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协调发展:理论与实证的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3-16
三、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以黑龙江省为案例的产业差别分析
按照前面的分析,我们明确了产业差别是城乡差别的主要特征,而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就在于对城乡差别实现卡尔多改进,即主要对产业差别进行的卡尔多改进。所以,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重点就在于如何突破产业差别,以最小的改进成本实现卡尔多改进。因为城乡产业差别缩小的最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缩小劳动生产率差距以达到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平衡发展,所以,我们以黑龙江省为例展开的分析,也将主要围绕城乡产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分析。
1.黑龙江省城乡产业二元结构强度的现状
我们以农业与非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差异即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作为指标来考察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别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二元结构强度=(非农产业GDP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农业GDP比重÷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城市为主体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以农村为主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倍数比(二元结构强度)在1978年-1997年期间,一直保持较为平稳的变化态势,在3.6至2.3倍之间;而从1997年-2000年以来呈现出较大的增长趋势,直到2000年—2004年才稳定在8倍左右。这说明城乡间的产业差异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
2.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异、城市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构建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异的二元结构强度、城市化率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率的线性相关函数。其中,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的状况,因为城乡协调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8]。按照我们前面所进行的分析它又是社会福利的增进,所以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的状况;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比值(二元结构强度)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代表城乡产业差异度;城市化率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代表城乡之间存在的整协利益关系,它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为正表明城市化的推进增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关系为负则表明城市化的推进有助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即有助于城乡的协调发展。具体函数如下:
LnCB=aLnEG+bLnCT+ε(1)
其中,CB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率;EG为城乡二元结构强度;CT为城市化率;ε为干扰项。依据《黑龙江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作线性相关回归分析结果为: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强度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城市化率对于解释代表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二元结构强度每增加1%可引起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扩大0.21%;城市化率每增进1%可引起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扩大1.111%。这说明: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指导下的城乡协调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城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城市化战略的推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也就是说,城乡协调发展的整协利益Δp体现为负值。
3.黑龙江省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围绕如何缩小黑龙江省城乡产业差异即改善二元结构强度?以及如何节约卡尔多改进成本(如城市化率变化所反映出的城乡整协利益)问题?我们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
(1)从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计算公式来看,理论上讲,有两条路径可以实现对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改善:第一,“非农产业GDP比重的缩小、农业GDP比重的扩大”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第二,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也有助于改善二元结构强度。从实践来看,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要省份之一,一方面考虑到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加强农业生产的主体省份地位;另一方面在确立工业强省、二次创业目标的前提下,坚持发展和壮大重化工业优势又是必须完成的。这样看来,一味强调“非农产业GDP比重的缩小、农业GDP比重的扩大”这条路径在实践上并非长期政策。那么,我们要考虑的路径则为:农业人口比重减少、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加。但是,城市化的推广对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具有正效应即城市化率增长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这意味着通过推广城市化来减少农业人口比重、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以期弱化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战略意图也存在问题。
农村中的产业化发展则是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其具体思路是:提高农村的产业化、现代化程度,使大量从传统农业中“涌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消化在现代农业内部和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这要求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行农企合作,进行农业公司化经营,走大农业的发展道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机制,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和商品化。这样,一方面减少了传统农业的人口比重,另一方面在不盲目推进城市化的前提下,又增加了非传统农业人口的比重,这应该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2)针对诸如“城市化浪潮”带来的“荒地”现象,探讨如何节约卡尔多改进成本。这要求建立起有效的收益—成本评估机制来进行制约。收益—成本评估机制是指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主体,通过市场的风险—收益机制,吸收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的开发与建设,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的从事经济活动;政府作为“裁判”制定交易规则,执行奖惩判决,维护交易秩序,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进行协调与控制。具体来讲:当一个涉及到城乡协调发展的项目被确定下来之后,如小城镇开发项目,首先政府应该制定明确的总体开发宗旨,它应该是宏观的,考虑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求的标准作出的战略高度的规划,这个规划对于企业来讲,应该是明显具有指导性的;同时,政府还需要为企业制定好“交易规则”与“奖惩条例”,规范企业的行为。这样,政府和企业同时有了各自的收益—成本评估机制,政府的评估结果要求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即卡尔多改进;而企业的评估结果要求实现企业利润的增进,如果在政府的“裁判”规则下,能够实现“双赢”,则说明此时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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