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就中国现代形态的美学研究而言, 目前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国维是第一人, 并把王国维看作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者或奠基者。① 他的“艺术独立” 论和审美“无用之用” 说, 他的美育理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批评等, 已成为中国美学现代传统的重要基石。但是, 我国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 所谓的中国“现代” 美学, 主要是指某一时段的中国美学, 而少有学者从“现代性” 角度立论。因而, 诸多研究者往往从王国维最早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批判某些传统美学观念、提出一系列新颖的美学观点, 并由此构筑起中国现代美学的雏形等方面, 阐述他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功。从今天的眼光看, 这样的研究当然有价值, 但还远远没有发掘出其现代美学的价值。所谓“现代”美学, 应是具有“现代性”的美学, 因此, 研究王国维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创建和发展的重要贡献, 应着重其推动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他从思维品格、价值论基础以及方法论等方面入手, 创建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美学, 并对中国整个20 世纪美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由此,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美学的历史性贡献, 以及它对今天及今后美学研究的思想和学术价值。
一、现代美学的哲学意蕴
1905 年, 年轻的王国维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 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 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②。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是王国维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 《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到两汉则有所停滞; 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 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 但此后又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 就好比“第二之佛学”, 影响很大。可是, 在王国维看来, 此前中国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 与中国思想上没有丝毫关系。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 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 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 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 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 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 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 介绍西方文学的, “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 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 与哲学无异”。因此, 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 “故欲学术之发达, 必视学术为目的, 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③ 这种视学术“为政论之手段”的观念是传统的, 因此, 王国维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学术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那么, 独立的学术以什么为自己的目的呢? 王国维讲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 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 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他的学术独立论主张是从人固有的需要出发来立论的, 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所以, 在王国维那里, 学术也不仅仅是为了客观的真理, 还为了人生, 而且他把后者看作是根本, 他的学术独立论是指向人生价值论的。因为王国维所理解的“真理”, 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人生上之根本问题”的解释, 按照他当时的观点, 这种根本问题还是人生问题。正是确立了人生这个本体, 王国维才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据。
研读王国维的前期论著, 可以发现王国维反复强调学术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那就是关注甚至推崇学术的形而上意义。他讲学术独立, 首先是强调哲学的独立; 而哲学的独立,又是指哲学在“形上之学”意义上的独立。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学家那里, 王国维接受了“本体论”的观念以及“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等相对的概念, 并十分注重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和价值。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主张固然同他近似国粹派的学术立场有关④, 但是, 更是出于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种敏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叶秀山评论说: “在当时中国学术界, 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 不像现在这样清楚, 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 也还是有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 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⑤ 他是深感中国的学术太关注形而下问题,注重实际经验有余而思辨和理论不足, 因而在引进和理解西方学术的过程中, 往往只看到“形下之学”, 即使是西方的形而上思想也往往被误解为形下之学。