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22
摘 要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特有的织造工艺，其纹饰和色彩瑰丽，制作繁复而精细。试图从新的观念：符号学、图像学等方面研究土家族织锦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并指出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土家织锦在社会教化、民族历史、色彩心理、纹饰形成等诸多深层次的作用。
关键词 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关键词 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