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通过对以上我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分析，可见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制度的弊病所致。而短期内带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从1996年5 月1 日到1998年7月1日，我国两年内连续五次降息，并从1998年起商业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的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这些改革一方面是金融改革深化的开始，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企业投资需求和居民个人消费需求，但从实际结果看，上半年经济增长仅为7％， 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启动经济增长的低效性。
是不是我国出现了凯恩斯流动陷阱呢？即利率水平降到一定低的水平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只想保持在手中，这样央行就难以实现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刺激投资的政策目标。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第一，货币政策客观上受时滞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第二，货币政策的宏观扩张政策同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而引起居民消费紧缩矛盾，产生政策“抵消”。第三、利率杠杆并未完全失灵，更重要是我国经济也并非完全萧条。所以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具有“准凯恩斯陷阱”的性质，但并未完全陷入凯恩斯陷阱。既然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完全可以尝试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以及引导货币政策效用的发挥。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中国财政政策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收入水平较低，而财政支出负担日益沉重。故目前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国债，新增1000亿元国债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央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六个方面的建设。这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解决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据世界银行的一份保守的估计，中国因交通设施不足，每年新增的社会成本相当于当年GDP的1％）。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且由于中国的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内在联系机制尚未形成，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甚敏感，所以“挤出效应”不会大，这也能充分保证财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对于国债的发行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一是国债的发行量要有一定力度；二是要有风险意识且期望值不宜过高，因为至今世界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从我国的债务负担率 （ 累计国债余额与全年GDP的比例）来看，1997年底累计国债5928.8亿占同年GDP的7.93％，按1998年先后确定的发行数6508.6＝2808.6＋2700＋1000，减到期国债还本1671.45，预计1998年底累计10766亿同年GDP的约13.3％， 而国际上这一指标不应超过50％，可见国债规模还有力可挖。但从债务依存度（本年国债发行额与本年财政支出之比）来看，按1998年确定的6808.6亿元，预计要占调整后的全国财政预算的40.19％， 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20％的限额。
此外，还应注意国债发行收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即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是公益性项目和基础设施，而且要立足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关系的理顺，不要因为要拉动投资而使本来就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我们还应优化国债的期限与品种结构，降低国债筹资成本。
我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应实行结构性减税与强化税收征管及费税改革并行。
第一，如果我们要想利用税收减免或优惠发展经济，必须强化税收征管。西方国家税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用重罚提高人们的纳税意识，体现了税收的刚性原则。因此，在西方国家，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其减税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可见，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能否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我国，逃税漏税十分严重，这必然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发挥。故加强税收征管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减税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第二，考虑到我国普遍减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可采取选择性的局部减税。如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即在计算增值税时对企业购置固定资产设备予以抵扣，以降低企业负担。给高新技术企业减税，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支持“新经济增长点”。此外，还可以考虑为新技术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和贷款担保等措施。我国从今年1月1日起提高纺织品和机械产品的出口退税，又从6月1日起提高煤炭钢铁等产品的退税，以及简化退税程序，这些都表明税收角度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第三，改善费税关系。减税必然会减少财政收入。其实目前关于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的争论关键在于我国存在大量预算外资金以及预算外的预算外资金。据1995 年财税大检查， 当年我国财政预算外资金高达3843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6242亿元的61.5％，正如朱róng＠①基总理指出的，费大于税，是我国财政体制的一大病症。经过一系列调整，我国各级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至少在20％左右。据有关部门测算， 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率在世界上属于中低国家，但为什么人们感觉却非常重呢？主要是各项“费”的比重较高，再加上人们费税不分的观念，导致了企业负担过重。但“费改税”的实行是利益的再分配，应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即先把中央各部门的收费做出调整，再规范地方收费。同时，要及时把条件具备的“费”改为税。如把养路费改征燃油税，既有利于治理公路三乱，也有利于强化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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