在他的心目中, 形下之学不是不必要, 而是低于形上之学。所以, 他评价学术明显地褒形上之学, 贬形下之学。这种学术追求源于王国维的学术志向, 他力图重建中国的思想文化, 创立真正可以与西方对话乃至比肩的中国现代学术, 而在他看来, 引进西方的形下之学(如科学技术) “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惟有形上之学才可能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国民性, 这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要“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⑥ 的要义所在。因此, 王国维讲学术独立要打破一切偏见, 并“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正是以学术的形而上意义而言。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追求, 使得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的美学成为可能。
在王国维的早期著述中, 哲学和艺术经常是相并列而论的, 认为二者都是最高尚、最无用的学术, 最需要强调它们的独立性。他认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哲学与美术是已。”二者以真理为目的, 哲学家发明真理, 艺术家表现真理。但是,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纯粹的哲学, 也没有纯粹的艺术。因为, 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 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他说: “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 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 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⑦ 于是, 哲学、艺术等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 前者不能作为后者的手段, 而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 艺术与哲学一样, 都关注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 只不过方法不同。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 他说中国文学中最可宝贵者, 不过周秦以前的古典, 他们都是亦哲学、亦文学的, 所以要理解这些经典, 必须注重其哲学底蕴。
中国古代美学虽然也具备了某些形而上的哲思, 但就总体的原初形态而言, 更注重经验的归纳总结⑧, 特别是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美学更是特别执着于现实的生活经验。这既是一种民族特点, 有显著的长处, 但也存在着理论思维上的不足。王国维在研读西方哲学美学的过程中, 首先抓住了其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反思审美经验和艺术的特征, 并针对中国传统美学在思维方法上的某些不足, 特别强调美学研究的现代哲学品格和形而上意义。他说: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 有文学而无文法, 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 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 之地位也。”“言语者, 思想之代表也, 故新思想之输入, 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 西洋学术之输入, 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 故虽有新字新语, 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⑨ 这里虽然直接论述的是言语更新问题, 实质上却是包含着检讨我国传统学术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不足, 向西方学习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法, 以改造我国固有思想方法的现代性命题。
王国维所主张的艺术独立论是同他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审美独立论直接相关的。他说: “美之性质, 一言以蔽之曰: 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之美, 皆形式之美也。”⑩ 这里, 我们先不去追问王国维说这些话所包含的确切含义, 只是先指出, 这种审美独立论的现代性意义。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 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 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 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1。“审美独立”或“艺术独立”的观点都基于这样的一种现代性思想, 即主张在文化领域中的人性以及价值的“自律”; 而使这种现代性美学思想得到合理证明的则是“审美无利害性”命题, 正如一位美国美学家所指出的: “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12 王国维始终抓住了来自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人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 来阐述他的“美是形式说”和“艺术独立论”, 其深层意义就在于突出美、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性这个现代美学命题, 从而使他的美学研究突破经验归纳和即兴感悟的传统套路, 具有了现代哲学的理性思辨特征。由此出发, 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经验层面, 使得他的《红楼梦》研究、词学研究以及戏剧(特别是悲剧) 研究开创性地凸显了现代哲学自上而下的演绎思维品格。这些都从思维品格上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二、人生论美学之创立
