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若干思考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3-17
[摘要]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论述精辟、深刻,切中社会时弊,对当前道德政纪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警示意义,并结合当前国情实际,从找准“突破点”、选准“切入点”、把好“关键点”、创新“工作点”、远离“诱惑点”的不同角度,提出了学习贯彻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 警示教育 商业贿赂 和谐社会
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他的“八荣八耻”精辟论述,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为什么总书记的讲话,在“两会”、乃至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说明他的讲话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切中社会时弊。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和谐社会创建。开展以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内容的警示教育,对当前道德政纪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警示意义
警示之一:生活作风无小事,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些人盲目追逐西方价值的多元化思潮,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当作“小事”,以膨胀的私欲取代个人荣辱标准,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危害祖国利益、败坏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如,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总经理,56岁的高级工程师刘国修,在修建西南铁路时,曾被誉称为“爆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进入异国他乡后,以“入乡随俗”为借口,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倾公款100余万包养歌女,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下,把晚节葬送在香风媚雾中,成了西方生活方式的殉葬品。刘国修案例警示国人:党员干部的腐败,其本质是个性心理和思想观念的腐败,但在表现形式上,都源于生活作风的腐败,要过好政治关,首先必须过好生活关。生活作风无小事!这是一个涉及国格与人格,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重大政治问题。
警示之二:谨慎交友勿追随,要“以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辛勤劳动、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朋友为荣,以见利忘义、好逸恶劳、骄奢淫逸、违法乱纪的朋友为耻”。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一个人在良好的环境中,会养成好的观念与行为;但在不良环境中,则会养成坏的观念和行为。尤其是当他靠“无耻”的德行得到好处,而又得不到任何监督和惩处的话,其行为就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缺乏荣辱感,不辨是非、不知美丑、不分善恶,必然影响其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抄近道践踏草坪,后面就会有人跟着践踏过去;有人不排队、占了小便宜,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挤上来;有人把垃圾扔在不该扔的地方,他后面就会有很多的追随者也把垃圾往那里扔。此类现象若出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一旦普遍化,那就更危险。经济领域不讲道德,蒙骗拐、伪劣假,就会充斥市场、扰乱市场;政治领域不讲耻辱,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索拿卡要,既破坏环境又损害政府形象;公务工作不讲诚信,将使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面子工程泛滥成灾,败坏党风政风。如浙江台洲市黄岩区原区委书记陈根福,受西方价值观和封建“哥们义气”影响,在是非、善恶、荣辱观上发生了扭曲。滥交朋友、崇拜权力和金钱,在他的“坏榜样”示范下,“红与黑”打得火热,权钱交易、吃喝嫖赌、酒醉金迷,结果使黄岩区倒掉了一批干部。所以,“八荣八耻”教育是当前创优政务环境、整治机关作风的重点,特别是“发展黄金期、矛盾凸现期”关键阶段,尤其应注重抓好这一薄弱环节。
警示之三:好人主义贻害深,要“以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敢于斗争、勇于坚持原则为荣,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作风为耻”。那种对邪恶势力和不良风气麻木、容忍,对明知是耻辱,却听之由之的“老好人”作风,实际就是纵容“八耻”泛滥,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贻害无穷。有两则民间小故事,对此“好人主义”现象,给予了深刻的讽喻、鞭挞。《钟馗与弥勒佛》,说的是一位憨厚老实的农民,逢年过节必贴门神“钟馗打鬼”。后来琢磨,钟馗相貌凶恶,不如换成“笑眼常开的弥勒佛”。没想到门神一换,半夜常有恶鬼敲门,闹得整夜坐卧不安,只好重新请回钟馗。《猫职不修》,说的是唐代宗时,有位大臣上书“陇洲赵贵,猫鼠同养,不相危害”。宰相视为吉祥,认为猫不食鼠是“仁爱之心”,故率百官同贺。另有大臣反对说:“仁则仁矣无乃失性,猫不食鼠是猫职不修”,它好比“法吏不惩邪、疆吏不捍敌”,如此同贺,“吏治危矣”!其警示意义是:前者,以容忍和笑颜替代原则和斗争,打鬼用错门神,招致“坐卧不安”的恶果;后者,从“猫职不修”联想到“吏治之危”,寄寓深刻。两个故事,尽管讽喻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对媚上、媚众,不司其职、不尽其责的好人主义风气,敲了警钟、给予了善意的劝导。
