、 受传统意识影响强烈，缺乏现代民主法治意识。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对农民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宗族意识和乡土意识。宗族意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具体表现是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家人、亲戚或同姓、同族当选,选举投票时相互商议、相互照应,在一些村子里往往形成一股异姓难以抗衡的同姓家族势力,在选举中“控股”,操纵选举结果。与家族意识相伴随的是一种乡土观念。当有人向自己拉票时,很多农民常常感到不投人家的票不好意思, 抬头不见低头见,从情感上说不过去,至于这个人是否适合当选没有过多考虑。选举过程中,许多家庭都是派老人作代表行使自治权力，而老人多数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极易受到宗族意识和乡土观念的影响，这种意识和观念使农民在村干部的人选问题上扭曲了标准,不能正确地使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在自治过程中还存在贿选等问题，一些想当选的候选人利用极小的代价就可以收买一些农民手中的选票。还有一些农民对村民自治选举存在“路径依赖”：习惯于视当选的村委会委员为“上级任命的人”,认为自己对选举的意义影响不大，所以很容易受到上级政权的把持。这些现象的存在都说明农民还缺乏现代民主法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