王国维在中国美学中确立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品格的同时, 也给中国美学赋予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上, 当学术超越了实际经验范畴, 知识便有了全人类的共通性; 只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古今中外一切学术, 无论其是否有实用价值, 因为只追求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 所以只有真伪之别;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学术的价值在于学术本身, 即认识真相, 而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或者道德的手段;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哲学和美学才可能以人为本, 才可能成为王国维所希望建立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论美学。或者反过来讲, 正是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 决定了对于现代哲学思辨方法的选择。所以, 在王国维的思想中, 强调学术的形而上意义同强调学术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互为因果的。只有以形而上的观点来关照人生,才可能见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和人生; 只有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来关照人和人生, 才可能要求学术从一般的经验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可见, 王国维追求“形上之学”的知识观是同哲学和美学上的“人生论”价值观高度一致的, 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王国维实现了中国美学在价值定位上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曾经说过: “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 此实科学中之科学”13, 这就是把人生作为其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而不以此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科学, 在他看来都是形而下的学问,也是他所不感兴趣的。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是叔本华, 在王国维看来, 叔本华主张人的本质是意志, 意志的“一大特质”是“生活之欲”14。既然哲学以人的本质为核心, 意志之源又在“生活之欲”, 那么, 在王国维看来, 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也无疑就是人生问题了。可见, 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是要把学术从从属的、作为手段的地位转变为独立的、自律的地位,但这种学术自律并非是为学术而学术, 不是仅就学术本身来研究学术, 而是让人生问题在学术(哲学和艺术等) 中凸显出来, 使学术走向关注人生、理解人生、慰藉人生之路, 从而建立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哲学、人生美学等等。他讲的作为哲学和艺术的目的的“真理”主要属于生存论范畴, 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西方式的客观真理问题, 在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当中实际上并不占有核心的地位。了解这一点, 正是我们理解王国维的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关键所在。
在《〈红楼梦〉评论》中, 王国维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关于人生与艺术(他称之为“美术”)的话题。接过叔本华的观点, 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 而由“欲”必然产生“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 三者一而已矣。”15 而要想使人生摆脱这种生而俱来的苦痛, 关键是使人忘记或超越“欲”, 实现这个功能的最佳途径就是艺术。在他看来, 由于艺术本身是超越了“欲”的(“欲者不观, 观者不欲”) , 因此它也具有了使人超越“欲”的功能。王国维是这样解释艺术的目的和价值的: “美术之价值, 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 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 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 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 维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 始有价值耳。⋯⋯美术之价值, 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 而入于纯粹之知识。”16 这样, 在王国维那里, 审美和艺术成了人生的超脱之道。但是, 这种超脱不是经验界的逃避,而是形而上意义上的醒悟, 即获得内心的“平和”和“纯粹之知识”。所以, 王国维特别推崇悲剧的价值。
按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来看, 中国很少有“纯粹”的悲剧。王国维指出, 中国人的精神是世间的, 乐天的, 戏剧的结尾往往是“大团圆”, 而《红楼梦》却是“彻头彻尾之悲剧”, 而且是最高境界的悲剧。他照搬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以为在由“极恶之人”或“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 以及“非例外之事, 而人生之所固有故”这三种悲剧当中, 以最后一种悲剧的价值为最高,因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他指出, 《红楼梦》“不过通常之道德, 通常之人情, 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所以这种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也”。整部《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是悲剧;而且, 这种美学价值又同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联络”的。王国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尚之, 殊入恐惧与悲悯之二者, 为悲剧中固有之物, 由此感发, 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 伦理学上之目的也”。他又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认为悲剧是艺术的顶点, 其作用在于揭示“人生之真相”。17 也就是说, 悲剧由于其净化作用和揭示人生真相的作用, 而具有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 而且, 美学价值是由于悲剧所具有的伦理学价值而获得的。