警示之四:善知荣辱慎用权,要以“服务人民、崇尚科学”为荣,以“背离人民、愚昧无知”为耻,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为民执好政、用好权。在如何对待执政、掌权、乃至用权的问题上,历史案例《雍正何以杀清官》,对我们颇有警示价值。这个被杀的官——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皇帝还为他亲赐“天下第一巡抚”金匾。又何以要杀他呢?原来“两年贡银、一年完成”的所谓“天下第一”奇迹,是他为讨取皇帝欢心而铸造的假政绩。一靠狂征暴敛,老百姓过桥、过路都要进贡;二靠“借”商贾的银充数。弄得整个山西“民怨鼎沸、富商大逃亡”。自古“吹牛拍马不违规、弄虚作假不犯法”,杀还是不杀?诺敏一生清廉,口碑好、人缘好,400份奏折有300份为他请命,都说“不能杀”,雍正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诺敏不贪财,但贪的是名,是以谎报政绩、骗取荣誉,而贪取的虚名、假名。“这种贪,以葬送朝廷前程(民怨)为代价,比贪几个看得见的银子,危害更大”,如果心慈手软,其后果将是“诺敏不杀,祸至满朝”。所以,好大喜功、吹牛拍马、祸国殃民者,也要砍头!雍正的这个决断,整肃了一代朝风,为乾隆留下了60余年的国泰民安。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警示是: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为民谋利,用得不好也可导致自我毁灭。中国古代,一些稍有作为的皇帝和清廉的官吏,都能尊“百姓为天”,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也正是这个原因,雍正要杀诺敏。那么,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每位党员合不合格,惟一的检验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我们有些党的干部,虽然没有以权谋私,却热衷于用文字、数字、电视,塑造自己的“政绩”,日程表上的安排,除文山会海外,就是各种应酬。有的为铸造“政绩”,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甚至不惜牺牲发展环境,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索拿卡要等。尽管是一心为“政绩”,吃了苦、受了累、也没把“钱”塞腰包,却逼走了投资商、吓跑了企业家、逼出一起起群体上访事件。像这类干部,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诺敏的教训。执政为民,就必须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要善知荣辱慎用权——不好大喜功、不烦民扰民,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 警示教育 商业贿赂 和谐社会
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他的“八荣八耻”精辟论述,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为什么总书记的讲话,在“两会”、乃至全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说明他的讲话不仅内涵深刻,而且切中社会时弊。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但也要看到,社会的深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等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和谐社会创建。开展以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内容的警示教育,对当前道德政纪教育、党风廉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警示意义
警示之一:生活作风无小事,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改革开放新时期,一些人盲目追逐西方价值的多元化思潮,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当作“小事”,以膨胀的私欲取代个人荣辱标准,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国格,危害祖国利益、败坏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如,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总经理,56岁的高级工程师刘国修,在修建西南铁路时,曾被誉称为“爆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进入异国他乡后,以“入乡随俗”为借口,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倾公款100余万包养歌女,在灯红酒绿的诱惑下,把晚节葬送在香风媚雾中,成了西方生活方式的殉葬品。刘国修案例警示国人:党员干部的腐败,其本质是个性心理和思想观念的腐败,但在表现形式上,都源于生活作风的腐败,要过好政治关,首先必须过好生活关。生活作风无小事!这是一个涉及国格与人格,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的重大政治问题。