在西方学术影响下, 王国维论悲剧, 强调的是直面人生之苦痛或“忧患”, 认为只有从苦痛或忧患中觉醒而解脱者, 也就是懂得欲之无限、苦痛无限的道理, 而自觉放弃人生之欲, 这才可以说是真正具有了悲剧的价值。所以他说, 如果贾宝玉在黛玉死后自杀或放弃, 《红楼梦》就没有价值了。他解释说: “欲达解脱之域者, 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 然所贵乎忧患者, 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 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 言忧患, 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 彼两失之”。18 王国维的这种悲剧观倒是延续了较长时间, 上面那段话写于1904年, 到了1912 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里, 他在评论元杂剧时, 他也表达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窦娥冤》、《赵氏孤儿》最有悲剧性质, 主人翁出于自己的意志“赴汤蹈火”, 这种悲剧的内涵, 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也不愧色。19 这种确认人类的苦痛之不可避免而直面之, 并要求具有超越的勇气的悲剧观点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悲剧观。雅斯贝尔斯曾指出, 在古代中国, 由于人们成功地取得了对宇宙协调一致的解释, 并在实际生活中与之保持一致, 人们总是把晴朗、美好、自然和高尚的人性和有条件的秩序看作更真实的东西, 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现代悲剧观念。20 而王国维却把人生的苦难作为生活的本真和必然来肯定, 并赞赏那种直面人生苦难而有超越的勇气的人物, 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悲剧观念的鲜明分野。同时, 王国维的美学和伦理学旨趣在于通过悲剧使人从经验界向“纯粹”的形而上高度超越。他按照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美学家的思想, 关注艺术的哲学意义和形而上价值, 所以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形式。所以, 他虽然认为艺术是“慰情”的, 似乎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艺术“慰藉”说没什么不同; 但是, 这种艺术“慰藉”说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展开的, 而王国维的悲剧“慰情”说主要不是在经验层次上, 而是在超经验的高度使人的情感进入“纯粹之域”。所以, 他在论述“古雅”时, 也说古雅介于优美和崇高之间, 可以使人超脱世俗, 进入到崇高境界。这样, 王国维在美学上追求形而上思维品格的人本主义内涵便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王国维一向批评中国文化过于重视实用, 而不重视不可利用的艺术。在他看来, 这是不懂得艺术特殊重要功用的表现。于是, 他提出了关于审美和艺术的著名的“无用之用”命题: “呜呼! 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 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 必质其有用与否; 为一事, 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 为世人所不顾久矣! 庸讵知无用之用, 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 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 则其朝夕营营, 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 安足怪哉! 安足怪哉!”21 这一句源自《庄子》的“无用之用”22 道出了王国维关于审美和艺术性质与价值最彻底也最具独创性的见解, 是把握王国维美学之人本主义取向的关键所在。
王国维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的情感得到满足和升华, 从而拯救人生, 这才是他主张审美和艺术独立、强调审美和艺术的形而上意义的本意所在。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关注人生、解救人生和提升人生境界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他还接过叔本华的话说, 艺术当中以文学(诗歌、戏曲、小说) 为“顶点”, 因为“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3。正因为这种“人生艺术论”是以出世的精神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 所以, 王国维讲审美无用,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用”; 他讲艺术的形而上意义,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解救。在“无用之用”这个命题里有两个“用”, 前一个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等说教功用, 后一个是指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建设的功用。所以, 这两个“用”实际上也正好代表了两种关于审美功能的观念: 一种强调审美的政治功利, 一种强调审美的人文功能。而王国维讲审美的“无用之用”就是否定美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而主张美学上的人文功利主义。正是因为后一种功利主义强调以人生论为基础, 从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推演出对于人生以及社会的积极功用, 所以也可以把它叫作“审美功利主义”24。
这种“审美功利主义”是以王国维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独特理解为理论基础的。王国维认为美具有无利害性, 而这种审美的无利害性在于把对象视作美时, “决不计及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 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 而不存乎其外”。再进一步, 由于美的形式不关涉人的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 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25。这最后一步推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按王国维的理解, 审美无利害性由观赏方式转变为美的对象或审美自身的功能, 关键在于在审美之时, 全神贯注于美的形式而忘却了利害考虑, 由此形成一种高尚纯粹的情感, 这种情感不仅是审美过程中发生的, 而且还可以迁移到审美过程之外的整个人生。
所以, 审美和艺术具有了去除人生欲望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能论) 关于审美功能心理机制的认识, 蔡元培、鲁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均接受了这种观念, 并同王国维一样, 由此建立起审美或艺术的功能论。审美功利主义的特征是: 既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工具论, 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形式主义; 既反对“文以载道”式的艺术功能论, 又反对形式主义排斥审美和艺术的一切功能, 而是要求从审美和艺术本身来推演出审美和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和修养的独特而积极的功能, 即情感满足(宣泄) 和升华功能, 从而充分肯定审美的人生价值。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 说“无用”, 说“去欲”, 很容易联想到古代道家的学说, 特别是“无为说”。王国维曾经给老子以“中国第一个哲学家”的美称, 并精彩地指出了老子“无为说”的真谛在“有为”: “老子虽说‘无为之有为’, 而仍注重于有为之一面……。”王国维认为这是区别老子和列子哲学“最不可忽过”的要点, 因此把老子说成理想家, 而对列子的个人消极解脱说则有所贬斥。26 这一褒一贬可以见出王国维讲审美和艺术超脱作用的真正用意所在, 而“无用之用”这句话的语式也同老子的“无为之有为”何其相似。这更加显露出王国维提出审美独立这个“矫激之言”的真谛在于积极入世的人生和社会关切。王国维曾深刻地指出, 老子学说崇尚“自然”、“虚静”, 但是,“绎其本旨所在, 别有一种真面目之理想或主张”, 27 我们今天研究王国维的美学, 也要以王国维读老子学说的方法, 深入地体会和揭示其学说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实质。从总体上看, 王国维虽注重审美的无利害性和解脱之功效, 却从未放弃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虽然他的著作常显露出愤世嫉俗的情感, 但他的内心仍是积极的, 入世的。或者说,正是他的积极和入世, 才使得他那样地愤世嫉俗。这种“无用之用”的话语结构成为了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审美功利主义的经典语式, 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蔡元培、朱光潜) ,所谓“美术似无用, 非无用也”、“不用之用” (蔡元培、鲁迅) , 所谓“无所为而为” (朱光潜对审美“无利害性”的汉译) 等等, 其用语的结构, 其表达的思想, 与王国维是一脉相承的。
一、现代美学的哲学意蕴
1905 年, 年轻的王国维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 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 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②。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是王国维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 《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到两汉则有所停滞; 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 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 但此后又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 就好比“第二之佛学”, 影响很大。可是, 在王国维看来, 此前中国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 与中国思想上没有丝毫关系。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 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 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 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 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 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 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 介绍西方文学的, “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 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 与哲学无异”。因此, 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 “故欲学术之发达, 必视学术为目的, 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③ 这种视学术“为政论之手段”的观念是传统的, 因此, 王国维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学术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那么, 独立的学术以什么为自己的目的呢? 王国维讲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 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 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他的学术独立论主张是从人固有的需要出发来立论的, 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所以, 在王国维那里, 学术也不仅仅是为了客观的真理, 还为了人生, 而且他把后者看作是根本, 他的学术独立论是指向人生价值论的。因为王国维所理解的“真理”, 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人生上之根本问题”的解释, 按照他当时的观点, 这种根本问题还是人生问题。正是确立了人生这个本体, 王国维才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据。
研读王国维的前期论著, 可以发现王国维反复强调学术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那就是关注甚至推崇学术的形而上意义。他讲学术独立, 首先是强调哲学的独立; 而哲学的独立,又是指哲学在“形上之学”意义上的独立。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学家那里, 王国维接受了“本体论”的观念以及“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等相对的概念, 并十分注重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和价值。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主张固然同他近似国粹派的学术立场有关④, 但是, 更是出于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种敏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叶秀山评论说: “在当时中国学术界, 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 不像现在这样清楚, 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 也还是有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 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⑤ 他是深感中国的学术太关注形而下问题,注重实际经验有余而思辨和理论不足, 因而在引进和理解西方学术的过程中, 往往只看到“形下之学”, 即使是西方的形而上思想也往往被误解为形下之学。