警示之二:谨慎交友勿追随,要“以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辛勤劳动、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朋友为荣,以见利忘义、好逸恶劳、骄奢淫逸、违法乱纪的朋友为耻”。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一个人在良好的环境中,会养成好的观念与行为;但在不良环境中,则会养成坏的观念和行为。尤其是当他靠“无耻”的德行得到好处,而又得不到任何监督和惩处的话,其行为就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缺乏荣辱感,不辨是非、不知美丑、不分善恶,必然影响其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抄近道践踏草坪,后面就会有人跟着践踏过去;有人不排队、占了小便宜,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挤上来;有人把垃圾扔在不该扔的地方,他后面就会有很多的追随者也把垃圾往那里扔。此类现象若出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一旦普遍化,那就更危险。经济领域不讲道德,蒙骗拐、伪劣假,就会充斥市场、扰乱市场;政治领域不讲耻辱,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索拿卡要,既破坏环境又损害政府形象;公务工作不讲诚信,将使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面子工程泛滥成灾,败坏党风政风。如浙江台洲市黄岩区原区委书记陈根福,受西方价值观和封建“哥们义气”影响,在是非、善恶、荣辱观上发生了扭曲。滥交朋友、崇拜权力和金钱,在他的“坏榜样”示范下,“红与黑”打得火热,权钱交易、吃喝嫖赌、酒醉金迷,结果使黄岩区倒掉了一批干部。所以,“八荣八耻”教育是当前创优政务环境、整治机关作风的重点,特别是“发展黄金期、矛盾凸现期”关键阶段,尤其应注重抓好这一薄弱环节。
警示之三:好人主义贻害深,要“以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敢于斗争、勇于坚持原则为荣,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作风为耻”。那种对邪恶势力和不良风气麻木、容忍,对明知是耻辱,却听之由之的“老好人”作风,实际就是纵容“八耻”泛滥,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贻害无穷。有两则民间小故事,对此“好人主义”现象,给予了深刻的讽喻、鞭挞。《钟馗与弥勒佛》,说的是一位憨厚老实的农民,逢年过节必贴门神“钟馗打鬼”。后来琢磨,钟馗相貌凶恶,不如换成“笑眼常开的弥勒佛”。没想到门神一换,半夜常有恶鬼敲门,闹得整夜坐卧不安,只好重新请回钟馗。《猫职不修》,说的是唐代宗时,有位大臣上书“陇洲赵贵,猫鼠同养,不相危害”。宰相视为吉祥,认为猫不食鼠是“仁爱之心”,故率百官同贺。另有大臣反对说:“仁则仁矣无乃失性,猫不食鼠是猫职不修”,它好比“法吏不惩邪、疆吏不捍敌”,如此同贺,“吏治危矣”!其警示意义是:前者,以容忍和笑颜替代原则和斗争,打鬼用错门神,招致“坐卧不安”的恶果;后者,从“猫职不修”联想到“吏治之危”,寄寓深刻。两个故事,尽管讽喻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对媚上、媚众,不司其职、不尽其责的好人主义风气,敲了警钟、给予了善意的劝导。
警示之四:善知荣辱慎用权,要以“服务人民、崇尚科学”为荣,以“背离人民、愚昧无知”为耻,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为民执好政、用好权。在如何对待执政、掌权、乃至用权的问题上,历史案例《雍正何以杀清官》,对我们颇有警示价值。这个被杀的官——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皇帝还为他亲赐“天下第一巡抚”金匾。又何以要杀他呢?原来“两年贡银、一年完成”的所谓“天下第一”奇迹,是他为讨取皇帝欢心而铸造的假政绩。一靠狂征暴敛,老百姓过桥、过路都要进贡;二靠“借”商贾的银充数。弄得整个山西“民怨鼎沸、富商大逃亡”。自古“吹牛拍马不违规、弄虚作假不犯法”,杀还是不杀?诺敏一生清廉,口碑好、人缘好,400份奏折有300份为他请命,都说“不能杀”,雍正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诺敏不贪财,但贪的是名,是以谎报政绩、骗取荣誉,而贪取的虚名、假名。“这种贪,以葬送朝廷前程(民怨)为代价,比贪几个看得见的银子,危害更大”,如果心慈手软,其后果将是“诺敏不杀,祸至满朝”。所以,好大喜功、吹牛拍马、祸国殃民者,也要砍头!雍正的这个决断,整肃了一代朝风,为乾隆留下了60余年的国泰民安。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警示是: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为民谋利,用得不好也可导致自我毁灭。中国古代,一些稍有作为的皇帝和清廉的官吏,都能尊“百姓为天”,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也正是这个原因,雍正要杀诺敏。那么,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它的每位党员合不合格,惟一的检验标准,就看他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我们有些党的干部,虽然没有以权谋私,却热衷于用文字、数字、电视,塑造自己的“政绩”,日程表上的安排,除文山会海外,就是各种应酬。有的为铸造“政绩”,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甚至不惜牺牲发展环境,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索拿卡要等。尽管是一心为“政绩”,吃了苦、受了累、也没把“钱”塞腰包,却逼走了投资商、吓跑了企业家、逼出一起起群体上访事件。像这类干部,应该好好总结一下诺敏的教训。执政为民,就必须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要善知荣辱慎用权——不好大喜功、不烦民扰民,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