在他的心目中, 形下之学不是不必要, 而是低于形上之学。所以, 他评价学术明显地褒形上之学, 贬形下之学。这种学术追求源于王国维的学术志向, 他力图重建中国的思想文化, 创立真正可以与西方对话乃至比肩的中国现代学术, 而在他看来, 引进西方的形下之学(如科学技术) “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惟有形上之学才可能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国民性, 这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要“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⑥ 的要义所在。因此, 王国维讲学术独立要打破一切偏见, 并“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正是以学术的形而上意义而言。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追求, 使得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的美学成为可能。
在王国维的早期著述中, 哲学和艺术经常是相并列而论的, 认为二者都是最高尚、最无用的学术, 最需要强调它们的独立性。他认为: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 哲学与美术是已。”二者以真理为目的, 哲学家发明真理, 艺术家表现真理。但是,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纯粹的哲学, 也没有纯粹的艺术。因为, 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和艺术家, 哲学家和诗人作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他说: “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 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 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⑦ 于是, 哲学、艺术等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 前者不能作为后者的手段, 而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 艺术与哲学一样, 都关注宇宙和人生的大问题, 只不过方法不同。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 他说中国文学中最可宝贵者, 不过周秦以前的古典, 他们都是亦哲学、亦文学的, 所以要理解这些经典, 必须注重其哲学底蕴。
中国古代美学虽然也具备了某些形而上的哲思, 但就总体的原初形态而言, 更注重经验的归纳总结⑧, 特别是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美学更是特别执着于现实的生活经验。这既是一种民族特点, 有显著的长处, 但也存在着理论思维上的不足。王国维在研读西方哲学美学的过程中, 首先抓住了其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反思审美经验和艺术的特征, 并针对中国传统美学在思维方法上的某些不足, 特别强调美学研究的现代哲学品格和形而上意义。他说: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 有文学而无文法, 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 皆我国人之所不长, 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 之地位也。”“言语者, 思想之代表也, 故新思想之输入, 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 西洋学术之输入, 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 故虽有新字新语, 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⑨ 这里虽然直接论述的是言语更新问题, 实质上却是包含着检讨我国传统学术在理论思维方面的不足, 向西方学习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法, 以改造我国固有思想方法的现代性命题。
王国维所主张的艺术独立论是同他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等西方学者的审美独立论直接相关的。他说: “美之性质, 一言以蔽之曰: 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一切之美, 皆形式之美也。”⑩ 这里, 我们先不去追问王国维说这些话所包含的确切含义, 只是先指出, 这种审美独立论的现代性意义。现代性是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 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 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构架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 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11。“审美独立”或“艺术独立”的观点都基于这样的一种现代性思想, 即主张在文化领域中的人性以及价值的“自律”; 而使这种现代性美学思想得到合理证明的则是“审美无利害性”命题, 正如一位美国美学家所指出的: “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12 王国维始终抓住了来自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人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 来阐述他的“美是形式说”和“艺术独立论”, 其深层意义就在于突出美、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性这个现代美学命题, 从而使他的美学研究突破经验归纳和即兴感悟的传统套路, 具有了现代哲学的理性思辨特征。由此出发, 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学术的经验层面, 使得他的《红楼梦》研究、词学研究以及戏剧(特别是悲剧) 研究开创性地凸显了现代哲学自上而下的演绎思维品格。这些都从思维品格上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二、人生论美学之创立
王国维在中国美学中确立现代哲学的形而上品格的同时, 也给中国美学赋予了现代人本主义的精神。实质上, 当学术超越了实际经验范畴, 知识便有了全人类的共通性; 只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古今中外一切学术, 无论其是否有实用价值, 因为只追求宇宙人生的普遍真理, 所以只有真伪之别;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学术的价值在于学术本身, 即认识真相, 而不能把它作为政治或者道德的手段; 惟有从形而上意义上看, 哲学和美学才可能以人为本, 才可能成为王国维所希望建立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论美学。或者反过来讲, 正是这种人本主义的立场, 决定了对于现代哲学思辨方法的选择。所以, 在王国维的思想中, 强调学术的形而上意义同强调学术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完全一致的, 也是互为因果的。只有以形而上的观点来关照人生,才可能见出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意义的人和人生; 只有在人文主义的意义上来关照人和人生, 才可能要求学术从一般的经验层面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可见, 王国维追求“形上之学”的知识观是同哲学和美学上的“人生论”价值观高度一致的, 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王国维实现了中国美学在价值定位上的现代转型。
王国维曾经说过: “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 此实科学中之科学”13, 这就是把人生作为其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而不以此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科学, 在他看来都是形而下的学问,也是他所不感兴趣的。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是叔本华, 在王国维看来, 叔本华主张人的本质是意志, 意志的“一大特质”是“生活之欲”14。既然哲学以人的本质为核心, 意志之源又在“生活之欲”, 那么, 在王国维看来, 所谓真理问题实际上也无疑就是人生问题了。可见, 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是要把学术从从属的、作为手段的地位转变为独立的、自律的地位,但这种学术自律并非是为学术而学术, 不是仅就学术本身来研究学术, 而是让人生问题在学术(哲学和艺术等) 中凸显出来, 使学术走向关注人生、理解人生、慰藉人生之路, 从而建立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哲学、人生美学等等。他讲的作为哲学和艺术的目的的“真理”主要属于生存论范畴, 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西方式的客观真理问题, 在王国维的学术独立论当中实际上并不占有核心的地位。了解这一点, 正是我们理解王国维的哲学观和美学观的关键所在。
在《〈红楼梦〉评论》中, 王国维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关于人生与艺术(他称之为“美术”)的话题。接过叔本华的观点, 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 而由“欲”必然产生“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 三者一而已矣。”15 而要想使人生摆脱这种生而俱来的苦痛, 关键是使人忘记或超越“欲”, 实现这个功能的最佳途径就是艺术。在他看来, 由于艺术本身是超越了“欲”的(“欲者不观, 观者不欲”) , 因此它也具有了使人超越“欲”的功能。王国维是这样解释艺术的目的和价值的: “美术之价值, 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 非有绝对的价值也。其材料取诸人生, 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 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 维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 始有价值耳。⋯⋯美术之价值, 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 而入于纯粹之知识。”16 这样, 在王国维那里, 审美和艺术成了人生的超脱之道。但是, 这种超脱不是经验界的逃避,而是形而上意义上的醒悟, 即获得内心的“平和”和“纯粹之知识”。所以, 王国维特别推崇悲剧的价值。
按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来看, 中国很少有“纯粹”的悲剧。王国维指出, 中国人的精神是世间的, 乐天的, 戏剧的结尾往往是“大团圆”, 而《红楼梦》却是“彻头彻尾之悲剧”, 而且是最高境界的悲剧。他照搬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以为在由“极恶之人”或“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 以及“非例外之事, 而人生之所固有故”这三种悲剧当中, 以最后一种悲剧的价值为最高,因为“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他指出, 《红楼梦》“不过通常之道德, 通常之人情, 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所以这种悲剧是“悲剧中之悲剧也”。整部《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它是悲剧;而且, 这种美学价值又同伦理学上的价值是“相联络”的。王国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尚之, 殊入恐惧与悲悯之二者, 为悲剧中固有之物, 由此感发, 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故其目的, 伦理学上之目的也”。他又根据叔本华的悲剧理论, 认为悲剧是艺术的顶点, 其作用在于揭示“人生之真相”。17 也就是说, 悲剧由于其净化作用和揭示人生真相的作用, 而具有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 而且, 美学价值是由于悲剧所具有的伦理学价值而获得的。
在西方学术影响下, 王国维论悲剧, 强调的是直面人生之苦痛或“忧患”, 认为只有从苦痛或忧患中觉醒而解脱者, 也就是懂得欲之无限、苦痛无限的道理, 而自觉放弃人生之欲, 这才可以说是真正具有了悲剧的价值。所以他说, 如果贾宝玉在黛玉死后自杀或放弃, 《红楼梦》就没有价值了。他解释说: “欲达解脱之域者, 固不可不尝人世之忧患; 然所贵乎忧患者, 以其为解脱之手段故, 非重忧患自身之价值也。今使人日日居忧患, 言忧患, 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 彼两失之”。18 王国维的这种悲剧观倒是延续了较长时间, 上面那段话写于1904年, 到了1912 年出版的《宋元戏曲考》里, 他在评论元杂剧时, 他也表达了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窦娥冤》、《赵氏孤儿》最有悲剧性质, 主人翁出于自己的意志“赴汤蹈火”, 这种悲剧的内涵, 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也不愧色。19 这种确认人类的苦痛之不可避免而直面之, 并要求具有超越的勇气的悲剧观点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悲剧观。雅斯贝尔斯曾指出, 在古代中国, 由于人们成功地取得了对宇宙协调一致的解释, 并在实际生活中与之保持一致, 人们总是把晴朗、美好、自然和高尚的人性和有条件的秩序看作更真实的东西, 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现代悲剧观念。20 而王国维却把人生的苦难作为生活的本真和必然来肯定, 并赞赏那种直面人生苦难而有超越的勇气的人物, 显示出与中国传统悲剧观念的鲜明分野。同时, 王国维的美学和伦理学旨趣在于通过悲剧使人从经验界向“纯粹”的形而上高度超越。他按照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美学家的思想, 关注艺术的哲学意义和形而上价值, 所以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形式。所以, 他虽然认为艺术是“慰情”的, 似乎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艺术“慰藉”说没什么不同; 但是, 这种艺术“慰藉”说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展开的, 而王国维的悲剧“慰情”说主要不是在经验层次上, 而是在超经验的高度使人的情感进入“纯粹之域”。所以, 他在论述“古雅”时, 也说古雅介于优美和崇高之间, 可以使人超脱世俗, 进入到崇高境界。这样, 王国维在美学上追求形而上思维品格的人本主义内涵便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王国维一向批评中国文化过于重视实用, 而不重视不可利用的艺术。在他看来, 这是不懂得艺术特殊重要功用的表现。于是, 他提出了关于审美和艺术的著名的“无用之用”命题: “呜呼! 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 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 必质其有用与否; 为一事, 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 为世人所不顾久矣! 庸讵知无用之用, 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 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 则其朝夕营营, 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 安足怪哉! 安足怪哉!”21 这一句源自《庄子》的“无用之用”22 道出了王国维关于审美和艺术性质与价值最彻底也最具独创性的见解, 是把握王国维美学之人本主义取向的关键所在。
王国维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的情感得到满足和升华, 从而拯救人生, 这才是他主张审美和艺术独立、强调审美和艺术的形而上意义的本意所在。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关注人生、解救人生和提升人生境界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他还接过叔本华的话说, 艺术当中以文学(诗歌、戏曲、小说) 为“顶点”, 因为“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3。正因为这种“人生艺术论”是以出世的精神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 所以, 王国维讲审美无用,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用”; 他讲艺术的形而上意义, 实际上还是着眼于现实人生的解救。在“无用之用”这个命题里有两个“用”, 前一个是指世俗的政治、道德等说教功用, 后一个是指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建设的功用。所以, 这两个“用”实际上也正好代表了两种关于审美功能的观念: 一种强调审美的政治功利, 一种强调审美的人文功能。而王国维讲审美的“无用之用”就是否定美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而主张美学上的人文功利主义。正是因为后一种功利主义强调以人生论为基础, 从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推演出对于人生以及社会的积极功用, 所以也可以把它叫作“审美功利主义”24。
这种“审美功利主义”是以王国维对西方“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独特理解为理论基础的。王国维认为美具有无利害性, 而这种审美的无利害性在于把对象视作美时, “决不计及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 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 而不存乎其外”。再进一步, 由于美的形式不关涉人的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 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25。这最后一步推论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按王国维的理解, 审美无利害性由观赏方式转变为美的对象或审美自身的功能, 关键在于在审美之时, 全神贯注于美的形式而忘却了利害考虑, 由此形成一种高尚纯粹的情感, 这种情感不仅是审美过程中发生的, 而且还可以迁移到审美过程之外的整个人生。
所以, 审美和艺术具有了去除人生欲望的功能。这就是中国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能论) 关于审美功能心理机制的认识, 蔡元培、鲁迅、丰子恺、朱光潜等人均接受了这种观念, 并同王国维一样, 由此建立起审美或艺术的功能论。审美功利主义的特征是: 既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工具论, 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的形式主义; 既反对“文以载道”式的艺术功能论, 又反对形式主义排斥审美和艺术的一切功能, 而是要求从审美和艺术本身来推演出审美和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和修养的独特而积极的功能, 即情感满足(宣泄) 和升华功能, 从而充分肯定审美的人生价值。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 说“无用”, 说“去欲”, 很容易联想到古代道家的学说, 特别是“无为说”。王国维曾经给老子以“中国第一个哲学家”的美称, 并精彩地指出了老子“无为说”的真谛在“有为”: “老子虽说‘无为之有为’, 而仍注重于有为之一面……。”王国维认为这是区别老子和列子哲学“最不可忽过”的要点, 因此把老子说成理想家, 而对列子的个人消极解脱说则有所贬斥。26 这一褒一贬可以见出王国维讲审美和艺术超脱作用的真正用意所在, 而“无用之用”这句话的语式也同老子的“无为之有为”何其相似。这更加显露出王国维提出审美独立这个“矫激之言”的真谛在于积极入世的人生和社会关切。王国维曾深刻地指出, 老子学说崇尚“自然”、“虚静”, 但是,“绎其本旨所在, 别有一种真面目之理想或主张”, 27 我们今天研究王国维的美学, 也要以王国维读老子学说的方法, 深入地体会和揭示其学说的真实面目和精神实质。从总体上看, 王国维虽注重审美的无利害性和解脱之功效, 却从未放弃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虽然他的著作常显露出愤世嫉俗的情感, 但他的内心仍是积极的, 入世的。或者说,正是他的积极和入世, 才使得他那样地愤世嫉俗。这种“无用之用”的话语结构成为了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审美功利主义的经典语式, 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蔡元培、朱光潜) ,所谓“美术似无用, 非无用也”、“不用之用” (蔡元培、鲁迅) , 所谓“无所为而为” (朱光潜对审美“无利害性”的汉译) 等等, 其用语的结构, 其表达的思想, 与王国维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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